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條約》是大清王朝前所未有的恥辱，然而，條約簽訂後道光皇帝沒有任何反思，他將戰爭失敗視為偶然，將失敗責任歸於辦事大臣的無能。
他力行節儉，個人品質高尚，但是他因循守舊，認識不到世界的變化。
繼任的咸豐帝多少有點振作之心，比如整頓朝政、打擊腐敗。
不過，他的施政方案，仍然是傳統的那一套，政治上沒有新創設、經濟上沒有新形態、外交上沒有新手段、思想上沒有新觀點，軍事上除了湘淮軍的崛起，也無值得關注的改革。
在除舊佈新方面，道光咸豐父子倆都鮮有作為。
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之間，整整20年，清廷繼續在天朝上國的迷夢中酣睡，進步就別提了，局勢一天比一天爛。
咸豐地畫像。
幸運的是，咸豐帝的六弟、恭親王奕訢成長起來了。
1860年英法聯軍打進北京後，咸豐帝逃往熱河，奕訢被任命為全權大臣，負責與英、法、俄談判，並且簽訂了《北京條約》。
奕訢這一年隻有27歲，已積累了8年的行政經驗，又善於接受新事物，有膽識有謀略。
議和甫一結束，1861年1月，他就請求建立專門辦理外交事務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此議得到批準。
總理衙門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外交機構，奕訢以親王身份執掌。
其實，它的作用遠不止於外交，它還是晚清洋務運動的領導機構。
這一年8月，咸豐帝病死。
他的死，倒給大清迎來一絲曙光。
慈禧太後和奕訢趁機聯合發動政變，從顧命大臣手中奪得統治權。
隨後，慈禧封奕訢為議政王，授領班軍機大臣。
此時，慈禧在政治上還比較稚嫩，帝國大事，多由奕訢決策。
奕訢年輕時的照片。
借著這個優勢，奕訢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革故鼎新，率先提出『自強』的口號，主張學習西方，掀起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推動大清邁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
奕訢所面對的，是一個滿目瘡痍的大清，與太平天國的戰爭已持續了十幾年，財政耗盡，湘淮軍拼盡死力，終究收效甚微。
軍隊不行啊，得整頓。
他首先為軍隊註入新鮮血液，進言慈禧太後允許曾國藩、李鴻章雇用洋人訓練士兵，購買洋槍洋炮，還令曾國藩學習自鑄槍械，興辦軍事工業。
要適應新形勢，須有新式教育，奕訢當然看到了這一點。
1862年夏，他設立同文館，不僅教授外語，還逐步開設化學、物理、天文、國際法、政治經濟等西方課程。
1866年，他還開創性地派考察團出國考察，之後又派遣更高規格、更大規模的使團出訪歐美，開闊官員的眼界。
慈禧太後晚年照片。
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封疆大吏，在地方上開辦的新式企業、新式學堂等洋務事業，要麼受命於奕訢，要麼依賴奕訢提供政策支持。
在『尊王攘夷』的國度，大部分臣民抱殘守缺、盲目自信，奕訢面對著殘酷的輿論環境，他的行動處處受到掣肘。
比如在他籌建同文館之時，同治皇帝的師傅倭仁就曾跳出來，堅決反對學習西方，認為隻有儒家倫理才能救大清，指責奕訢是在『變夏為夷』，將會釀成亡國滅種的大禍。
奕訢不得不苦口婆心去解釋，謀求慈禧的首肯，甚至不得不動用政治手段打擊倭仁，使他在權力被削弱後才收斂了公開阻撓的態度。
1871年前後的奕訢。
奕訢遭遇的阻力幾乎是普遍的。
當時還有人撰寫了這樣一幅對聯：『詭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弟子拜異類為師』，這擺明是在嘲諷奕訢了。
領導洋務運動，平等對待甚至高看洋人，導致守舊派在背後罵他『鬼子六』、『六洋鬼子』。
設使沒有這個『鬼子六』，清朝延續道光、咸豐的政局，那麼，哪裡還有清朝的近代化呢？
哪裡還有『同光中興』呢？
它哪裡還能茍延殘喘到1912年呢？
著名歷史學者吳相湘曾說：『《奕訢》處中外流言龐雜之際，堅持定見，忠誠謀國，推腹心於將帥，示信義於歐美。
同治改元，內政外交日有起色，滿清國祚得以延長，實利賴焉』這是很中肯的評價。
無奈的是，因手握大權，慈禧對他猜忌防范，處處壓制，使得他在政壇上多次起起落落，中年以後，他銳意進取的精神已經大為削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