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變了，變得他們幾乎不認識了。
首先，他變得和氣、謙虛、周到了。
以前他做事直來直去，不太講求虛文俗套。
現在則和那些庸官俗吏一樣注意禮儀排場。
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說，與人相處，不能過於拙直，『餘生平不講文飾，到處行不動，近來大悟前非』。
在官場生存，必須習慣官場上虛與委蛇的那一套：『官員及紳士交際，則心雖有等差而外之儀文不可不稍隆，餘之所以不獲於官場者，此也』
他在起程前首先給各軍將領、各地大吏每人致信一封，以非常謙恭的語氣，乞惠『指針』。
到了長沙之後，首先拜遍大小衙門，連小小的長沙縣衙他也親自造訪。
原來對那些無用的官樣文章，他不理不睬，現在則每信必復。
他對老朋友檢討說，以前『接人應事，恒多怠慢，公牘私書，或未酬答。
坐是與時乖舛，動多齟齬』。
因此『此次再赴軍中，消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見，虛與委蛇，絕去町畦。
無不復之緘咨，無不批之稟牘，小物克勤，酬應少周，藉以稍息浮言』。
此前他對人總是持有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心態。
現在他努力包容那些醜陋的官場生存者，設身處地體諒他們的難處，交往時極盡拉攏撫慰之能事，必要時『啖之以厚利』。
以前曾國藩是斑馬群中的野馬，自然引起斑馬們的群起攻擊。
現在他也塗上了斑紋，以便令斑馬們誤認為自己是他們的同類。
然而這番變化太過迅速，甚至引起好友們的誤解。
郭嵩燾說：『曾司馬再出，頗務委曲周全。
龍翰臣方伯寓書少鶴，言司馬再至江西，人人愜望，而渠獨以為憂。
憂其毀方瓦合，而任事之氣不如前此之堅也』胡林翼則說他『漸趨圓熟之風，無復剛方之氣』。
曾國藩自己也承認：『寸心之沉毅憤發，尚不如前次之志。
至於應酬周到，有信必復，公牘必於本日完畢，則遠勝於前』
然而這套儒道溶揉的老練、莫測的神態在官場上卻如魚得水，『再至江西，人人愜望』，從此他用人籌餉比以前大為順利。
他自己也滿意地說：『吾往年在外，與官場落落不合，幾至到處荊榛。
此次改弦易轍，稍覺相安』
二是他對皇帝，不再那麼直言不諱，而是學會了打太極拳。
曾氏早年奏折，『戇直激切，不講究方式方法』，那道《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曾惹得皇帝大怒，差點引來殺身之禍。
練兵之初，曾國藩不光對同僚不假辭色，甚至對皇帝說話也句句如鋼似鐵。
皇帝給他下過多次指示，都被他以不合實際為由直接頂了回去。
比如咸豐三年十月，武漢被太平軍圍困，皇帝急命正在練兵的曾國藩去營救。
曾國藩卻因兵未練熟，裝備未齊，拒不聽命，說：『未敢因諭旨嚴催，稍事拘泥』當年十一月，太平軍又進逼安徽省會，皇帝再次令他出師，他回復說：『不能草草一出』惹得皇帝大怒，批評挖苦他道：『今觀汝奏，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
平日漫自矜詡，以為無出己之右者！』曾國藩接到批復，仍然拒不聽命，與皇帝節節辯論，回答道：『皇上如果責臣以成效，則臣惶悚無地，與其將來毫無功績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時據實受畏葸不前之罪』把皇帝頂得無話可說，隻好讓步撫慰，說：『汝之心可質天地，非朕獨知』
在皇帝拒絕授他督撫之權後，他所上的奏折，更為意氣用事。
皇帝說允許他在家守孝，但一旦軍情緊急，『仍當即赴軍營』。
曾國藩的復奏卻稱『自問非有為之才，所處又非有為之地』，不能再出，且說『自後不輕具折奏事，前在江西尚有一二經手未完事件，擬即函致江西撫臣耆齡，請其代奏』，大有與皇帝一切兩斷，不再來往之勢。
這些奏折，在皇帝頭腦中強化了曾國藩勇於犯上、桀驁不馴、難以駕馭的印象。
這也是皇帝對他不能信任，不敢給他大權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再次出山之後，他奏事風格大變。
皇帝命他再出之旨六月初三奉到，六月初七他就起程了。
所上《恭報起程日程折》，平實沉穩，無絲毫討價還價之意，頗得皇帝歡心，說『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關心大局，忠勇可尚』。
再出之後不久，皇帝命他率部入四川。
他不願奉命，但也不再公開抗旨，而是連上數折，或托詞所部正攻打景德鎮，無法分身，或者講可以滅敵於湖南而不必入蜀，或托言江西安徽當守，多方周旋，剛柔相濟，終於擺脫了西上四川、客軍虛寄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