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康熙三十六年，清朝平息噶爾丹叛亂，清軍入關已經54年了。
在這半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裡，清朝都做了哪些事情？
都達到了什麼目標？
應該如何估價它所取得的成就？
在五十餘年後，該給它做一次總結，這對於我們正確地認識清朝，正確地認識中國歷史發展的特點，都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十分有益的。
我們闡述清朝的歷史，凡清朝所做的，差不多無一例外地都逐一開列出來，給予了某種肯定，但說到底，它進關重建封建統治，延緩了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換言之，就是延緩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這一認識，實際上脫離了中國的國情，沒有從本質上看問題，隻看到清朝統一了全國，建立了新一代王朝統治，與歷代沒什麼兩樣。
這就是問題之所在。
所謂現象與本質之差，就從這個問題產生出來，不可不分辨清楚。
總結清朝五十餘年的奮鬥，以聖祖平息噶爾丹叛亂、多倫會盟為標志，解決了北部蒙古問題，把順治朝的統一事業推向了新的發展階段；尤其重要的是，聖祖撤長城之防，為兩千年一巨變，基本實現了長城內外大一統，變中外為一家。
這是歷代大一統思想的一次飛躍，生動地反映了時代的進步。
清朝承明末大亂，面臨著分裂與統一的歷史選擇。
南明政權極端腐敗，農民起義軍無所作為，在不到20年的時間，中國重新歸於一統。
但是，臺灣鄭氏政權尚遊離於清朝的統一之外，北部蒙古雖按時朝貢，清朝卻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對漠北蒙古的完全統治，而康熙十二年爆發的吳三桂武裝動亂，則證明清朝入關以來所建立的統一，既不完整，也不鞏固。
聖祖不得不再次進行統一中國的戰爭，八年後，趁戰勝三藩之餘烈，於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向臺灣發起總攻，迫使鄭氏政權第三代傳人鄭克爽向清朝投降。
表面上新的統一，很快又被沙俄入侵東北，噶爾丹分裂西北所打破。
清朝又花了十餘年的時間，驅逐了入侵者，平息了叛亂，內地與邊疆重獲安寧，清朝的統治進一步鞏固。
至此，持續進行了五十餘年的軍事鬥爭，才出現了天下大一統的新局面。
中國大一統的體制，創建於秦王朝。
其後，兩千年間，盡管歷代嬗變更迭頻繁，卻一直延續了下來。
其中，群雄割據、分裂，包括北方遊牧民族南下，造成紛亂經常發生，短則幾十年、上百年，長則數百年，但總是歸為一統。
清朝的統一，再次證明大一統符合中國國情，符合中國歷史發展規律，因而具有無限的生命力！
我們從中國歷史發展中，得出一個結論：歷代能否實現大一統，關鍵就看它們是否能有效地控制東北、西北和北部的『三北』地區，把它牢固地置於中央政權的統一政令之下。
中國歷代所謂『邊患』，皆起自『三北』地區。
這一延袤萬餘裡的遼闊土地，歷來是遊牧與射獵民族生息活動的廣闊舞臺。
他們以精湛的騎射長技，尚武的民族精神，耐饑渴善奔馳的特質，常使農業地區的民族一廣大漢人感到恐懼。
他們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習性，對財富追求的欲望，驅使他們不斷揮戈南下，劫掠漢人的財富和人口。
在這些遊牧民族或以射獵為生的民族看來，『進行掠奪在他們看來是比進行創造性的勞動更容易更榮譽的事情』在長達千百年間，遊牧民族南下掠奪的戰爭綿延不絕，確實給農耕民族造成嚴重威脅和數不清的損失。
當然，漢人所建的中央王朝為其自身的利益，也常以重兵出塞，發動反擊或掠奪性的戰爭，同樣給遊牧等少數民族帶來災難。
因此，歷代二十六史中充滿了中原王朝與塞外，或與南疆等少數民族進行戰爭的記錄！
