第一次鴉片戰爭開打，慈禧太後還是個四五歲的娃娃；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她隻是個妃子。
兩次鴉片戰爭跟她沒什麼直接關系啊，『慈禧太後的‘鴉片戰爭’』從何說起呢？
晚清抽鴉片的男子。
我們今天說的『鴉片戰爭』，是慈禧太後統治期間發生的，不是真刀真槍的拼殺，而是市場上『洋藥』《進口鴉片》與『土藥』《本土鴉片》的角逐。
寓禁於征
道光年間，鴉片成為清朝面臨的嚴重問題，朝廷一直采取厲行禁止的態度，最嚴厲的時期，『凡吸食、販賣、種植者皆斬』。
雖然事實上走私、販賣越來越多，但朝廷一直未松口，即便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戰敗後也沒有松口。
1858年10月，中英在上海進行稅則談判，英國強硬地提出『鴉片貿易合法化』的要求，咸豐帝也想以此作為交易的砝碼，換取罷議《天津條約》中公使駐京條款。
結果呢？
中英雙方簽訂《通商章程善後條約·海關稅則》，其中規定：『洋藥準其進口，議定每百斛納稅銀叁拾兩』
英國推動『鴉片貿易合法化』的目的達到了，而咸豐帝『罷議公使駐京條款』的願望落空了。
事實上，鴉片問題已經嚴重到了禁而不能止的程度。
據估算，1842年印度產鴉片在中國銷售28508箱，到1858年已大幅增至61966箱，其數量增長之快，令人感到憂慮。
既然進口鴉片可以公開銷售，那本土鴉片也沒有禁止的必要了。
1859年，惠親王綿愉奏請將洋藥、土藥一律抽厘，獲咸豐帝允準。
抽鴉片的勞工。
需要明確一點，朝廷並沒有放棄禁止鴉片的姿態，對鴉片征稅抽厘，美其名曰『寓禁於征』，即通過征稅增加鴉片吸食成本，抑制煙毒泛濫。
這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說辭，其真實想法不外乎：既然無力禁絕，不如從中收稅以緩解巨大的財政壓力。
鴉片商戰
1861年，當慈禧太後奪得大權之際，她接手的就是一個煙霧繚繞的清朝。
一方面，進口鴉片貨值日益增長，大清的白銀嘩啦啦地外流；另一方面，本土罌粟種植面積日益增長，因為種罌粟制鴉片獲利更高，各地農民紛紛棄種農作物。
朝野上下都看到，本土種植大有文章可做。
隻有本土鴉片生產多了，才能減少進口。
也就是說，鼓勵本土種植罌粟生產鴉片，一可以減少白銀外流，二可以增加稅收。
精美的鴉片煙槍。
於是，『鴉片商戰』的論調開始被公開討論。
早在道光朝末期，官員梁章鉅就記下了『鴉片商戰』的言論：
『近日英夷就撫而鴉片之禁漸弛，漏卮之弊愈不可稽，於是留心國計者僉議，請令各直省普種罌粟花，使中原之鴉片益蕃，則外洋自無可居奇之貨……』
在這時候再提『鴉片商戰』，顯然更容易為人所接受。
既然免不了鴉片之害，那就不如自產自銷，起碼會逆轉白銀外流的趨勢。
1873年，實業家鄭觀應在《救時揭要》一書中寫道：『使人皆多食川土，而少食洋土，豈非固國衛民之一道乎？
』
1874年12月，直隸總督李鴻章在奏折中寫道：『既不能禁英商之不販洋煙，即不能禁華民之不食洋煙，惟有暫行弛禁罌粟，不但奪洋商利權，並可加增稅項……陰陽相抵，以冀洋藥漸來漸少，再加厲禁為宜』
老李還說：『土藥性暖價廉，而癮亦薄，不比洋藥為害之烈』
對於『以土抵洋』的觀點，慈禧太後態度曖昧，言談之間仍是禁止種植，甚至1864年頒佈了《禁栽種罌粟示》，但從未認真加以落實。
而各地封疆大吏則積極行動了起來，或鼓勵或默許農民大規模種植罌粟，對此征收稅厘。
