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應該都聽過一種說法，叫『漢承秦制』，指的是漢朝建立後，在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等很多方面都繼承了秦朝所創立的制度，因此被稱為漢承秦制。
但是秦漢畢竟是兩個不同的王朝，而漢朝存在的時間又比較長，因此實際上，漢朝在繼承秦朝制度的基礎上，也做了修改、變化、創新，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制度和政治文化，所以『漢承秦制』還有後半句，叫『有所損益』。
而在這些變化創新裡，漢朝所形成的不同於秦朝的政治文化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漢朝沒有像秦朝一樣短命、二世而亡，而是延續了400多年，並且還為後世諸多王朝奠定了基本的政治文化模式。
漢朝的政治文化模式歷經了三次變遷，從漢初開始奉行黃老之術，到漢武帝開始實行儒法並用、『霸王道雜之』的政策，再到漢光武帝開始的儒法合流。
接下來我們就詳細聊下這三次變遷。
上篇文章我們聊到過，在政治文化模式方面，秦朝獨尊法家思想，實行法治，重用文法吏，一切以富國強兵為先，註重效率，使得秦國擁有了巨大的社會動員能力和資源組織能力，最終迅速崛起，一統天下。
統一後，秦朝把這套模式推向了關東六國地區，而關東六國雖然也經過了戰國時期的變法，但是遠沒有秦國徹底，其政治文化模式深受周代禮治思想的影響，與秦朝很不一樣，秦朝的這套模式根本無法整合這些地區。
另外，在秦朝的這種政治文化模式的指導下，國家所形成的官僚帝國體制、文吏政治具有不斷擴張其自身權力、追求國家幹預的天然傾向，這與君主專制制度與君主追求其個人的私欲私利的需求一拍即合，導致對社會壓迫日益增強，民眾不堪其擾，最終揭竿而起，秦朝崩潰，二世而亡。
大澤鄉起義
秦朝如此強大的一個國家卻二世而亡，這對漢初的統治階層產生了極大的震撼，因此，建國之初，他們都在苦苦思索秦朝滅亡的原因，希望以史為鑒，賈誼的《過秦論》就是其代表作。
但無論得出的原因是什麼，秦朝所開創的這套官僚帝國體制，漢朝是繼承下來了，它也必須要繼承下來。
原因很簡單，你要是不用這套制度，你用啥呢？
用周朝的制度，那肯定不行。
自春秋戰國以來，社會日益復雜，人口數量、土地制度、生產力等，已與周朝有了很大的不同，周朝的那套制度早已無法滿足國家治理的需要，無法有效應對新出現的各種社會情況，要不然也不可能『禮崩樂壞』。
自己獨創一個？
那也不現實，當時漢朝剛剛建立，百廢待興，根本無時間也無能力另起爐灶，新造一個制度。
而且實踐也已經證明，秦朝的制度對於管理一個超大規模的統一國家是有效的。
但是秦朝這套體制的弊端又非常明顯，怎麼辦呢？
於是漢朝在繼承這套體制的同時，廢棄了秦朝獨尊法家、重用文法吏的政治文化模式，而是改用道家的黃老之術，無為而治、與百姓休養生息、輕徭薄賦。
政府充當守夜人的角色，別瞎折騰，多做多錯，少做少錯，因此盡可能不做。
黃帝與老子
按照北大歷史系教授閻步克老師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裡的說法：『漢朝的這種做法相當於是給高速運轉的官僚機器，降低了轉速，盡量減少其所承擔與發動的事務，從而緩和對社會的壓力，使那個為此體制提供資源且已疲憊不堪的社會，獲得一個休養生息的喘息的機會』
這樣漢朝才得以逐步恢復過來，才能有文景之治這樣的盛世。
但是在漢武帝繼位後，情況發生了變化。
漢武帝雄才大略，志向遠大，他以祖輩數十年積累下來的財富和強大的國力為資本，開始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動作頻頻，希望有一番大作為，把漢朝推向了全盛。
漢武帝
道家的無為思想無法滿足漢武帝的需要，於是被漢武帝所拋棄，龐大的專制官僚機器又重新加快了運轉，文吏集團再次興起。
