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紀廣林，講述古成紀秦安的歷史文化
秦安縣令謝濟世：
竟是《雍正王朝》中赫赫有名的人物
文｜成紀廣林
謝濟世，清一代名臣，是《雍正王朝》中赫赫有名的人物。
餘伏案十餘載，鉆研地方史志，始知曉謝濟世還作過秦安知縣，內心不禁惶惶然。
查《清史稿》及秦州、秦安新舊志，均無謝濟世在秦安任職的隻言片語。
《清史稿》乃國史，謝濟世後來轟動朝野，要記述的大事非常多，遺漏作過小小的縣令此類事跡，似乎講得過去。
但州縣地方志書不應將其漏記，其因可能是當時兵荒馬亂、文書遺失之故。
近觀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清謝錫伯銘端硯』，知謝濟世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任秦安知縣。
這是一件造型簡單、極其普通的端硯。
長17厘米、寬10.8厘米、高42厘米。
硯面斜坡，光素無紋，石質潤潔如膚。
硯背有楷書銘文七行：
康熙五十七年，餘府君署鞏昌府秦安縣事，前知縣魏士升虧倉糧三千八百石，已求縣民代為賠補。
彼時正值軍需旁午，百姓轉運絡繹，米價甚貴，索之於魏，囊空如洗；征之於民，貧窘難輸。
餘府君代為捐完，魏士升無可報恩，送此硯，雲是家傳老坑之石。
餘不識其真否，留記以示後之子孫知之。
謝錫伯志。
從硯的石質、造型、銘文內容看，其年代應為清初無誤。
銘文中有魏土升、謝錫伯之名，另有謝錫伯稱之為『餘府君』者。
過去的收藏家，常把此硯視為謝錫伯之父、全州人謝濟世之物。
查光緒《重修常昭合志》及道光《秦安縣志》，魏士升，字允菾，蘇州府常熟縣人。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副貢生，充任教習，升秦安知縣。
秦安縣，明代為陜西鞏昌府，清因之，屬甘肅省。
地近西陲邊境。
康熙末年，準部策妄阿喇佈坦遣兵擾藏，藏人乞援。
當時清廷認為西藏為青海、雲南、四川之屏障，西藏的戰亂，實為西北之禍，故於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出兵西境。
連年的征戰，雖然鞏固了國家的統和維護了疆士，但卻消耗了兵力和國庫，加重了人民的負擔。
同時，天災也接踵而至。
道光《秦安縣志》：
國朝康熙五十七年地震，毀門樓及四角亭，周遭剝削，女墻垛口俱盡。
建築物損壞許多，但無力修復，人民生活當然更加困苦。
時清廷不得不免除陜西等地的賦稅，《清史稿》載：
夷虜跳梁，大兵遠駐西邊，一切征善，秦民甚屬勞苦，所有陜西、甘肅明年地丁糧稅俱行蠲免，歷年逋賦，亦盡除之。
硯銘實反映了當時軍務繁雜、物價上漲、民不聊生的社會情景。
而魏士升在任期間所虧倉糧三千八百石，或由於他貪婪無厭，或為民虧損，當然都得『求縣民代為賠補』，而謝某『代為捐完』，也決不會自掏腰包，也必然出在百姓身上。
一方硯臺，盡管是祖上遺物，石質尚佳，也抵不了三千八百石糧食，隻不過是一點回報罷了，不想卻記錄了秦安地區一段災難的歷史。
謝濟世《1689年—1755年》，清朝文學家，字石霖，號梅莊，廣西全州縣人，康熙四十七年，舉鄉試第一。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中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
雍正四年(1726年)，官至浙江道監察禦史，參劾河南巡撫田文鏡『營私負國，貪虐不法』，並『列舉十罪』，雍正將奏章擲還，而謝濟世還堅持要上疏。
雍正帝發現謝濟世所劾與李紱所劾內容完全一致，認為謝濟世是受了李紱、蔡珽的指使，命令廣西提督、署巡撫事韓良輔調查。
刑部尚書勵杜訥問誰是指使者？
他答以『孔、孟』。
是年被發往阿爾泰軍前效力，講學著書不輟。
雍正七年《1729年》，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錫保搜查謝濟世的居所，因為註疏《大學》《中庸》毀謗程朱獲罪，且對時政『恣意謗訕』，雍正帝尤憤怒《註》中所雲：『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十月入獄，獄中『欲自斃，絕粒五日』，但未死成，史稱『謝濟世註《大學》案』。
十一月二十七日，同陸生楠綁赴刑場，陸生楠先被斬首，此時刑官問謝濟世：『汝見否？
』濟世答道：『吾見矣！』錫保在刑場才宣讀聖旨：『謝濟世從寬免死，交與順承王錫保，令當苦差效力贖罪』，留軍前效力。
清高宗即位，召濟世回京，任為江南道禦史。
乾隆三年，授湖南糧道。
乾隆八年正月，向湖南巡撫許容當面揭發李澎、樊德貽等兩知縣劣跡。
許容反向朝廷誣告，戶部侍郎阿裡袞、孫嘉淦辦理此案。
補授湖南驛鹽長寶道。
乾隆九年《1744年》六月，蔣溥密奏其謬附輿論，最後以老病致仕。
乾隆二十年《1755年》，家居十二年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