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立波
雍正即位後，面對大小官史貪贓枉法，吏治極端腐敗，十分焦灼。
1723年，也就是雍正元年，山西巡撫諾岷向朝廷提出了『養廉銀』制度，這一『高薪養廉』的制度立即得到了雍正的同意和支持。
『養廉銀』制度出現了。
雍正朱批
一、清朝官員的官俸太低，由此不得不進行一次大普調。
北魏時期有『以酬廉吏』的嘗試，宋代有『給賜過優』的待遇，明朝實行『量增官俸』的措施，到了代，又被稱為『養廉銀』。
清朝實施養廉銀的出發點就是朝廷認為官員們之所以貪贓枉法，是因為他們的俸祿比較微薄。
《大清會典》卷二一記載的『文職官之俸』條如下『一品歲支銀一百八十兩，二品一百五十兩，三品一百三十兩，四品一百五兩，五品八十兩，六品六十兩，七品四十五兩，八品四十兩，正九品三十三兩有奇，從九品、未入流三十一兩有奇』此為基本工資，稱『正俸”;而『京員(中央機關和京城地方官員)例支雙俸』，即在基本工資之外加發同樣數目的津貼，稱『恩俸』:此外『每正俸銀一兩兼支米一斛，大學士、 六部尚書侍郎加倍支給』，稱『俸米』;三者相加，就是清朝官員的官俸了。
由上可知，即使是清朝的封疆大吏、一品總督，年俸也不過一百八十兩銀子，而七品知縣的官俸折合每月隻有三兩七錢銀子。
這樣荒唐的『工資』大約隻能養家糊口，但作為一個朝廷官員，如果隻是能夠養家糊口，勉強度日，在任何朝代都是說不過去的。
雍正畫像
清代進士何剛德在其《春明夢露》說：『一般大臣坐的都是四人抬的轎子也有大臣坐車的。
但這隻以貧富論，不以官職分。
如果大臣坐轎，必須要八個人才好，因為可以輪班倒。
路途遙遠，還必須在後面跟隨一大板車，倒班的人坐在上面休息。
這樣下來，一年費用，至少非八百金不可。
坐車的花費要比這省一倍，許多京官都喜歡坐車，因為省銀子』
何剛德任京官十九年，最後做到五品郎中，他後來說，自己剛到京城做官時，都雇車而坐，幾年後才以二十四金買一騾，雇了一個仆人。
後來因為公事較忙，又買了一騾子，一個月要之出十金，裡是這樣的生活，『在同官漢員中以算特色，蓋當日京官之儉，實由於俸給之薄也』五品官員年俸銀百十兩、米六十斛，這百二十兩銀子剛好付每月十兩的騾馬費，何剛德一家的生活，六十斛米又如何能夠維持，勢不能不於官俸之外另行設法。
清代官銀
《春明夢錄》也多少透露了一些這方面的信息，如雲：『京官官俸極薄，所賴以挹註著，則以外省所解之照費、飯食銀，堂、司均分，稍資津貼耳』講到他自己，則『有印結銀，福建年約二百金左右《他在史部分管福建》，有查結費，與同部之同鄉輪年得之，約在印結半數，此外即飯食銀也，每季隻兩三金耳，得掌印後，則有解部照會，月可數十金，然每司隻一人得之，未得掌印，則不名一錢也』之所以，『在同官漢員中已算特色』，就是因為他『得掌印』的緣故。
那麼可想而知，那些沒有『特色』的官員是如何度日的。
清朝的各級官俸到底低到什麼程度，可以與各朝的官員俸祿做一個對比。
明朝官員的俸祿就已經很低了，但與清朝比仍然是比較高的。
拿一品來講，明朝正一品官的俸額為清朝正一品官的二點七倍，明朝最低的正九品官俸也為清朝正九品官俸的一點三倍。
若同唐朝的官俸相比，清朝官俸之低難以讓人想象。
經推算，唐正一品的俸額為清朝的五倍，唐最低的正九品官的俸額也是清朝的將近四倍。
喜好讀歷史的清朝皇帝們不會不知道自己官員們的薪水之低，也對貪污現象有了『本質』的認識，這種『本質』認識讓他們做出推行『養廉銀』制度的決定。
二、養廉之資從何而來？
羊毛出自百姓的身上。
那麼養廉之資從何而來呢？
皇帝們絕對不會自己掏腰包，更不可能取自於民間，增加人民的負擔。
倘若取之於民間，正於朝廷推行養廉銀制度本意相悖。
相關文書