事實上，『鴉片商戰』已經開打。
慈禧太後對此心知肚明。
罌粟遍野
因為比種糧食收入多好幾倍，農民種植罌粟可謂熱情高漲。
同治年間以及光緒初年，20年的時間裡，罌粟花迅速開遍全國18個行省，從東北到西南，從東南到西北，沒有一個省甘居其後。
以山西為例，咸同交替之際種植罌粟成為風氣，之後快速蔓延，到光緒初年達到『幾於無縣無之』的地步，北部『數百裡一望無際』。
《溫洗馬戒吸食鴉片栽種罌粟說》一文提供了一組數據：『按吾晉土田志舊書所載四十九萬五千九百三十四頃，今自罌粟盛行，每縣之田，種罌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計之應占十五萬頃』
1909年，四川罌粟田。
1903年《農學報》記載，『山西鶯粟之產，以太原、榆次、交城、文水、代州 、歸化等處為最盛』，六地種植面積超過3萬畝。
根據1906年《國際鴉片委員會報告書》統計數據，山西全省每年產鴉片300萬斤，若以畝產20兩計，約占耕地120萬畝之多。
位於東南沿海的浙江，同治、光緒年間也迎來了罌粟種植的興盛期，『人人情願作花農，不植稻粱植罌粟』。
在臺州府，『田家春熟，概種罌粟，豆麥則十居一二』；在溫州府，『《罌粟》初自臺州來，近多畦種……雖有禁拔之令，而種植益翻』；在紹興府餘姚縣，『《罌粟》其利倍於棉花，多廢彼而種此』……到1900年，浙江全省罌粟種植面積已達473700畝。
1902-1907年，東北的罌粟田。
1873年，英國傳教士理雅各在中國觀光，沿途所見，『黃河和長江之間的土地上都佈滿了罌粟田』，哪怕在孔子的故裡也不例外。
1894年，英國年輕人莫理循在中國中西部旅行，據他所見：『《從湖北、四川到雲南》整整1700英裡的旅途中，罌粟種植園從未從我的視野中消失過』
朝廷中毒
『以土抵洋』成效顯著。
根據姚賢鎬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1895年》一書中的統計，1867年，鴉片進口貨值在中國進口貨值中占比46.15%，1894年這一比例降至20.56%。
歷史學者費正清曾指出：『1880年以後，中國土產鴉片逐漸代替印度的產品』
《中國社會史：煙毒的歷史》一書引用的另一組數據顯示，1906年，本土鴉片為58.4萬擔，而進口數量為5.4萬擔，鴉片的自給率達到91%。
可以斷定，清朝取得了『鴉片商戰』的勝利。
在『土藥』瘋狂增長的同時，官府對征稅抽厘忙得不亦樂乎。
從罌粟種植到鴉片生產、運輸、銷售等各個環節，各省設置了名目繁多的稅、厘、捐。
1901年，北京一家鴉片煙館。
當初『寓禁於征』的設想，其重點就在於『征』，以此來解決財政危機。
鴉片稅成為很多地方的支柱收入。
例如，《十年海關報告《1882-1891》·重慶報告》指出：鴉片稅與鹽稅為四川省最重要的兩種歲入來源，且在1882年至1891年鴉片稅的重要性高於鹽稅。
陜西、山西、甘肅、雲南、貴州等省，莫不如此。
有學者粗略統計，全國鴉片稅厘收入在1868年至1886年每年約為300萬兩，1887以後突然增為每年900萬兩甚至超過1000萬兩，1895年以後又降為600萬至700萬兩。
1901年以後，為了償還庚子賠款和舉辦練兵、辦學等新政，朝廷在各省推行土膏統稅。
此稅稅額數倍於以往，猛然推高鴉片稅厘收入。
1908年，征收洋土藥稅厘3302萬兩，占國家財政總收入《27992萬兩》的比例為11.8%。
