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治軍用兵上，簡而言之，可以概括為曾國藩『土氣』、左宗棠『大氣』、李鴻章『洋氣』。
曾國藩『土氣』
自認為『臨陣指揮，非其所長』的曾國藩，有著成熟的用兵思想和深遠的戰略眼光。
他主張結硬寨、打呆仗，集中優勢兵力以消滅敵人，變更主客之勢以掌握主動，都是極有見地的軍事思想。
曾國藩對新式武器裝備重視不夠，認為『制勝之道，實在人而不在器。
鮑春霆並無洋槍洋藥，然亦屢當大敵，未聞以無洋人軍火為憾。
和、張在金陵時，洋人軍器最多，而無救於十年三月之敗。
弟若專從此等處用心，則風氣所趨，恐部下將士人人有務外取巧之習，無反己守拙之道，或流於和、張之門徑而不自覺。
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
真美人不甚爭珠翠，真書家不甚爭筆墨，然則將士之真善戰者，豈必力爭洋槍洋藥乎？
』這些話體現了他墨守舊制的一面。
早在建軍之初，他就認識到『今之辦賊，不難於添兵，而難於籌餉；不難於募勇，而難於帶勇之人；不難於陸戰，而難於水戰』在此認識基礎上編練的湘軍水師，對於後來的一系列勝利功不可沒。
在戰爭中期態勢不甚明朗之時，他分析形勢：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軍有兩種， 一種是『流寇』，一種是占據城池的『竊號之賊』。
鎮壓『流寇』需要四面圍堵，鎮壓『竊號之賊』則需要剪除枝葉、進搗根本，一旦攻其老巢，各路『遊賊』就會紛紛回救，官軍就可以聚而殲之。
太平天國的根本在於天京，要攻南京，就必須先駐兵於滁州、和州一帶，才能打破南京的外部屏障，切斷其糧草供應；而要進軍滁、和，又必須先圍安慶，兼圍廬州，各路太平軍必然前往救援，湘軍可以乘機打幾場殲滅戰，為進攻天京做好準備。
後來的戰爭發展，完全印證了曾國藩的判斷。
左宗棠『大氣』
曾國藩用兵重正而舍奇，所以被左宗棠恥笑為拙於兵事。
相比之下，左氏用兵，於奇正結合中更顯大氣。
他主張用兵要有『視天下事若無不可為』的堅定信心，並把作戰比作下棋， 認為若『舉棋不定，不勝其禍矣』。
左宗棠的『楚軍』，以老湘軍為班底，人數不多，最終能成就大事，足見指揮有力。
在浙江的作戰中，他不急於攻下省城，既『前瞻』杭州，又『回顧』後方，把手中的數萬部隊調撥得井井有條，不計一城一池之得失，側重於消滅太平軍的有生力量，並造成必勝的態勢，最終實現收復全省之功。
隨後，他奉命北上剿滅捻軍和西北回民起義，在分析形勢後，確定了『先捻後回、先秦後隴』的戰略指導方針。
收復新疆是他最為得意之作，勢如破竹、一氣呵成，主要得益於『先北後南、緩進急戰』的戰略。
左宗棠為人狂傲不羈，用兵卻從不大意。
他好算、能算，善於料敵決勝，認為『不同兵情，因賊勢而生』『用兵一事，先察險夷地勢，審彼己情形，而以平時所知將士長短應之，乃能稍有把握。
其中有算至十分而用之七八分已效者，有算至七八分而效過十分者』故而他自稱『每發一兵， 須發為白』。
李鴻章『洋氣』
曾、左攻城，多用圍城打援之法，常常曠日持久。
淮軍攻城，一般要迅速得多，淮軍的『開花大炮』往往發揮決定性作用。
李鴻章非常重視洋槍洋炮的作用，透出一股『洋氣』。
李鴻章帶著淮軍到上海後， 僅半年時間，原來的小槍隊全部改為洋槍隊，逐日按西法訓練，同時成立春字營炮隊。
到次年夏天，所部陸營洋槍多達一萬五六千支，基本達到人手一槍，炮隊也有很大發展。
李鴻章特意雇用一批外籍軍官，指導武器使用和士兵操練。
李鴻章大力擴充軍隊，一年之內，淮軍即擴至四萬人，到攻下蘇州時，已有水陸七萬餘人，成為僅次於曾國藩直轄湘軍的第二大軍事力量。
由此，淮軍的戰鬥力大大提高，『臨陣時，一營可抵兩營使用』。
同時，各部大都有洋炮隊，並建立巡撫直轄的巡標親兵炮隊，這種與步兵分離、歸統帥直接掌握的炮兵部隊，與現代軍隊中的炮兵旅、炮兵團相仿。
在中國軍事史上，恐怕也是前所未有的。
太平天國敗亡後，曾、左、李都曾督師參加對捻軍的征剿，從戰略而言各有側重，如曾氏『以靜制動』，李氏『扼地兜剿』，左氏『長圍圈剿』，總原則無外乎『以靜制動』、『覓地滅賊』八字。
不過，曾國藩過於謹慎，被動設防，以致『師久無功』。
李鴻章、左宗棠則把守與攻、堵與擊、圍與剿緊密結合，運用得心應手，遂以成功。
李、左之間，各有特點，李鴻章善借地利兜剿，左宗棠善佈長圍攻剿。
三人用兵思想的差異及效果的不同，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