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長達兩千餘年的封建歷史中，思想繁榮的現象往往出現在亂世時期，而一旦天下一統，為了控制人們的思想，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會選取不同的做法。
毫不誇張地講，正是因為漢武帝的這一文化政策，才最終確立了儒家思想在華夏文化中所占的絕對比例，對中國人思想的確立及人格的培養，起到了奠基作用。
而從董仲舒所編撰的《春秋繁露》中，我們也不難發現他對儒家思想的改造，已經十分迎合封建君主專制的統治要求。
如著名的『君讓臣死，臣不死不忠』的思想，便是經由董仲舒改造儒學後的產物。
因此，孔孟兩位先賢，表示不背愚忠的黑鍋。
因為畢竟先秦儒家一向講求『君則敬，臣則忠；君失敬於臣，臣背忠於君』。
由此可見，最起碼在孔孟那一年代，君臣在等級尊卑上雖然十分嚴明，但卻也要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之上，不提倡愚忠。
但等到了董仲舒這裡，卻將整個儒學的政治觀念，往下拉的不是一星半點兒。
實際上，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從客觀的層面來講，和文化領域基本沒有太大的關系，更多的則是偏向於漢武帝的政治考量，以及董仲舒個人所面臨的難題。
首先從政治角度來看，我們要弄清楚漢武帝這一做法的真實原因。
據史料記載，在武帝掌權前，他長期受到了皇祖母竇太後的壓制，而在竇太後的觀念裡，治國之道的關鍵在於黃老思想，不然漢朝在前期也不會出現著名的文景之治。
然而，漢武帝本人是個具有遠大抱負的君主，他不願意一直受到皇祖母的牽制。
因此，為了鞏固政權，削弱竇太後的控制，漢武帝必須從文化層面入手，從而減少竇太後等後宮勢力的影響。
而在當時，唯一一個能夠同黃老思想持平，同時又符合中央集權理念的學說，也隻有經過董仲舒改良後的儒學。
說到這裡，還要解釋一下為何漢武帝不去選擇法家思想。
與董仲舒的儒學相比，法家主要講求的是國富民強，在思想層面采取的態度極為強硬，因此很難令人接受，比如強制焚書。
但董仲舒的儒學則不同，它對人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是將你由內而外的洗禮一番，從而達到一種自願且順從的境界。
這樣一來，既不會激起民怨，又可以加強專制，何樂而不為呢？
再一個原因，就和董仲舒本人有關了。
還是那句話，從先秦儒學發展至今，按照歷史的脈絡來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即以孔孟為代表的先秦儒學、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學，直到以朱熹為代表的儒學。
而在這三個階段中，自從董仲舒對儒學進行了一番大的改造後，儒學從此便在服務於封建統治的道路上，一騎絕塵而去了。
然而，盡管董仲舒改造後的儒學受到了歷朝歷代統治者的青睞，但在當時，卻引起了儒學門派內部不小的矛盾。
通俗點兒來說，當時以孔孟思想為標準的儒士，看董仲舒就跟看一個欺師滅祖的二百五一樣，對他改造後的儒學理論根本不予承認。
但奈何董仲舒背後有皇室的支持，他們就算再怎麼反對，也無法阻止改造後的儒學逐漸普及的歷史進程。
但是，董仲舒的這一做法的確在當時引起了學術界的軒然大波，他本人自然也是再清楚不過的了。
所以，對於董仲舒而言，只要自己的目的達到即可，如果真的將其餘學說趕盡殺絕，恐怕不僅皇帝要背負千古罵名，他本人也無顏再去九泉之下面對古聖先賢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