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被我們稱為母親河，但這位『母親』在古代對我們子孫可不『厚道』，根據相關記載，黃河在歷史上或泛濫或改道的次數多達一千五百多次，給兩岸百姓造成了極大的損害。
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大部分統治者都十分重視對黃河的治理，但由於治河既費錢又費力，還要『對症下藥』，因此，也是統治者們最為頭痛的事情之一。
歷史上，中國治河最見成效的時期，要數清朝初年的康熙治河，康熙堪稱治理黃河的佼佼者，經他一治，我們的母親河安定了百餘年。
但是治河的過程卻是一波三折，甚至上升為政治問題。
不就是治水嘛，要麼疏要麼堵，為何會如此復雜？
我們先從為何要治河說起。
康熙為什麼下定決心要治河？
為民除『害』
清朝初期，黃河頻頻發生水患。
據歷史記載，順治在位十八年，黃河先後有十五次決口；從康熙元年到十五年決口次數更是高達四十多次，有時一年就決口六次。
嚴重的水災給沿岸百姓的生命及財產都造成了極大的損害，為民除『害』，這是康熙治理黃河的原因之一。
破壞農業生產，嚴重影響稅收
古代封建社會是傳統的農耕社會，在商業不發達的情況下，清初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為田賦，黃河多次發生水患，嚴重破壞了沿岸的農業生產活動。
比如，康熙元年，開封黃河練口河決，祥符、中牟、陽武、杞縣等七縣受災，『田禾盡被淹沒』；康熙六年《1667》河決桃源，沿河州、縣受災，『城門堵塞，鄉民溺斃數萬』。
百姓生命得不到保障，田禾被淹，由此對國家穩定和收入都產生影響。
京師漕糧受阻
黃河在歷史上曾數次改道，宋朝之後，黃河下遊河道改折向南，從河南經江蘇北部，在淮陰附近與淮河會合，東註入海。
至元代，京杭大運河開通後，其淮陰以北的蘇北段運河要借兩百裡黃河河道。
黃河從青海流經中國西北的黃土高原，一路奔騰，像一匹桀驁不馴的野馬，從中遊攜帶了大量泥沙向下遊奔瀉。
而黃河中下遊，地勢平坦，河道開闊，水流緩慢，導致泥沙在此不斷沉積，從而抬高河床，逐漸形成『地上河』。
因此，中下遊河段全靠人工築堤束水，這樣就會出現一個問題，每每到雨季或汛期，那些年久失修的堤壩就會決口。
特別是在黃河、淮河、運河交匯處，災情最為嚴重。
黃河水強，淮河水弱，黃水灌入淮水，就會湧入運河，致使漕運受阻。
元代以來，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在北，而經濟中心在南，為了供應京師，朝廷每年都有大量的錢糧通過運河從南運至北京等地。
一旦漕運受阻，即有可能動搖大清王朝的統治。
這種情況在元明也一樣，所以在清代以前，其他王朝也治河，但成效不大。
也由此可見，治河直接關系到國家命運，成為立國之本。
康熙在上任後，把三件事作為關系帝國命運生死存亡的大事，即三藩、治河和漕運。
他也把這三件事都落實了，那麼，他是如何落實治河的呢？
治河要人才要技術還要錢
康熙親政初期，財政困難，沒錢治水，隻進行了一些小規模的治理工程，其目的也僅為保證漕運的通暢。
但每年花費的錢也不少，至少也得幾十萬投入。
至康熙十二年，治理黃河提上日程，但不料年末發生了三藩之亂，治河一事隻好擱置，王朝全部的人力和物力都用在了平叛上。
至康熙十五年《1676》各地又發生洪水，黃河與淮河又一次同時上漲，河水倒灌洪澤湖，高家堰決口三十次，漕堤崩潰，揚州府受災，宿遷、清河、山陽等都出現多處決口。
可以說，河道破壞嚴重，潛在隱患極強，如果再不加以治理，不但江南地區被淹沒、運河航道被淤泥阻斷，而且河南及山東也可能會被洪水淹沒。
在這樣危重的情況下，盡管三藩之亂還未平定，財政依然吃緊，康熙還是決定徹底治理黃河和淮水。