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務，比如打仗、刑法、賦稅、官員考核等等，都需要有專門的人才來做，這部分人就被稱文吏群體。
漢武帝時期文吏群體有兩個代表人物桑弘羊、張湯，一個專門給國家搞錢，弄出了鹽鐵官營、均輸平準，一個專門以法律治國，被稱為酷吏。
漢初實行的黃老之術的政治文化模式，隻是給官僚帝國體制降低了轉速，這個體制本身並沒有變化，因此文吏集團並沒有消失，他們還是處理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務，隻是相對於秦朝時沒有那麼重要而已。
但是只要外部有變化，他們就會再次興起。
漢武帝時期的擴張政策，恰恰就給他們提供了這樣的機會。
因此，秦朝所開創的帝國體制，到了漢武帝時期進一步完善，漢朝政治文化模式似乎在回歸到秦朝時的法家模式。
到了漢武帝後期，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民生凋敝，幾有亡秦之禍。
但是漢朝並沒有步秦朝的後塵，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漢武帝在國家的指導思想裡引入了儒家。
孔子
為了維護大一統，給自己的政權帶來合法性，漢武帝需要一種理論，這種理論要能給事實上實行的君主專制與官僚體制，披上一層合法的外衣，讓國家獲得不是基於強權，而是基於文化價值和文化象征的合法性。
而儒家就很合適，儒家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特征，主張實行仁政、有民本思想，儒生精通禮儀教化，因此可以滿足漢武帝的需要，於是儒家思想開始進入漢朝的統治思想裡，儒生也開始參政。
朝廷中開始逐漸形成了兩大治國思想儒家與法家，兩大政治集團儒生集團與文吏集團的對立。
儒生集團主張用儒家思想治國，實行仁政、以民為本，註重禮樂教化，反對嚴刑峻法、抵制帝國的擴張政策，因此他們對漢武帝窮兵黷武、窮奢極欲一向持批評態度。
而文吏集團則主張用法家思想治國，實行法治，提倡嚴刑峻法，主張富國強兵，國家應該對社會進行控制和幹預。
後來在漢昭帝時期召開的鹽鐵會議上，通過這兩個集團的辯論，可以明顯看出這二者之間理念上的巨大差異。
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與儒家代表人物孔子
對於漢朝統治者來說，儒家與法家和與之對應的儒生與文吏，都有用，可以滿足自己不同的需求，因此從漢武帝開始，漢朝的政治文化模式便成為了儒法並用，漢宣帝曾親口說過『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就反映出了這種政治文化模式。
我們也可以稱之為外儒內法、儒表法裡，在意識形態上，提倡儒家的理想，而在現實政治上實行法家的制度。
在政治上以儒家掌『教化』，而以法家掌『吏治』。
當然這也不是漢朝原創的，戰國時期的思想家荀子，就已經提出了『禮法兼綜』的思想。
治國不能隻用法家思想，原因就不用多說了，秦朝的實踐已經證明了這點，想更詳細了解的可以看我上篇文章。
那為啥不能隻用儒家呢？
一是因為儒家思想更像是一種意識形態，更多的是一種哲學文化思想，它對於官僚政治的構成原則、組織方式和運作規程涉及的非常少，因此了解儒家思想對於直接處理現實政務是沒有太大幫助的。
而法家就不同了，法家本質上是一種專制官僚政治行政理論，它對於如何管理國家、處理政務有非常具體的、細節上的描述，一看你就知道咋辦，可操作性很強。
二是，儒生本身不像文吏一樣善於處理實際政務，儒生沒啥實踐經驗。
先秦的儒生主要以學士身份在民間從事文化活動，並沒有直接參與行政事務。
到了漢武帝時期，儒生雖然開始參政了，但是主要是傳授經術和制禮作樂，實際處理政務的還是文吏。
可能你想問了，如果隻用儒家會怎麼樣呢？
歷史上有沒有隻用儒家的政治實踐呢？
