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於捭闔的人，當自己的主張與別人產生分歧時，能夠避免與他人發生正面沖突，更懂得靈活變通，這樣，既能辦好自己的事，又能處理好與別人的關系，可謂兩全其美。
文學家蕭伯納說：『明智的人使自己適應世界，而不明智的人堅持要世界適應自己』從某種意義上講，變通，就是尋求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
晚清大臣曾國藩就是一位善於變通又不失自己原則的人。
曾國藩是晚清最有實力的大臣。
他一方面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朝廷的顧忌，使其敢於向自己放權。
另一方面、他盡可能地擴大自己的權勢，即使朝廷對他有所顧忌，也不敢輕舉妄動。
但是清朝畢竟是滿族貴族的天下，為了防止曾國藩離心離德，朝廷在重用曾國藩、胡林翼等漢人的同時，也安插了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貴族鉗制他們。
對此，曾國藩心知肚明。
為了消除朝廷的疑忌，太平天國剛剛被鎮壓下去，他就下令將湘軍大部分裁撤。
同治三年《1864年》，正當曾國藩分期分批裁撤湘軍之際，僧格林沁及其馬隊被太平軍在湖北牽著鼻子走，接連損兵折將。
清廷萬般無奈，命令曾國藩率軍增援湖北。
朝廷的這次調遣，對湘軍非常不利，所以曾國藩的態度也十分消極。
其一，攻陷天京《南京》以後，清廷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殺驢之勢，曾國藩不得不避其鋒芒，自剪羽翼，以釋清廷之忌，為此曾國藩也滿腹愁怨。
其二，僧格林沁驕橫剛愎、不清韜略，向來輕視湘軍。
此時，曾國藩正處在十分無奈的兩難之中，他隻好采取拖延之法。
曾國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軍對起義軍窮追不舍，失敗是註定的，隻是早晚的事。
因此，曾國藩按兵不動，靜坐江寧，觀其成敗。
果然,高樓寨《東高莊集》一戰,僧格林沁全軍覆沒,這位皇親國戚竟然被一個無名小輩殺死。
起義軍聲勢更加浩大，咄咄逼人。
朝廷不得不再次請出曾國藩，命他督辦直隸、河南、山東三省軍務，三省八旗、綠營、地方文武官員均歸其節制。
兩江總督由江蘇巡撫李鴻章署理，為曾國藩指揮的湘軍、淮軍籌辦糧餉。
這本是曾國藩預料中的事，當接到再次讓他披掛出征，以解清廷於倒懸的命令時，他卻十分惆悵。
在這瞬息萬變的官場中，他很難預料此行的吉兇禍福。
因此，他還是采用拖延之法。
當曾國藩接到『赴山東剿捻』的旨令時，他明白清廷的著眼點是在於解燃眉之急，確保京津安全。
這是清廷的一廂情願，此時曾國藩所面臨的出征困難卻很大。
湘軍經過裁減後，曾國藩北上圍剿起義軍就不得不仰仗淮軍。
曾國藩心裡也清楚，淮軍出自李鴻章門下，要像湘軍一樣，做到指揮上隨心所欲，是很難的。
另外，在匆忙之間難以將大隊人馬集結起來，而且軍餉供應也不能迅速籌集。
曾國藩做事向來能未雨綢繆，對於清廷隻顧解燃眉之急的做法，實在難以從命。
況且，朝廷處處防范，自己若繼續帶兵出征，不知還將惹出多少麻煩。
因此，他向朝廷推辭緩行。
盡管他向清廷一一陳述了不能迅速啟程的原因，但又無法忽視起義軍步步北進而不顧。
正在其左右為難之際，李鴻章派潘鼎新率鼎軍十營包括開花炮一營從海上開赴天津，然後轉道赴景州、德州，堵住起義軍北上之路，以護衛京師，給曾國藩的準備和出征創造了條件。
這樣，經過二十幾天的拖延後，曾國藩才於六月十八日登舟啟行，北上圍剿起義軍。
通過拖延的辦法，曾國藩贏得了應付事態的時機，也避免了與朝廷上司的湘車北上圍剿太平牛。
直接沖突，能夠在騎虎難下、進退維谷之際，促使或者等待事態朝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於萬難之間做到了遊刃有餘。
在人生路上，當自己的主張與別人產生分歧時，就應該及時捭闔，適時變通，更應該兼顧靈活性和原則性。
把自己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在辦好自己的事情的同時，更兼顧處理好別人的關系。
關系融洽了，就會事事順心，一舉兩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