說到治水，要錢、要技術，更為關鍵的是要人才，選誰來治河成為康熙治河的重中之重。
清兵入關後，設有河道總督，稱總河，也是整治黃河的最高官員。
總督轄下有部隊，稱為『河標』，專門負責守汛、防險，服從隨時調配。
漕運也是一樣，設有漕運總督，轄下也有部隊，稱為『漕標』。
兩位總督皆屬二品大員，也是清朝時期的『肥缺』。
當時的河道總督叫王光裕，光拿錢不辦事。
朝廷一查，說是正在修建緊急工程，實際根本沒動；說是已經完工的工程，質量又非常差，新修的河堤還沒有舊堤的一半高，『肥缺』就是這麼來的。
於是，康熙二話不說就罷免了王光裕，最後選來選去，康熙選中了安徽巡撫靳輔，將其提拔為河道總督，令其徹底治理黃河水患。
那麼，靳輔有什麼特殊之處呢？
最大的特點就是學歷高，勤於政事，辦事腳踏實地，也善於識才用才。
康熙對靳輔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而靳輔也沒有讓他失望。
靳輔於康熙十六年三月被任命，四月初即前往宿遷河工署上任。
到任後，他『遍歷河幹，廣諮博詢』，在實地考察了兩個月後，於六月就向康熙上交一份治河的『企劃書』，即《經理河工八疏》《以下簡稱『八疏』》。
在《八疏》中，他采取治河的理論源自明朝河道總督潘季馴的理論，即『築堤束水，以水攻沙』，並結合實際情況，提出將河道運道一體，合而治之，一改之前的僅『保運』的做法。
為此，他列出了五個項目和三個保證。
五個項目分別是：
其一，疏下遊河道：用兩百天時間疏清江浦到雲梯關下遊河道，並加築兩岸大堤；
其二，治上流淤墊：高家堰西至清口之小河兩旁各挑引河一道，引淮刷黃；
其三，培修七裡墩、武家墩等臨洪澤湖殘決堤岸；
其四，填塞黃、淮各處決口；
其五，疏清口至清水潭運河二百三十裡，並加固東西兩堤岸
三個保證分別是：
一：錢糧浩繁，須提前籌劃，治河所需經費約兩百五十多萬兩；
二：裁並冗員，以調賢員，嚴明職守；
三：竣工後，請設巡河官兵守堤，共計六營約五千八百多人。
康熙在收到靳輔的《八疏》後，馬上與議政大臣、九卿及科道等官員，開了個集體會議，官員們自然不同意大修，費錢太多不說，動用勞役數量也太大。
比如在第一項工程中，一天就要動用十幾萬人，易生事端。
所以，大臣們都認為，還是像之前一樣小修一下就可以了。
但康熙沒有聽從他們的建議，而是以河道關系重大為由，酌令靳輔『再行確議具奏』。
至同年九月，靳輔再次上疏，在前一次的基礎上做了修訂，但變動不大，比如第一項工程，人員每天可以從十幾萬人減少到三萬，相應工期則從兩百天延長到四百天等。
由於靳輔的治河方案全面貫徹執行了康熙『一牢永逸』的指導方針，最終得到了康熙的大力支持。
康熙十八年，靳輔的治河方案被批準，二月決定支給正項錢糧兩百五十多萬兩，工期限時三年。
整個治理工程相對比較順利，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四月，治河工程見成效，實現了『河歸故道』，下遊的山陽明、高郵等七州縣民田，皆出水可耕地。
治河治出了『政治問題』
對於靳輔的治河工作，康熙雖極力支持，但反對的聲音一直不斷。
康熙十九、二十年先後遭遇了兩場洪水，河道決口數次，比如楊家莊的堤壩決口了兩次，宿遷的徐家灣也決口一百多丈。
諸如此類決口，原本沒什麼奇怪的，但有人借此大作文章。
比如左都禦史魏像樞，他說花兩百多萬為『一勞永逸』，結果還沒竣工，就有堤壩決口，這叫什麼『一勞永逸』？
再如佈政史崔維雅，他更是認為應將靳輔的治河工程全拆了。
即便在他巡視完河工之後，還是提出所謂的二十四條責問靳輔，並再次上疏，說靳輔所修工程，多有不堅固，與一勞永逸大不相符，應將靳輔及監修各官從重治罪，並對不堅固之處，責令賠修。
