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李在《圯上授書圖》
一
張良為圯上老人拾履的故事，是見載於《史記》的。
這件事當然很奇，讀起來也甚有趣，但若追究起來，其真實性卻是可疑的。
蘇軾有一篇《留侯論》，為自來傳誦的名篇，坊間流行的《古文觀止》也收入了——借此大發其議論，以為『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方可成就大事。
這樣的持說，雖不無掉弄之嫌，卻也不妨一聽。
但另外的一段，就非得加以駁正不可了：『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
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據中華書局本《蘇軾文集》，第一冊104頁》
說得鑿鑿如見，乍讀之下，字字在理，你不能不首肯，但一經查考，就知其實是想當然的謬悠之說，經不起覆按。
老人讓張良『下取履』，《留侯世家》中明明說『良愕然，欲毆之』《此六字《漢書》並同，《史記集解》引徐廣所見的古本，作『良怒，欲罵之』》，隻『為其老，彊忍』了而已，而蘇軾卻說是『油然而不怪』！真可謂咄咄怪事。
尤其那一句『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為大謬不然的話。
張良的年歲，雖然史無明言，不能確知，但據《留侯世家》的所記，是可以估算的。
在逢圯上老人之時，張良早已不是什麼『少年』了。
《留侯世家》開頭雲：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
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
父平，相釐王、悼惠王。
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
卒二十歲，秦滅韓。
良年少，未宦事韓。
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
《中華書局本，第六冊2033頁》
按張良之祖父張開地《《史記索隱》引王符、皇甫謐說，以為子房為韓之公族，本姬姓，以秦購索急，變名姓為張良，故開地不姓張。
此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及近人王叔岷《史記斠證》說，姑以張字冠之》，為韓相的時間，最遲不晚於昭侯二十六年，即周顯王三十六年《前333年，據《韓世家》、《六國年表》。
陳夢家《六國紀年表》作『釐侯二十九年』，釐侯即是昭侯；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則作『昭侯三十年』。
其為昭侯的最後一年，及在顯王三十六年，則並無不同》；可能的時間，則為昭侯二十三年《前336》，因為據《韓世家》及《老子韓非列傳》，昭侯八年至二十二年，韓相為申不害《按錢穆以不害相韓，前後得十九年，見《先秦諸子系年》七七《申不害考》；以其無確據，姑仍從《史記》》。
其為韓相的時間下限，最晚可至襄王的最後一年，即襄王十六年、周赧王十九年《前296》。
假設開地初為相時，年三十歲，至襄王十六年，他也就是年近七十的老人了，按人世的一般情形，其孫張良也已在抱了。
可是歷史不湊巧，偏偏是小概率，那時張良並未出生。
何以言之呢？很簡單，因為前230年韓為秦所滅，張良正『年少』。
張良若在前296年已生，則至前230年時，其年已六十七，皤然一公，何得謂之『年少』？那麼，張良之生究在何年，為有最大的可能？據張良之父張平，為韓相而卒之年，是在悼惠王二十三年《前250年。
《韓世家》、《六國年表》作『桓惠王』》，可知張良之生，再晚也不得晚於此年；前230年秦滅韓，《留侯世家》明言其『年少，未宦事韓』，以此上推，至前250年，其間凡二十年，換言之，也就是韓滅之際，張良若二十歲，謂之為『年少』，是可以的。
所以以最保守的算法，張良必不晚於前250年而生，考慮張良另有一弟，若其年長弟僅一歲，則張良之生，最晚也必在前251年，而不得更晚於此年了。
若張良最晚生於前251年，那麼在其雇力士用一百二十斤的大鐵棰行刺秦始皇時，是多大的年歲？刺始皇的具體時間，《留侯世家》中未言及，《留侯世家》隻說『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但這是可以考得的。
據《史記·始皇本紀》及《六國年表》，其事在始皇二十九年《前218》。
《始皇本紀》雲：『二十九年，始皇東遊。
至陽武博狼沙中，為盜所驚。
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史記正義》雲：『狼音浪』『博狼』即『博浪』，《漢書·張良傳》正作『博狼』，不過是古字的異寫而已。
此雖未及張良之名，但合《留侯世家》以觀之，可知為一事。
從前218年溯至前251年，為三十三年，換言之，張良在與力士刺始皇的時候，已是古人例以虛歲算的三十四歲的中年人了。
這還是最保守的算法。
如放寬五六年，實在說來，這也是最有可能也最接近歷史之實際的，——因為假設張良之父生於前333年，也就是其祖父初為相時，那麼到前251年，張良之父也就有八十餘歲了，以八十餘歲的老人而生子，在醫學上是有絕大困難的，所以張良之父的生年必須後移，而張良的生年則須前移，如此才接得上——則彼時張良四十歲。
對於年已四十的張良，蘇軾還能說他是『少年剛銳之氣』麼？
晚於蘇軾近九十年的洪邁，在其《容齋五筆》卷八『白蘇詩紀年歲』條討論及蘇軾詩中的年歲之感雲：
白樂天為人誠實洞達，故作詩述懷，好紀年歲。
