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代詠史懷古詩歌中， 秦始皇經常以暴君形象出現， 他實施苛政、善用酷刑， 晚年還是個不務政事、尋仙求道的昏君， 很少有人能提到他一統六國的壯舉偉績。

現代把秦始皇稱作『千古一帝』， 而古代文人為何對他竟如此的『惡言相向』呢?

司馬遷《史記》的最早導向

後代人們對秦始皇的感知首先來源於偉大的史學著作《史記》。

司馬遷在《史記》認為:『秦王懷貪鄙之心， 行自奮之智， 不信功臣， 不親士民， 廢王道， 立私權， 禁文書而酷刑法， 先詐力而後仁義， 以暴虐為天下始 。

』 (《史記·秦始皇本紀》) ， 司馬遷的《史記》是一部史學成就極高的巨著， 同時也是一部富有文學情調的的佳作， 因此也飽沾上了不少個人情感。

司馬遷借尉繚、侯生、盧生之口指責始皇， 實際是在表示自己乃至當時整個社會的看法。

很明顯， 司馬遷的這一段評價， 對後人了解秦始皇， 甚至給整個詠史詩壇的吟詠定下了一個基調。

後人讀史了解秦漢， 無論是史官還是普通文人， 一般都會先去拜讀司馬遷《史記》， 司馬遷的敘述和評價成為了古人了解秦始皇行為品德的主要來源， 從而使得後世之人形成了秦始皇暴虐的最初形象。

再加上後人編史， 也多多少少參照了《史記》中的記載， 使這一形象更加坐實。

梁啟超先生在《戰國載記》中認為:『秦始皇寧為中國之雄， 求諸世界， 見亦罕矣。

其武功焜耀眾所共知不必論， 其政治所設施， 多有皋牢百代之概』並認為秦始皇在武功上和創建制度的規模上都不失為蓋世之雄主， 而其失敗在於奢侈、專制、忌刻。

這是現代的眼光和觀點， 而漢代所撰成的史籍多敘述秦始皇的淫侈和暴虐。

很多詩人因為種種原因， 為《史記》開始的傾向所誘導， 從而形成了秦始皇基本負面的這種現象。

詩人之所以吟詠秦始皇， 很多都不是因為精研歷史有所發現或新見， 而是當時的政治需要。

詩人為了借古諷今， 通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尋仙求道、勞民傷財、苛政酷刑等方面的暴行， 來警示當政者要重用人才、勤政勤儉、寬容仁德。

雖然秦始皇的作為有好有壞， 但為了達到更好的警示效果， 對負面行為的批判就更具影響力了。

特別是秦始皇的人生經歷和最後結局， 很能引起統治者的警惕。

這些詩尤以一些朝代的後期為多， 文人欲以秦始皇的暴政、求仙、勞民等教訓警醒當朝統治者。

這也是為什麼古人在讀史後對秦始皇的評價褒貶不一， 但到了詩歌中， 卻多是貶責了。

如胡曾《詠史詩·阿房宮》:『新建阿房壁未幹， 沛公兵已入長安。

帝王苦竭生靈力， 大業沙崩固不難』 許渾的 《途經秦始皇墓》:『龍盤虎踞樹層層， 勢入浮雲亦是崩。

一種青山秋草裡， 路人唯拜漢文陵』這些指責都有反思歷史， 警示當今的意味。

秦朝重用法治， 儒家卻重仁政。

在秦滅後兩千多年的歷史中， 中原大陸一直處在儒家思想的浸潤之下， 並隨著皇權的加強， 思想越發體現出儒學腐敗的一面來。

自從漢朝以來， 儒學獨大， 雖說統治者實施外儒內法的政策來安定社會， 但宣傳的一直都是仁德教化。

文人一般都以儒學為根本， 法治的嚴法酷刑不為他們所接受， 從而不會對秦這個以嚴刑立法著稱的朝代有所好感。

更有焚書坑儒的歷史事件觸動儒士自身的情感， 對秦始皇本人更是不會有什麼稱贊之語。

這種少有稱贊的形勢隨著時代愈見加深， 不過也不是每個人都受到了深刻影響。

漢代剛開始推行『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 各家思想依然活躍， 比起往後的發展， 還是有些『百家爭鳴』的社會風潮的。

西漢前期的主父偃認為:『秦皇帝任戰勝之威， 蠶食天下， 並吞戰國， 海內為一， 功齊三代』但東漢班固就批駁秦始皇殘忍。

唐代雖社會風氣開放， 但李世民帶頭諷刺始皇， 以後肯定秦始皇的日見其少， 而更多的是作為亡國之君的典型例子， 肯定儒家思想而否定法家思想。

王安石的《秦始皇》:『舉世不讀易， 但以刑名稱』清朝詩人周映清的《始皇塚》:『秦政昔亂紀， 刑殺如霆雷』這些詩篇明顯以儒家的治國之道來看秦始皇的政治統治， 意識形態意味非常清楚。

顯然， 秦始皇作為古代的君王， 其是非本身是一回事， 而文人在詩歌等文學作品中歌詠評騭的形象又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