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治學之嚴謹，修身律己之嚴苛，『屢敗屢戰』之堅毅，識人善任之明達，薦引人才之胸襟，特別是治湘軍滅太平軍和致力於洋務運動這兩項成就，奠定了他的歷史地位。
不過，由於他不識變通、謙謹、終身處於拂逆之境等原因,從他的時代至今都對曾國藩有這樣或那樣的誤解，甚至與史實偏離，以至於他在湖南雙峰縣荷葉鎮的故居富厚堂，在2006年底時都還處於雜亂不整狀態①。
實際上，至今大多數人對曾國藩的認識也是雜亂不整的。
即便認為曾國藩天資不高的『鈍拙』之說《梁啟超》，實也是以其自謙而訛證的結果。
其實，以曾國藩對儒學理解之深來說，是沒有多少人可以達到的，也絕不是天資稍差之人可以求其至理。
曾國藩在《答劉孟容書》中說：
孔子睹獲麟曰吾道窮矣。
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
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沒，徒人分佈，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傑之士，或有釋解撰者，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為差，見道欲多者文尤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
……自荀、楊、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
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
曰深也博也。
昔者孔子贊《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柱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悉其源，可謂博矣。
……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
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之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之隘。
其他……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
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龂龂相角，非一朝矣。
仆且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為文復臻於無累，區區之心，不勝奢願！②
曾國藩此一番話，講了五件事情。
第一，孔學四科分別是知兵、富國、問禮、論樂，是為博，《易》以明道、《春秋》以衷人事是為深；這些內容均是以道而求經世致用之學。
第二，一個人見道的多寡將決定他的學問高低和文章的醇駁，以此而論，孔子之後惟孟子一人可稱醇厚正大，荀子、楊朱、莊子、列子、屈原、賈宜等依序而次之。
第三，許《慎》鄭《玄》的漢學訓詁之文，雖深博但失之瑣碎；程《穎》朱《熹》的義理宋學，雖深博但失之狹隘；除漢學宋學外的其他各代文學詞章，則因深博不能同時具備，而流於雜蔓。
第四，道與文，深與博之間的上述關系和各代成就，說明必須以道《中庸之道》統領文章《詞章與考據》，且深博兼綜並蓄，才能明道救世。
第五，曾國藩自許不以漢學、宋學、各代文學詞章的成就為滿足，而是要兼取深博二者之長，且要反本《孔孟》務要，將孔學的義理、詞章、考據之學綜合起來，既作為經世之學的基礎，又相互融合。
當然這是他立志成為『外聖內王』大儒的最明確證據。
此時的曾國藩年及36歲，讀書之通博和精深，已到相當程度，尤其是立志成為『外聖內王』一代大儒的宏願，絕非常人所能及。
曾國藩不僅是如此立志的，也是如此去努力和堅持的。
正如蕭一山正確評價的那樣，此時的曾國藩已經『超出了宋學的范圍，凌駕秦漢而直入孔氏之門，求合乎《易經》辨證、《中庸》執兩的道理了』③。
曾國藩的『思想中心總不離乎孔子的‘中庸’之道，‘經世’之學，所以能合道文而為一，盡博深之能事，剛柔相濟，老墨並用，綜為大成之禮學，兼具聖王之事業』④。
這是孔孟之後，漢學與宋學以來，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
可以說，自漢代獨尊儒術之後，儒學的發展已經從『明道救世』的根本，走向了舍本求末的歧途，已經從經世致用的要務走向了義理、考據、詞章的枝蔓之境。