還真有，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了幾乎完全按照儒家思想治國的王朝，與秦朝完全任用法家思想治國，正好形成了絕好的對照，這就是王莽的新朝。
儒生在漢武帝時期參政後，尤其是在漢元帝繼位後，勢力越來越大。
在西漢後期，朝廷揮霍無度、土地兼並嚴重、流民增多，社會危機日益嚴重。
儒生覺得這是因為漢朝沒有完全任用儒家的原因，如果要是完全任用儒家思想改革，社會危機一定可以化解，並且還能實現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
於是儒生開始造勢，追求獨自掌權，要求改制，徹底實現王道和禮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最後王莽上臺了，取漢朝而代之，完全按照儒家的方案進行改革，結果天下大亂。
儒家思想，你把它作為文化理想、意識形態是可以的，但是要是把它作為實際處理政務的原則是行不通的，王莽的實踐就證明了這一點。
關於王莽改制，可說得很多，之後我會專門寫一篇文章詳細講一下。
在王莽的新朝覆滅後，漢光武帝劉秀重建漢朝，重新確立了漢朝『儒法並用』的政治文化模式，宣佈了『霸王道雜之』治國路線的回歸。
不過東漢的政治文化模式這時候卻開始發生了一些變化，儒家與法家，儒生與文吏由對立走向了融合，儒法合流，儒生『文吏化』，文吏『儒生化』，從而產生了新的政治角色——士大夫。
漢光武帝
這是因為，儒生參政後，其中一些人在實際處理政務時，逐漸發現了儒家思想在實踐中的不切實際，坐而論道容易，起而行事很難。
因此，無論是盡職作為官員的本分也好，還是希望把政務處理好方便日後升官也好，儒生開始自覺或不自覺地致力於將儒術與官僚政治相結合。
尤其是王莽改制的失敗更是給了儒生以強烈的震撼。
東漢與西漢相比，儒家思想的一大變化就是，儒家針對治理國家、針對社會危機的論述更具現實意義和理性精神。
其中一個表現就是儒家把政治理想與政治現實區分開了，在落實儒家的政治主張『仁政』的具體途徑上，大同社會作為一個最高的理想境界，儒家此時把它看做是對於現實社會的對照與警醒，時刻提醒與督促社會不斷進步。
所以，理想有時候是用來追求的，不是用來實現的。
儒家也意識到了現實政治最多隻能達到『小康』社會的地步。
按照閻步克老師的觀點來說『當儒者在實際上已把現世的立足點放在‘小康’之上以後，由法家所推動的、在長期發展歷程中不斷完善起來的官僚法紀，就不僅是‘法治’的基礎，甚至也將是‘仁政’的現實基礎了』
促使儒生『文吏』化的另一個原因是，從漢光武帝開始，朝廷規定州郡長官對於將要加以察舉的人，不能隻看品德，應該先給他們一定的官職，讓他們熟悉行政事務，或者是檢驗他們到底能不能處理具體的行政事務，合格的人才能舉薦至中央當官。
相當於是給個試用期。
後來這個范圍還擴大到了公府征辟。
這就促進了儒生必須要精通法律文書、增強處理實際政務的能力。
而在另一方面，儒生的『文吏化』，使得文法律令不再是文吏的專長，他們面臨著競爭與壓力，為了自己的前途，這些文吏開始學習儒家思想，於是文吏開始儒生化了。
儒法合流，士大夫階層就此誕生了，他們既精通儒家思想，又能處理實際的政務，還承擔意識形態方面的事情。
單純的文吏，最終演變成了居於士大夫之下的胥吏階層，承擔具體技術性行政事務。
自此之後，除了元朝比較特殊外，中國歷代王朝大體上的政治文化模式就是儒法合流、士大夫政治，維系這個政治文化模式的人就是士大夫階層，雖然後世有所變革，但是基本沒有逃脫這個大框架。
當然，這種新的政治文化模式，並不能完全解決中國古代官僚政治所面臨的一切問題，官僚政治有自己固有的弊端，但是這是古人在所能想到的、所能利用的思想資源裡，設計出的相對來說最好的政治文化模式。
它相對地延長了各個王朝的生命，並且保證了帝國在一次次解體之後，又能一次次地以類似形態重新建立起來，並繼續生存下去。
參考資料：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