因閱其集，輒抒錄之：『此生知負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少年，百歲三分已一分』，『何況才中年，又過三十二』，『不覺明鏡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復旦』，『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鸞』，『我今欲四十，秋懷亦可知』，『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忽因時節驚年歲，四十如今欠一年』，……蘇公素重樂天，故間亦效之，如『龍鐘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日斜時，還為昔人嘆』，正引用其語。
又『四十豈不知頭顱，畏人不出何其愚』，『我今四十二，衰髮不滿梳』，『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非』。
《上海古籍出版社本，893-895頁》
人生不過百年，三十三歲，為百年的三分之一，就算從寬算作『少年』，四十歲的或者至少三十四歲以上的張良，也不可能是『少年』了。
其實，洪邁所引的白居易的詩，不是也把『過三十二』，算作『中年』了嗎？而『三紀餘』，也就是三十六七，——一紀為十二年——不更明言是『非老復非少』？蘇軾本人的詩，在三十九歲時，也就自嘆『歲暮日斜時』了。
從洪邁所引的這些詩，不難看出人生的年歲，在蘇軾意中的分別，如果他意識到張良在為老人拾履之時，已大於三十四歲，而極可能是四十歲時，料想他不至於寫出那一句『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的。
尤其是，在嘉祐六年《1061》作《留侯論》而大發議論的蘇軾，據孔凡禮《蘇軾年譜》《中華書局本，上冊93頁》，其本人也才二十六歲，要非說是『少年』，蘇軾是更合適些的，但想來蘇軾本人一定不同意。
他二十七歲作的詩，就在未老而屢屢言老了，如嘉祐七年《1062》寫的：『明年縱健人應老，昨日追歡意縱違』《《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愁腸別後能消酒，白發秋來已上簪』《《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弟二首》之一》；『萬事悠悠付杯酒，流年冉冉入霜髭』《《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之三》。
及至熙寧二年《1069》，蘇軾也到了三十四歲，他詩裡就更寫著『如今各衰晚，那更治刑名』《《次韻子由初到陳州二首》之一》了。
所以，蘇軾若知張良此時比其作文時要大得多，他是必不如此著筆的，他隻是犯了未考據的錯，而想當然地逞其聰明了。
二
也許有人要說，《史記》中圯上老人對張良本有『孺子，下取履』、『孺子可教矣』、『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之類的話，所以《留侯論》中說：『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蘇軾也是語出有據，不能算錯的。
其實呢，蘇軾所以有此誤謬，就在『孺子』一詞。
他讀《留侯世家》，一定是以為『孺子可教也』的『孺子』，就是指小孩子。
按『孺子』作小孩子解，固是通義，《孟子·公孫醜上》：『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離婁上》：『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兩處的『孺子』，都是指小孩。
這也是蘇軾自幼所爛熟的。
但是，若隻作小孩之解，那就不能以之稱呼成年人的張良了。
古人之用『孺子』，另有其義。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二『孺子』條雲：
今人以孺子為童稚之通稱，蓋本於《孟子》。
考諸經傳，則天子以下嫡長為後者乃得稱孺子。
《金縢》、《洛誥》、《立政》之孺子，謂周成王也。
《晉語》裡克、先友、杜原款稱申生為孺子，裡克又稱奚齊為孺子。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稱為孺子，而舅犯亦稱之，是時秦欲納之為君也。
孺子?之喪，哀公欲設撥，亦以世子待之也。
齊侯荼已立為君，而陳乞鮑牧稱為孺子，其死也謚之曰安孺子，則孺子非卑幼之稱矣。
欒盈為晉卿，而胥午稱為欒孺子。
《左傳》稱孟莊子曰孺子速、武伯曰孺子泄。
莊子之子秩雖不得立，猶稱孺子，是孺子貴於庶子也。
齊子尾之臣稱子良曰‘孺子長矣’，韓宣子稱鄭子齹曰‘孺子善哉’，皆世卿而嗣立者也。
《內則》：‘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
’亦貴者之稱。
唯《檀弓》載有子與子遊立，見孺子慕者，《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此為童子通稱，與《孟子》同。
又《左傳》季桓子之妻曰南孺子，則又以為婦人之稱。
《上海書店本，25-26頁；『秦穆公使人吊』句，原誤標作『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稱為孺子』，今改》
錢大昕的這一條考辨，引證甚博，發明亦確，但於一般讀者，必須加些註，才能讀得明白。
