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一名前大理寺正卿、三品高官，在退休後被揪出來、落得身敗名裂，怎麼也算一出悲劇，這起事件的本質很簡單——『文字獄』。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乾隆皇帝西巡五臺山，返程時駐蹕保定。
而前大理寺正卿尹嘉銓，那時已經退休一年、正待在保定下轄的博野縣。
帝國頭號領導近在咫尺，這讓大清的忠實臣子、乾隆皇帝的鐵桿擁躉尹老先生振奮不已，可能是出於『老驥伏櫪、志在千裡』的考慮，他一心希望能夠參加迎駕盛典。
可惜的是，一來乾隆皇帝並沒有召見他，二來那些地方官自然不願意讓這麼一位老家夥跑出來搶自己的風頭，尹老一睹天顏的夢想眼見是就要黃了。
但這難不住飽讀詩書、以名儒自居的尹嘉銓，他靈機一動，決定以『搞事情』的方式引起乾隆的注意，具體思路是這樣：
自己的父親尹會一曾經官居廣東巡撫、吏部侍郎，得到過乾隆皇帝的親自嘉獎，同時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道學家，死後被列入名宦祠。
考慮到這份輝煌的履歷，尹嘉銓寫了兩份奏折，第一份請求乾隆給父親賜謚號，第二份請求讓父親與開國名臣范文程一起從祀文廟。
尹嘉銓的算盤打得叮當響：如果乾隆帝恩準，自己既能博得孝子的名聲，還可以順理成章地一睹天顏、在父老鄉親面前大出風頭。
於是，自以為走出了一步妙棋的尹嘉銓派兒子遞交奏折，自己則坐在家裡暢想即將到來的風光場面。
根據過去歷代的經驗來看，尹嘉銓的上述做法雖然圓滑，但也稱不上多麼出格。
死後被加謚號，是朝廷大員的無上光榮；從祀文廟，則是千來年的士大夫們的最高榮耀。
希望享受這些殊榮，就如同『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樣』，並不是什麼大逆不道之舉；就算資格不夠，但上進的態度也無傷大雅。
但出人意料的是，乾隆收到第一封奏折後竟勃然作色，提筆怒批：『與謚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
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為父私情，姑免之。
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意思是說，你要是再不老老實實待在家裡，可別怪我不客氣。
然而，尹嘉銓的第二份奏章緊隨其後遞到眼前，這下乾隆忍不住了，他憤然痛罵：『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隨後下令官員嚴厲查辦尹嘉銓。
接下來，尹嘉銓的家產、幾千本書籍悉數被查收，有關辦案人員用時半個多月，將尹嘉銓編纂、註解、作序的所有文字細細檢查，從其中發現了一百三十多處『悖逆文字』，比如將自己的父親稱為『孔門四子』之一、稱父母死為『薨』，涉嫌越禮；寫過『應舉入場，直同於庶人之往役』的字眼，涉嫌誹謗科舉；，『而文師之教衰，君亦安能獨尊於上哉？
』，涉嫌藐視皇帝……
最終，經過一眾官員絞盡腦汁地捏造、牽強附會，尹嘉銓被扣上了大不敬、假道學、偽君子等罪名，但最讓人啼笑皆非的一條是『古稀罪』——尹嘉銓曾自稱『古稀老人』，人生七十古來稀，當時的他已經71歲，按道理這沒什麼問題。
但是，咱們的乾隆皇帝早已昭告天下、自稱古稀老人，等於把這個形容年齡的詞匯據為己有，尹嘉銓此舉在乾隆看來形同忤逆、僭越，罪不可赦！
尹嘉銓一案，怎麼看都像是乾隆借題發揮，對此，魯迅先生認為：『這並非看中他的家產，乃是查看藏書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別有‘狂吠’，便可以一並治罪』請謚號、從祀文廟，本身算不上罪過；文字和身份，才是尹嘉銓獲罪的根源。
清朝的統治持續了268年，而康熙、雍正、乾隆祖孫三人就占了一半，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喜歡大興文字獄，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勢。
康熙在位61年，文字獄約10起；雍正在位13年，20起；而乾隆掌權63年，大興文字獄超過130起。
清朝統治者出自東北小部落，整體文化水平極為落後，對於如何駕馭有著數千年文化沉淀的中原地區極為焦慮、心虛。
為了鞏固統治、壓制反清思想，他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嚴密控制思想文化領域；而最有效的辦法，莫過於讓文人因文字獲罪，而且要以殺人誅心的方式。
尹會一、尹嘉銓父子都稱得上是當時的著名知識分子，著有大量文學作品，在文化圈享有一定影響力。
對於這樣試圖成為『名士』的士大夫，過去歷朝歷代大體聽之任之、甚至持歡迎態度，以起到鼓勵儒家、團結文人的作用。
但清朝不一樣，它是斷然不允許『名士』出現的，就算你是體制內、為朝廷服務的官員也不行；所有的『名』，都隻能歸皇室、皇帝，尤其是寫了幾萬首詩的乾隆皇帝。
因此，退休在家的尹嘉銓，雖然是出於拍馬屁的目的，但卻在無意間讓乾隆抓到了大做文章的把柄，很不幸地在莫名其妙得到委屈情緒中晚節不保。
這告訴我們一個道理：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越是有才、有名氣，就越要低調，誰知道你面對的是什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