這不僅是中國思想發展的愈趨窮途末路的方向，也是農業－士紳體系的中國文明走向千年衰弱的重要原因。
自孔子及戰國以來 2000 多年時間裡，思想上缺乏積極創新的中國，能夠維持文化的統一和民族的統一，算得上是一種奇跡了。
如果不能從思想的枝蔓之境回歸『明道救世』的『中庸』正途，漫說要取得對商業－軍事體系文明的勝利，就是沒有西方的商業侵蝕和軍事侵略，自身都會陷入內部的傾紮之中。
對此，今天的諸賢們應該有正確的認識。
曾國藩『經世之學』的社會實踐，是從他1852年編練湘軍開始的。
在此之前，1847年37歲時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39歲升授禮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副部長》。
他在北京的為官生涯中，個人的主要旨趣在精深學問，也對官場習氣深感惆悵，且時有牢騷忍不住要發。
在其《與劉孟容書》中就曾發過如下的牢騷：
『國藩入世已深，厭閱一種寬厚論說，模棱氣象，養成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之世界，誤認家國，已非一日。
偶有所觸，則輸囷肝膽，又欲掀振一番。
非吾弟亦無以發吾之狂言！』
這個『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之世界』，正是清朝晚期的官場寫照，也是宋明兩代大部分時間內官場的寫照。
由此可見程朱理學熏陶下的官場，已經沒有真正的是非觀念和進取之心了，以士大夫為主體的官場的墮落，使皇權統治所依賴的『脊梁』柔糜於理學僵化的末路之中。
這使曾國藩一度心灰意冷。
就在他升授禮部右侍郎不久，曾於給諸弟的信中說：『吾近於官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
惟勢之所處，求退不能。
但願諸弟稍有進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資，即思決志歸養，以行吾素』
對於一個剛升任副部長的39歲漢族官員來說，萌生『歸養』之志，大約是早了點。
但對曾國藩來說，身居朝堂而將光陰消耗於『無補於國計民生』的繁俗之中，是與他致力於經世之學的大願違背的，與其如此，倒不如在兄弟們解決了『仰事之資』《按：孝敬父母的必要之資》後，歸養家鄉，『以行吾素』《按：致力於精深學問》。
此後，曾國藩曾連續上疏，陳奏自己的治國主張。
1851年初春向剛繼帝位的咸豐所奏的《汰兵疏》，闡述國家財政與軍事的關系：
『天下之大患，蓋有兩端：一曰國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
兵伍之情狀，各省不一。
漳泉悍卒，以千百械鬥為常；黔蜀冗兵，以勾結盜賊為業，其他吸食鴉片，聚開賭場，各省皆然。
大抵無事則遊手瓷《目隼》，有事則雇無賴之人代充，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殺民以邀功，章奏屢陳，諭旨屢傷，不能稍變錮習。
至於財用之不足，內外臣工，人人憂慮。
自庚子以致甲辰，五年之間，一耗於夷務，再耗於庫案，三耗於河決，固已不勝浩繁矣。
乙巳之後，秦豫兩年之旱，東南六省之水，計每歲廉收，恒在千萬以外，又發努數百萬以賑救之，天下財產安得不絀？
宣宗成皇帝每與臣下言及開捐一事，未嘗不咨《口差》息，憾宦途之濫雜，悔取財之非計也』
這個奏疏體現了曾國藩經世之業的一貌，連同此前專門就人才問題給道光的上疏，反映了曾國藩對治理國家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的思考：人才、財用和兵力問題。
這三個問題恰恰是鴉片戰爭以來，清朝社會國家現狀中最堪憂慮的三大問題。
曾國藩在給胡蓮舫的信裡說：
『國藩嘗私慮以為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財用，三曰兵力。
人才之不振，曾於去歲具疏略陳大指，財用、兵力二者，昨又具疏言之』
然而，咸豐與道光一樣，才具不堪國家大任，對曾國藩的奏疏略表『切中時蔽』之意，便置之不理了。
曾國藩急切之中便又奏《敬陳聖德預防流弊》疏，直陳咸豐帝用人原則『罷陟朕自持之』之不當，並結合時政三大流弊——遺大務小、虛飾不實、驕矜袖手，痛指『若不重直臣，專取諧媚，稍有鋒芒者，必蓋挫其勁氣，滿廷皆疲恭沓泄，相與袖手，一籌莫展』之人，如何『臨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