如『《金縢》、《洛誥》』那一句，鳳凰出版社本的《嘉定錢大昕全集》第七冊69頁，將其標作了『《金縢洛誥》‘立政之孺子’』，就是錯得厲害的。
這可見雖在專家，也有讀不懂處。
大概言之，錢大昕此節所言，是以為『孺子』一詞，除指小孩之外，在經傳古籍中，還可指年輕的或不年輕的嗣君，以及貴家的婦女。
指年輕的嗣君，如《尚書·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見《尚書正義》598頁，上古本》。
《洛誥》、《立政》中，也都有『孺子』，所指並同《可參看《尚書校釋譯論》第三冊1236頁、1475頁及第四冊1687頁》。
指不年輕的嗣君，則重耳之稱孺子是。
這是見於《國語·晉語二》及《禮記·檀弓下》的。
據《史記·晉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晉獻公二十一年，殺太子申生，次年又欲殺重耳，重耳出亡，『是年重耳年四十三』。
獻公之喪，在二十四年《前651》，那時重耳四十五歲，而穆公稱之為『孺子』。
這是不年輕的嗣君，稱為『孺子』的古例。
雖然如此，但無論作錢氏的哪一義，也還不能移註圯上老人的稱呼張良。
《漢語大詞典》第四冊252頁『孺子』條又雲：
猶小子、豎子，含藐視輕蔑意。
《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司馬貞索隱引劉氏雲：『蓋謂雎為小子也』
按《索隱》所引劉氏，指唐學者劉伯莊，其解亦非是。
《大詞典》就更不足為據了。
范雎更名姓為張祿，去秦國為相、封應侯，前後凡五年，須賈使秦，贈以綈袍的事，是在周赧王四十九年《前266》，揆之事理，范雎就是再年輕，也必在三十外了。
一般說來，較為可能的，應是在四五十間。
以如此年歲的故人，而呼之為『孺子』，則『孺子』之稱，在當時的社會，是不至有什麼輕蔑的。
不然，既有前仇，又加此辱，范雎便放不過他了。
范雎說的：『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綈袍之贈，固然是可念，但其口中的『孺子』，若為輕蔑藐視之稱，則所謂的『故人之意』，也就大打折扣，不值得多感了。
以范雎的為人，其事之不如此作了，可想而知。
《史記》中另有一處，亦涉及『孺子』之稱，可為旁證；《陳丞相世家》雲：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及平長，可娶妻，……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遊道日廣。
裡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
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中華書局本，第六冊2051-2052頁》
按陳平及長而娶，為分肉均故，得父老稱『善』，而亦呼之為『孺子』，這就可見不是『藐視』，也非語帶『輕蔑』了。
此正如須賈對范雎之稱，為彼時的一種通行的稱謂，可為老人施之於晚輩的成年男子，且是頗客氣的，至少在《太史公書》中，是必如此的。
圯上老人之呼張良，也當作如是解。
《漢語大詞典》的那個義訓，亟須修訂。
而所以有此一稱謂，猜想起來，或即緣於嗣君之稱『孺子』。
古時的不少稱謂，皆自上而下，僭竊而用之，一般人之樂於此，就仿佛婦女的『梳頭學京都樣』，這也就使得這些稱呼，往往失去原義。
『孺子』一詞，自是其一例。
《史記·淮陰侯列傳》中的漂母，呼落魄的韓信為『王孫』，則另是一例。
『王孫』為美稱，所以那時的人，就多取名作『王孫』，如專研《周易》的周王孫、田王孫及文君之父卓王孫、與田蚡合傳的竇王孫、以裸葬著名的楊王孫等，都是。
而名字『孺子』的，也屢見於史，最有名的，則是那位『下陳蕃之榻』的徐孺子了。
以此而言，『孺子』之為佳稱，是可以無疑的。
三
附帶提一下。
《太平廣記》卷六引杜光庭《仙傳拾遺》改寫張良此事雲：『張子房，名良，韓國人也。
避地於南陽，徙居於沛，後為沛國人焉。
童幼時，過下邳圯橋，風雪方甚，遇一老叟，著烏巾、黃單衣，墜履於橋下，目子房曰：‘孺子為我取之。
’子房無倦色，下橋取履以進，老叟引足以納之。
子房神意愈恭，叟笑曰：‘孺子可教也。
’』《中華書局本，第一冊38頁》改作『童幼』，固可與『孺子可教也』一句照應了，但顧此失彼，卻忘了張良童幼時，韓國還沒有亡，以張良的家世，他又何至徙居於楚國的沛呢？杜光庭到底也還是不解『孺子』之稱，不僅可呼童子，也可以施之成人，他所犯的錯，是和蘇軾差不多的。
據說讀了七遍《漢書》的翦伯贊，在《秦漢史》中敘項羽之死雲：『項王走至烏江之濱，烏江的亭長，檥船以待，勸項王渡江。
……於是這一位‘一聲叱吒，千人皆廢’的少年英雄，就用了帶著敵人鮮血的寶劍，自剄而死了』《北京大學出版社，115頁》把項羽稱作『少年英雄』，雖可表示『於項羽不勝其欽佩』之意，但現代的讀者讀了，一定是要疑怪的。
項羽的年歲，是經前人考定了的，自刎時年三十一，確切無疑《見《史記集解》：『徐廣曰：漢五年之十二月也。
項王以始皇十五年己巳歲生，死時年三十一』》，並有虞姬在側，如何可稱得『少年』？不記得哪本書，說李肖聃痛恨白話文，學生作文若用『青年』，他必代改為『少年』，並批之雲：‘『青年』兩字不見經傳，故改。
’』《秦漢史》不是古文寫的，還不能援此為例，不寫『青年』兩個字，也不能比於蘇軾所仰的白居易，可以說三十還是『少年』。
作者：王培軍
編輯：吳東昆
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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