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秦朝可謂是生得偉大，死得窩囊。
奮六世之餘烈，秦始皇用10年時間一統華夏。
然而秦朝僅僅持續了15年，就天下分崩、二世而亡，嬴氏國破而族滅。
那麼，秦朝到底因何而亡？
是因為陳勝、吳廣的起兵？
是因為劉邦項羽的兩路滅秦？
不一而足。
2005年，學者們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龍山縣裡耶鎮的一口古井中，意外發現了一大批秦簡。
經過搶救性發掘，一共發現了36000多枚竹簡。
半濕的真空環境最容易讓文物得到保存，因此這些竹簡的狀況十分良好。
經過辨別，這些秦簡均為秦洞庭郡遷陵縣的檔案以及公文，包括祠先農簡、地名裡程簡、戶籍簡等。
其中，還包括一篇名為《遷陵吏志》的文書，詳細記載了某一時段遷陵縣吏的定員數、缺員數、吏員徭使數及『見吏』數目。
而通過這篇文書，學者們意識到秦朝似乎存在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極度缺乏公務員。
根據竹簡所言：遷陵縣此時段實際定員數101人，而『見在縣廷』的人數51人。
文書顯示數量不足的吏員為令史、嗇夫、校長、官佐以及長吏5種。
令史定員28人，無缺置，10人徭使。
嗇夫定員10人，缺置2人，3人徭使。
校長定員6人，缺置4人。
官佐定員53人，缺置7人，22人徭使。
長吏定員3人，缺置2人。
可以看出，除令史外，其餘種類的吏員在縣數都不足定員數一半。
眾所周知，秦法極度嚴格，吏員的工作不僅繁重而且苛細。
大到捕捉盜賊，小到檢查耕牛的養育情況，吏員都必須時刻負責。
如果完不成官府交給的任務，吏員將面臨罰款、撤職乃至於流放、殺頭的懲罰。
那麼，秦朝『缺吏』到底是不是全國的普遍現象呢？
在筆者看來，這是完全有可能。
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資治通鑒》中就可以看出。
首先我們可以發現，但凡是朝廷追捕的欽犯，地方官吏從來就沒有抓到過。
甚至地方官吏還會和這些反政府分子同流合污。
以張良為例，他在博浪沙刺殺秦始皇，結果竟輕而易舉地逃之夭夭，追捕多年都抓不到。
之後，他更是躲在陳地，與各國反秦分子進行串聯，甚至堂而皇之為楚國殺人犯項伯脫罪。
再以項梁、項羽為例。
項梁殺過人，犯過死罪，結果他像沒事人一樣逃難到會稽。
到了會稽，項梁卻在郡守眼皮底下到處宴請賓客，招納反政府勢力。
而會稽郡守沒有做出任何反應。
再如劉邦，他於秦始皇末年押送沛縣的罪犯前往驪山修建秦始皇陵。
結果到了半路，犯人就逃掉了一大半。
無奈之下，劉邦隻好在芒碭山落草為寇，以打家劫舍為生。
然而近在咫尺的沛縣縣令，卻未對劉邦進行任何的討伐和鎮壓。
同時，我們再看秦始皇的經歷。
他一生經歷了多次刺殺和詛咒，卻一次也沒抓到真兇。
一天晚上，他在四個武士的保護下微服出巡，結果竟在宮中遇到強盜，差點被殺。
然而這群兇手卻沒有抓到；在一次出巡中，秦始皇發現一塊隕石，上書『始皇帝死而地分』。
雖然秦始皇到處追查肇事者，卻始終未能找到。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秦法確實嚴苛甚至公正。
但就是落不到實處。
空有法律卻無法有效執行。
而在我看來，這很可能與秦朝地方極度缺乏辦事員有關。
以點燃秦末烽火的陳勝吳廣為例。
當時，陳勝、吳廣一行有900人，但是負責押送他們的，卻僅有2名帶著寶劍的軍官，人手不夠，威懾力也不夠，基本等於擺設。
如果陳勝、吳廣想做亂，能夠輕而易舉地制服2人，奪走他們的武器。
以劉邦為例。
作為秦朝基層公務員的他，卻要單獨押送百餘名犯人前往驪山，根本無法阻止犯人逃亡。
而犯人逃亡過多，劉邦自己也要被問罪。
因此劉邦一不做二不休，幹脆就反了。
總之，在筆者看來。
缺吏現象，可能在秦朝全國都普遍存在。
秦朝時，秦法之所以有效。
是因為秦國國土並不大，而且秦法施行了一百多年，已經培訓出足夠的吏員，完全可以滿足以法治國的需要。
而秦國統一天下後，不假思索地在全國鋪開法治，就會面臨嚴重的缺吏問題。
因為秦朝統一過快，根本來不及招募和訓練出足夠的吏員。
由於工作做不完，人手又不足，就會出現兩種極端情況。
一方面，就是不作為，完完全全的懶政，甚至對本地反秦分子視而不見、聽之任之；另一方面就是徹底一刀切，將秦法極端暴虐化，事實上這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懶政。
而後一種暴政，對秦朝統治危害極大。
在秦二世時期，出現了『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的可怕情景。
也就是稅越收越高，殺人也越來越多。
街道上，到處擠滿了犯法之人。
在驪山工地，竟聚集了72萬罪犯。
要知道，當時全國人口也不過2000萬。
因此在筆者看來，造成秦朝二世而亡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有一群名不符實的官吏。
而不是劉邦、項羽、陳勝、吳廣。
陳勝吳廣、劉邦項羽不過是缺吏的衍生品。
秦國法治之所以能存在，不是因為暴虐，而是因為公正。
但是缺乏官吏，讓秦法積極的一面蕩然無存，不僅鎮壓不了反亂分子，也難以善待百姓。
最終讓舊貴族與百姓產生合流，進而顛覆了大秦帝國。
在《資治通鑒》中，司馬光援引了賈誼的《過秦論》，認為秦朝二世而亡是『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對此筆者深以為然。
秦國統一前，以法治國是完全沒問題的，而這種『法家政策』也造就了秦國的強大。
而秦國統一後，以法治國就變得水土不服。
因為以法治國太過超前，適應不了當時『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的大環境。
因此施以仁義之道，以德治國，再輔以法家之霸道，是最好的選擇。
因此，漢朝采取了郡國並行以及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以王道雜以霸道，最終找到了適合大一統帝國的統治之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