據史料記載，清朝時期的養廉銀資是從『耗羨』中來的。
當時，凡是州、縣官，主要靠征收錢糧是時進行盤剝。
錢糧就是田賦，最初征收實物，後來改成『折色』，即征收銀子。
無論征收實物或銀子，都有一種『耗羨』陋規，所謂『耗羨』即指在征收銀糧時，以彌補損耗為由在正額之外加征的部分。
倘若是銀子，就是指將碎銀熔成銀錠子時所受的損耗。
一般情況下，征收的銀兩中，每兩加征四至五錢作為火耗，糧一石加征二升到一鬥幾升，整個州、縣總量是一筆可觀的數字，實際上這筆耗羨並不歸公，完全入了州、縣官的私囊，成為公開的、照例的好處。
由此可知，這所謂的『耗羨』實際上是地方官借耗損之名，而征收的一種在各種雜派中最苛重的一項的附加稅罷了。
推行養廉銀的同時，雍正也推行了『耗羨歸公』制度。
他諭令各省把原來被大小官員貪污的耗羨銀兩全部提解歸公，上交藩庫，並從中拿出一部分作為養廉之資。
這部分銀子並不是隨意發放的，而是按照官員的官職高低、政務之繁簡、地方之沖僻以及耗羨之多少來決定。
這種做法可謂是『厚俸以養廉』而不是以往的『儉以養廉』了。
官員們領取了養廉銀，不許再有亂收胡收之舉，否則就要受到嚴懲。
清代高級官員薪俸表
施行『厚俸以養廉』制的結果，化私費為公款，將原來的對百姓的侵奪銀兩變成了制度化的合法收入，各種陋規大受壓制，民眾負擔大為減輕。
雍正這種做法被史學家們大為贊賞。
清朝推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制度，至少對雍乾二朝發生了三方面的積極作用：一是史治稍得澄清：二是理足國帑：三是百姓減輕了負擔。
在那一段時間，社會矛盾比較緩和，局勢也較為安定。
但乾隆後期，這種情況便不存在了，官員們愈發『放肆』起來，貪污現象更加嚴重。
三、『養廉銀』到底能不能凈化清代官場？
答案是否定的。
實施『養廉銀』制度後，在外官員其數額往往超過正俸幾十倍，而京官是沒有這個『額外』收入的。
提出『養廉銀』山東巡撫諾岷的養廉銀一年高達三萬一千七百兩，為原俸的二百零四點五倍。
河南巡撫田文鏡亦達二萬八千九百兩，為原俸的一百八十六點五倍。
正俸遂微不足道了。
這並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就是同為總督，有的高者可達二萬二千兩，而有的卻隻有一萬三千兩，同為七品知縣，養廉銀也有四百兩至二千兩之別。
雍正書法
這種差距讓許多官員心裡覺得不舒服，所以，他們仍舊在錢糧上打主意。
他們可以借口銀子成色不好，也可以借口糧食質量不好，而任意敲詐勒索，而且田賦可以用錢交納，經手官員就任意把錢價壓低。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市價二千文合一兩銀子，他們可以定為兩千五百文合一兩;田賦上繳有一定數量。
通常繳到八成就算完成了任務，如果有水災、旱災明明收成是七成，卻以五成來報，農民實際田賦不少繳。
多收的銀糧都到州、縣官和他們爪牙的腰包裡了。
由於乾隆本人對『養廉銀”制度推行的不認真，他又是個喜歡鋪張浪費的人、開銷不斷增大，國家財政不敷，隻好轉向加攤派、興捐獻上。
在攤派、捐獻中，各級官員層層加碼，各有截留，貪污之風又再刮起，腐敗現象再度從上而下遍及各級官員。
乾隆雖也多次懲辦貪污，但都是陣發式的措施，過後又起，難以阻止腐敗的燎原之勢。
『養廉銀” 制度隻不過是曇花一現。
它隻在特定的歷史環境與特定的歷史人物(雍正)那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過後，它便凋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