但康熙沒聽一面之辭，他在研究了靳輔的治河方案，看了靳輔的答辯之後，還是選擇了支持靳輔，但內心也充滿矛盾。
有人曾提出開啟海運，但黃河運道並非隻濟漕糧，商賈百貨皆要通行，就算開挖海運，又要建造船隻，也要疏通河道，其費用更大。
還有人提出，要求康熙把靳輔給換了，但康熙尋思著，另用一人會出現責任相互推諉現象。
最後，在眾臣的參議下，康熙決定將靳輔革職，但仍留任，戴罪督修，其他修築各官也是如此，但並未責令賠修。
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各大治河項目基本竣工；十二月，靳輔官復原職。
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寒冬來臨之前，康熙決定親自巡視一番讓他耗費幾百萬兩銀子的河道治理工程，到底是個啥樣！
康熙要來親自巡視，這令靳輔有些意外，也十分激動。
這位唯一給他信任和支持，並給他主持公道的英明君主，此舉也令他感到萬分榮幸。
但這次的巡視也為之後靳輔的再次革職埋下了伏筆，康熙在肯定靳輔治河成就的同時，也提出了一個新的理論。
康熙對黃河治理十分重視，私下自己也做了很多功課，他六次南巡，黃河治理工程都是他的重點巡視項目。
這次他在巡視後，為靳輔題了一首詩：
防河紆旰食,六禦出深宮。
緩轡求民隱,臨流嘆俗窮。
何年樂稼穡,此日是疏通。
已著勤勞意,安瀾早奏功。
靳輔深受感動，叩首謝恩，心潮澎湃，所有治何的艱辛和委屈，都在此刻化為激動的淚水，並上疏表忠心：『臣惟有鞠躬盡瘁，以效犬馬之報』，他也的確身體力行，最後病死在任上。
康熙看了河工後，他明白離『一勞永逸』還有距離，事實上，這也是不可能辦到的事情，因為黃河流向不斷在變化中，隻能加以防患，何來永逸？
但在當時，康熙固執地認為，這個願望是可以實現的。
為此，他除了提出要靳輔再加大力度整飭易決口的堤壩外，還認為可以通過下挖海口，將積水排出，這樣雙管其下，才能達到『一勞永逸』。
於是，康熙返京後，馬上安排安徽按察使於成龍負責此案，並命靳輔給予支持，且不得有誤。
但這道旨令一經下達，就在朝廷中引發了一場關系到全局的爭辯。
靳輔和於成龍的觀點完全相反，或者說靳輔並不贊成康熙的治理方案。
靳輔根據多年的治河經驗及實地勘測發現，泛濫區域的地勢低下，大多在海平面以下。
一旦開挖海口，不但難以將積水排出，反而會引發海水倒流，由引發更大的災難。
而於成龍則固執地要執行康熙的方案，在這種情況下，康熙派人去實地勘測，之後得出的結論也是不開挖海口更妥當。
康熙雖然表面妥協了，但在行動上卻並未放棄。
幾個月之後那些實地勘測的官員被罷免，理由是勘察回奏與實情不符。
再之後便有官員開始大力贊同康熙的觀點，比如禮部尚書湯斌，說自己之前就同意開挖海口。
這樣一來，康熙更加認為之前的勘測官員有受人指使的嫌疑，而這個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靳輔。
靳輔治河的確有功，但他不能剛愎自用，更不能視聖旨如無物，假借他的寬和在暗中推行自己的意見，以公謀私。
康熙十分痛恨朝臣結黨營私，更不容朝臣操控朝政。
因此，在他的眼中，能不能開挖海口，這項治河的方案似乎已經成為了一個政治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朝臣們也紛紛猜測皇帝的心思，他到底是想挖呢還是不想挖呢？
是想治靳輔的罪呢還是不想？
在勘測官員被免的事件發生後，朝臣們終於找到了答案，哦，原來皇帝是想挖的，對靳輔也有點意見了，於是紛紛行動起來，先是贊成開挖海口，之後工部又全盤否定靳輔的成績，認為虛靡錢糧，應對其嚴回議處，甚至連大學士明珠都牽扯其中。
對於朝臣的意見，康熙也有所考量，他最終還是想實踐自己的想法，下令撥銀二十萬兩，遣孫在豐去督理此事，並囑咐他有什麼問題可以去問湯斌和於成龍。