晚清國庫空虛，支用浩繁，從鴉片貿易中征收的這些銀兩，確實為朝廷提供了經費保障，維持了運轉。
不過，就像癮君子一樣，朝廷也中煙毒極深，一旦離開鴉片稅厘，它的財政體系隨時面臨崩潰的危險。
煙毒泛濫
進口和本土鴉片競相流出市場，吸食者必然一天比一天多。
晚清到底有多少人吸食鴉片呢？
要想拿出一個比較準確的數字是十分困難的，那時候又沒有相關的統計。
貧窮的鴉片吸食者。
根據一些推算和人物見聞，我們還是可以了解大概情況。
這類描述，足以讓人吃驚。
從達官貴人到販夫走卒，大量吸食者陷入其中不能自拔。
據《泰晤士報》駐京記者莫理循《即前文提到的英國年輕人莫理循》在致友人的信中所言：
『皇太後本人就吸鴉片，外務部尚書慶親王是煙癮極大的鴉片煙鬼。
外務部的第二號人物、這個帝國最有權力的大官之一——瞿鴻禨手裡也攥著大煙槍。
曾去參加英王加冕典禮的載振也吸鴉片煙，這個放蕩的年輕惡棍現在是商部尚書』
更離譜的是，皇宮裡竟然開了很多鴉片煙館。
光緒初年，太監徐志詳在東華門鑾儀衛公所內開設鴉片煙館。
1881年，因卷入盜竊案被抓，據他供述，當時紫禁城內私開煙館70餘處、賭局7處。
吸食鴉片的旗人貴婦。
在帝國的權力中心如此，民間就更加泛濫了，無數人變成『煙鬼』，『垂頭喪氣鬧昏昏，斜睨燈槍欲斷魂』。
1893年，傳教士哈德遜·泰羅在訪問十個省份後說：『當我1854年第一次到中國時，鴉片上癮的人相對較少，但近二十年鴉片迅速蔓延，近十年更快，現在吸食鴉片猖狂得驚人』
據在四川行醫的加拿大人啟爾德所見：『在四川鴉片風行的一些地區，估計有50%至80%的人上癮，其中30%至50%是女人。
……在成都及四川其他城市的街道上，經常可見鴉片煙館』
溫州傳教士蘇慧廉做過調查，溫州城內1892年公開經營的煙館有700多家，1904年增加到1200多家。
按照當地人口數量測算，每30個成年男子就有1人吸食鴉片。
這還不算嚴重。
在衢州府西安縣，1909年小小的縣城內煙館數量超過 300餘家，遍佈大街小巷，吸食鴉片男子占比達到20%。
1909年，參加上海萬國禁煙會的清廷代表唐國安估算，全國吸食者群體達1345萬人左右。
歷史學者林滿紅根據1906年鴉片銷量《洋藥5.4萬擔，土藥58.48萬擔》推算，全國有1960萬吸食者，占全國總人口的4.56％。
結語
無論廟堂之高還是江湖之遠，有識之士的禁煙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鴉片把一個國家搞得烏煙瘴氣，不禁絕的話隻能讓清朝速亡。
鴉片煙館內景。
1906年9月20日，慈禧太後下旨：『著定限十年以內，將洋土藥之害一律革除凈盡』不久，《禁煙章程》公佈，希望從限種罌粟入手，通過杜絕吸食、清查煙館、配制戒煙方藥等方式，逐步實現禁煙目標。
但是，偌大一個國家被鴉片蹂躪數十年，千瘡百孔病入腠理，哪有那麼容易治愈？
歷史留給大清的時間已然不多。
禁煙目標未及實現，大清王朝就轟然倒塌，騰起的鴉片煙灰直沖雲霄。
參考資料：
馬維熙《走向激進：清末禁煙運動之縮期禁煙政策研究》
林滿紅《晚清的鴉片稅《1858～1906年》》
付娟《論鴉片貿易合法化對中國近代禁煙的影響》
鐘聲、向來《晚清浙江的鴉片種植》
吳朋飛、侯甬堅《鴉片在清代山西的種植、分佈及對農業環境的影響》
劉增合《晚清『鴉片商戰』觀與近代經濟民族主義的非理性》
曾耀輝《晚清鴉片稅及其對民生社會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