』
這奏疏簡直是在罵咸豐帝不會識人善任了。
曾國藩的這個奏疏被咸豐怒擲於地。
好在咸豐僅僅擲於地而已，未實加其罪，曾國藩因此成為清朝晚期諫臣之中比較幸運的一個。
他也算是『冒死』諫了一回，略略惶恐之餘，也知道了咸豐不是一個匡扶社稷的帝君，因此，在年底時又上了一個《備陳民間疾苦疏》，以盡為臣的職責，剩下的便是找個機會，做歸隱打算了。
湖南,在曾國藩之前，在朝中享有聲譽的鮮少，便是進士在本土18盛中排名也後。
但從曾國藩起，卻人才輩出。
何也？
這與近代曾國藩在三湘大地倡導的儒家經世之學及實踐有關。
曾國藩不僅以其睿智，將程朱理學的狹隘給予了客觀的針砭，其欲扭轉儒學回歸正途的努力，也開啟了近代中國思想經世致用的大門，這使他成為近代中國思想解放的真正先驅者。
曾國藩還通過在平定太平天國運動中的軍事實踐、發起洋務運動的政治實踐、註重人才培養和人格訓練的教育實踐，使以『明道救世』為主旨的孔孟儒學，在西學東漸的潮流中得以存續，並成為近代中國自強運動的一支重要社會力量。
曾國藩對中國思想發展的貢獻及其影響，均超越了他的時代。
第一，曾國藩的經世之學及其社會實踐，開辟了儒學在近代中國復興的艱辛道路。
這一復興首先由湘鄉士子棄文投戎開始，影響所及，使 19 世紀後期的廣大士子，從漢學和宋學的枝蔓及瑣碎中破籬而出，紛紛棄文投戎、棄文從商、棄文創辦實業等，為新軍創建、洋務興起、工商崛起開了風氣之先。
尤其是湘軍的忠義之氣、軍事之風，在湘軍解散之後依然存續於三湘之地並因深受王船山、曾國藩經世之學思想的影響，為近代中國革命孕育了一批經世致用的人物；同時，也由於湘軍的解散，使湖南人『憤鬱慘沮』而相率加入會黨，爾後為革命黨人準備了推翻滿清的力量。
盡管儒學在近代的復興，險些斷送在西學東漸的歐洲化進程中，但儒學能夠逐漸從程朱理學的醃制中回歸『明道救世』的經世之本，實是由曾國藩和湘軍開始。
曾國藩曾壯年立志：有民胞物與之量，『拼命報國，側身修行』，始終以經世、治世為己任。
他在日記《辛酉十一月》中說道：
治世之道，專以致賢、養民為本，其風氣之正與否，則絲毫皆推本於一己之身與心，一舉一動，一語一默，人皆化之，已成風氣，故為人上者，專重修身，以下效之者，速而且廣也⑤。
第二，曾國藩及其湘軍在加強清朝政治地位的同時，也加強了漢人在滿清政府中的重要性，使漢人在政府中的權力與滿清貴族幾近相當，也改變了清朝初期和中期由朝廷決定各省政策的慣例，中央政府開始就國是咨詢地方大員，實權派的各省巡撫和總督常會擺脫朝廷的控制而自行其是，『比如，在 1898 年‘百日’維新之後，兩江總督劉坤一便激烈反對皇太後廢黜皇帝；在 1900 年的義和團事件期間，東南諸省當局拒絕服從朝廷支持義和團的命令，而單獨與外國列強締結了協議，以求‘自保’。
各省獨行其事的最顯著例證，發生在 1911 年……的革命軍占領武昌之時，各省當局宣佈擁護革命，公然對抗朝廷，加速了清朝的崩潰』⑥
同時，由曾國藩一手促成的軍事力量地方化趨勢和財政管理結構的地方分權趨勢，實則是動搖了滿清政權的根基，使地方政府的自治趨勢開始與漢人地區鄉村自治趨勢並流，為 20 世紀初的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帝制準備了前提，也為 20 世紀30 年代的土地革命準備了前提。
第三，先後曾效力於曾國藩並受曾國藩舉薦出任江蘇巡撫和浙江巡撫的李鴻章、左宗棠等人，不僅是曾國藩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的承繼者，也是洋務運動的鼎力承繼者，正是他們的共同努力，使以上海為中心的洋務運動在中國沿海及沿江地區快速發展，在經世之學影響下軍事工業的興建、工商業的發展、西方教育和技術工藝的引進等，為中國全面學習西方的商業技能和工業技術，奠定了知識、人才和實業基礎。
尤其是在洋務運動中逐漸興起的以上海為代表的工商業力量，在李鴻章等人的努力下，以官辦民助的方式快速成長，成為瓦解農業－士紳體系社會結構的新力量之一，同時也成為近代中國新崛起的重要社會力量。
【本文完】
註釋
①作者曾於 2006 年底時，與友人前去拜謁文正公故居。
其時當地政府擬開始修繕富厚堂，院外草石凌亂，院墻缺破多處，院內有文革時標語隱隱可見，內室多有破舊不整之處。
②轉引自：蕭一山著，曾國藩，第 42 頁。
③蕭一山著，曾國藩，第 42 頁。
④蕭一山著，曾國藩，第 69－70 頁。
⑤引自：蕭一山著，曾國藩，第 131 頁。
版權說明：本文的內容版權歸作者居原氏所有，轉載或者引用本文內容請註明來源及作者。
本文圖片或視頻資料來源網絡，如侵權請聯系我們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