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終於長了記性，開啟了近代化之路。
1862年，慈禧太後和恭親王奕訢深感不了解外語和外國情形，外交將很難辦。
於是，由奕訢主持，在總理衙門之下設外語學校，培養外交和洋務人才，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同文館』。
總理衙門內景。
現在學一門外語，是稀松平常的事，沒有人接收不了。
但在那個年代，學外語被直斥為欺師滅祖、背叛君國之舉，後果相當嚴重。
曾有翰林對友人說：『你如赴考，便非我輩，將與你絕交』學個外語，很可能就眾叛親離了。
所以，奕訢身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攝政王，他辦這麼個同文館卻遇到極大的阻力，招生困難。
當時，清朝的知識分子仍然陶醉在天朝上國的迷夢中，堅守著『夷夏大防』的教條，在他們看來，學洋人的語言文字，那豈不是『用夷變夏』的賣國之舉？
因此，痛罵奕訢為『鬼子』。
同文館學生學習英語的情景。
還有人專門寫對聯諷刺奕訢道：『詭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弟子拜異類為師』。
一句『拜異類為師』，把奕訢推到了大逆不道的境地。
經過一番努力，同文館勉強招到10名貧寒之家的子弟。
為鼓勵入學，同文館規定，所有學生都有銀兩津貼。
根據學生資質，每月發生活費《膏火銀》三兩至十五兩不等，相當豐裕。
成績優異者，待遇就更為豐厚。
即便如此，生源問題始終令當局者頭疼。
人們普遍認為，參加科舉才是正途，學外語是旁門左道，為人所不齒，與投降外國蠻夷無異。
同文館教習丁韙良與他的學生。
1867年，根據國家發展的需要，奕訢打算在同文館增設天文、算學課，聘請洋人為師。
這一次，奕訢把招生范圍擴大，舉人、秀才、翰林院編修、進士等科舉正途出身的人都可報考。
可以想象，當初因開設外語課引發的譏議尚未平息，奕訢此舉遭受守舊派的猛烈攻擊也沒什麼奇怪的。
頑固派的領袖、同治帝師傅倭仁親自出馬，上疏道：『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學了那些天文數學，我們的國家就能富強嗎？
就算要學，我們國家有的是人才，為什麼要師從『夷人』？
『延夷人為師，禍患無窮，甚至亡國滅種』。
1860年，年輕的恭親王奕訢。
倭仁的這一番言論，在官場、士林的支持者甚眾。
隨後一批官員上奏，要求停辦同文館。
但是慈禧和奕訢哪能輕易放棄近代化的嘗試？
鑒於倭仁的崇高地位，慈禧和奕訢精心商議後，決定予以回擊。
倭仁大講『禮義』、『人心』一類的空話，拿不出半點實際措施。
奕訢抓住這一點，反駁道：
第一，倭仁大學士有什麼制服外國而不為外國所制的妙策，講出來，我將悉心商辦；
第二，倭仁大學士說『天下之大，不患無才』，那就請你保薦精通天文、算學的中國教師，另開一館，進行教學，以觀其成；
第三，請倭仁到總理衙門任職，憑借忠信禮義去辦理外交，制勝洋人。
對於奕訢提的這三點，慈禧和同治帝均依議，命倭仁照辦。
倭仁書法。
這三招，招招制倭仁的命。
他就是打嘴炮的人，對近代外交、近代科技、國際局勢一竅不通，他哪能幹得了這些？
他頓時喪失了當初批駁奕訢的豪氣，灰溜溜地拱手求饒，向慈禧寫報告申請辭職。
慈禧和奕訢也是有意打壓他，堅決不準他辭職，一定要他去辦。
倭仁再以生病為由請求辭職休養，慈禧順水推舟，保留其大學士虛名，免去一切職務。
奕訢雖然贏了倭仁，但輿論環境並沒有改善。
湖南湖北籍的不少京官揚言：『凡我同鄉，如有報考同文館者……慶吊可以不相聞問』又是絕交的意思。
在那種氛圍下，報名投考者僅72人，勉強錄取30人，隨後20人退學，最後僅剩10人。
奕訢能靠權力扳倒一個守舊的高官，可他無法改變四萬萬人的思維定勢。
這就是晚清70年歷史的一個特點：不吃夠苦頭，民眾絕不願改弦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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