在是否肯定靳輔的治河工程，以及下一步是否開挖海口的第二階段工作上，九卿的意見都表現得極不不穩，一會認可，一會不認可，這讓康熙也十分不滿。
最後，康熙又做出決定，依舊是罷免靳輔官職，但仍留任繼續進行黃河治理的完善工作。
但隨著事態的發展，治河之事逐漸上升到朋黨之爭，康熙究竟是有意借河道之事鏟除朋黨人員，還是真的認為治理河道的確存在情弊？
總之，借著河道之事，明珠、靳德洪的大學士頭銜被革除，李之芳、餘國柱罷官免職，吏部、戶部及工部都有相關人員停職。
靳輔最終也被罷官，幾位參與治河工程的一再反復的官員，如漕運總督慕天顏、兩江總督董訥及督理下河工部侍郎孫在豐等人，或罷官或降職，並任命了一位新的河道總督–王新民。
但是康熙為了查明治理河道的事實真相，不僅派人前去勘驗治河工程，並且他自己也於康熙二十八年《1689》春再次巡視了治河工程，最終從現實和百姓口中得出判斷，靳輔的治河理念是正確的。
於是，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二月，康熙革除了王新民的河道總督，又令靳輔官復原職。
可惜的是，同年冬，靳輔死在了任了上。
靳輔死後，康熙不禁『臨軒嘆息』，賜其謚號為文襄，授予騎都尉的職位，世襲罔替。
至康熙四十六年，康熙第六南巡，仍對靳輔念念不忘，之後又追封為太子太保。
康熙新的治河方略
靳輔走了，然而黃河的治理還要繼續，康熙對靳輔的懷念，主要因為在靳輔之後，相繼幾任總河都毫無建樹，不僅無所作為，還把靳輔之前的治理工程搞壞了不少，這令他十分痛心。
比如董安國，在於成龍守孝期間，由他擔任河道總督，他試圖修建一座攔截黃河的大壩，這些工事純屬異想天開。
再如於成龍，他雖對靳輔的治河理念相左，但他自己也沒有一個治河的方案。
更讓康熙糟心的是，開挖了十幾年的下河後，他發現自己的治河理念是錯的，而靳輔所主張的不從地勢低下地區開挖的理念是對的。
此後，康熙潛心研究，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治河理念，即『閉六壩以束淮敵黃，通海口以引黃歸海』。
靳輔修築堤壩、約束河水、沖刷泥沙，這個理念沒錯，但有弊端，就是『隻顧上河，不顧下河』，為保運輸，修築了許多減水壩，結果導致下遊七個州縣頻繁被淹。
而康熙的理念則是兼顧上遊、下遊，盡可能地減少減水壩的使用，或者將其改為滾水壩，以此減緩及預防下遊的災患。
但是他的治河理念及相關治河工程，後繼任總河的於成龍並未執行，之後也因病去世了。
後來江南江西上總督張鵬翮接任河道總督，他嚴格執行了康熙的指令，治河工程才又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河臣報奏，經過數十年來的治理，『海口大通，河底日深，去路甚速，淮水暢出，黃水絕倒灌之虞。
下河等處窪下之區俱得田禾豐收，民居安晏』
綜上所述，康熙年間取得巨大的治河成績，與康熙的重視和努力是分不開的。
首先，他本人親自參與了研究和考察工作，采取以科學的態度取治河之法。
比如，他六次南巡，每次都親自勘察，取得了大量的一手資料。
再如，在靳輔死後的河工，基本都是由他本人設計，總河負責落實執行。
其次，康熙帝作用得人，特別是起用了靳輔為河道總督，對治理黃河起到了主導作用。
第三，康熙在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持治河，從根本上保證了治河的順利進行。
在康熙五十大壽時，他向黎民百姓宣佈：四海升平，百姓富裕，河工竣工，天下歸心，故而大赦。
他彷佛看見了『治隆唐宋』，在自己的餘生中迎來了超越前朝的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