自戰國時起，為防禦北方『夷狄』等族的入侵，各國始修各自的軍事防禦工程——長城。
而燕、趙、秦等位居北方，首當其沖，都沿自己的疆界，修築了長城。
秦並六國，天下一統，匈奴屢屢南下，構成嚴重威脅。
秦始皇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開始營建人類史上最偉大的工程之——萬裡長城。
它以燕、趙、秦三國長城為基礎，把它連接起來，向東西兩個方向伸展：西至甘肅河西走廊的西端，臨界瀚海；東至遼東，與渤海灣相接，東西萬餘裡。
這道萬裡長墻，如一道無限伸展的籬笆，大體沿農業區的邊緣，將廣闊的草原和一望無際的瀚海——戈壁大沙漠隔離在農業區之外，也就把『三北』的遊牧民族和漁獵諸民族隔斷在漢民族聚居區之外。
自此，這道萬裡長城把中國分為南北兩個部分，並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地理觀念，所謂『內外』之分、塞內塞外之別，關內關外之辨，都是以長城為限隔的。
中原王朝常自稱『中國』，也是針對長城以外的遊牧民族而言的。
長城的修築，從根本上說，反映了古代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對立，也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產方式的對立。
秦始皇主修長城，不過是順應了時代的要求，反喚了當人們認知水平。
換言之，是春秋以來『華夷之辨』這一根深蒂固觀念的產物。
秦始皇創行的中央集權制的大一統和萬裡長域這兩份豐厚的遺產，被歷代完好地繼承下來。
歷代以不斷加強的中央集權制，堅持大一統的政治理想，牢牢地固守長城以內的廣大農業區，以長城為軍事防線，佈兵設防。
自秦以後，歷兩漢、北齊、北周、北魏、隋、唐、遼、金、明等王朝近兩千年而不衰。
即使少數民族如鮮卑、契丹、女真等入主中原，也都沿襲漢人修長城，防禦其他遊牧民族進襲中原，侵奪其政權。
明以前，所謂農業區與遊牧區的對立，實際是中原王朝與『三北』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及其政權的矛盾和鬥爭。
長城之存在，是在中國境內為華夏農耕民族所設的保護區。
因此，在治理和統轄上，對其『內外』確有分別。
大體上說，在長城以內的廣大地區，由中央王朝實行直接的統治，即派官置署，駐軍為守，百姓直接向國家繳納賦稅，以時服役，應召人伍等。
對長城以外的廣大地區，還有南方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歷來實行『因俗而治』的傳統政策，其辦法是，由中央任命當地少數民族的酋長、部長或首領為官員，一般都采取世襲制，父死子繼，世世為官。
唐在東北黑龍江地區設黑水都督府，後由大祚榮氏建渤海國，其君主由唐朝欽命；明在東北開原以北至黑龍江流域的廣大地區亦照內地，實行衛所制，任其酋長為都指揮使等職。
在北部的蒙古地區，永樂時，封其大酋長為王，其他小酋長或部長，也以明朝的官職如都督同知、指揮、千百戶等取『救賜』。
他們也以得到朝廷封賜為榮，不時上疏請求給予封賜，朝廷出於懷柔，一般都慷慨贈予。
最具實質內容的是，按朝廷規定，以時朝貢，向中央貢納法定的『方物』，而一經『貢使絕』，則意味著雙方關系的破裂。
明以前，歷代所行的這種朝貢制，實際是間接統治的方式，如歷朝說的『羈縻』之策。
此種體制，頗類現代的民族『自治』，但較之今天有同樣的自治權、自主權。
他們除了向中央納貢，保持名分上的隸屬關系，而在本區域則擁有一切權力，特別是擁有武裝力量，其征發、調遣皆出自他們之令。
因此，他們同中央王朝關系較為松散，中央對他們沒有嚴格的制約力，如雙方關系理順，互有往來，朝貢如時，否則，他們就同中央脫離關系，完全自行其是。
歷代同周邊民族關系時好時壞、少數民族時順時叛，大抵皆由此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