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20年六月十四日，劉裕廢黜司馬德文，正式登基，開創了劉宋王朝，史稱宋武帝。
劉裕從晉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 年》隨劉牢之與孫恩交戰嶄露頭角開始，到元興三年《公元404年》起義、推翻桓玄，之後又西征北伐，以武功攢足了威望，最終使平民出身的劉裕登上了皇帝寶座，但也正因為平民出身，劉裕對帝國的未來非常擔憂。
劉裕由一個平頭百姓一躍而成為一國之君，自西漢開國皇帝劉邦公元前202年以來，無人能比，在後世看來，這當然是劉裕本人有過人之處。
同是從佈衣到國君，在兩晉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劉裕所要背負的心理壓力和來自外界無形的壓力，比劉邦要沉重得多。
兩晉長達一百多年的門閥制度，讓士庶之間如同天上與地下，雖然世家大族經常因爭權而互相攻伐，但他們對寒門的鄙視是深入骨髓的。
雖然到了東晉末年，這些士族失去了軍政實權，但在文化領域和社會上潛在的影響力仍然不可小視。
劉裕掌權以後，一些士族為了生存暫時投靠了劉裕，但劉裕深知自己連字都不認識幾個，根本不可能讓士族心甘情願效忠自己。
因此，劉裕晚年的時候，也不自覺地附庸風雅起來，目的就是為了拉近與高門之間的距離。
然而，武力可以奪得政權，文化卻需歲月的積淀，觀念更難以在短期內改變。
早在劉裕北伐後秦駐節彭城時，一次，舉行盛大的宴會，他也想自我表現一番，命人拿來筆墨紙硯，想賦詩一首。
謝晦擔心劉裕丟人現眼，就從自己的座位上起身勸阻，並代替劉裕作了一首詩。
史書沒有交代劉裕是否真的因此而感激謝晦，因此，我們無法得知謝晦的獻媚舉動是否起到了應有的效果，但心機甚深的劉裕不會不由此而感覺到高門士族對自己的輕視。
相形之下，劉穆之對劉裕的態度完全不同。
劉穆之與劉裕昔日的社會地位不相上下，他對劉裕更多的是發自內心的幫助∶劉裕的舉動一向粗俗，劉穆之對他的穿戴、舉止都一一進行指點；劉裕的字寫得很差，劉穆之就讓他寫大字以藏拙。
劉穆之所做的都在私下，而謝晦卻在稠人廣眾之下代替劉裕作詩，劉裕心中怎能高興?高門大族對劉裕集團輕視的事，不絕於書，曾被劉裕誅殺的謝混和郗僧施表現得最為突出。
據《建康實錄》記載，當初在劉裕拜太尉的大喜日子，謝混不僅遲到，而且，『衣冠傾縱，有傲慢之容』。
當時劉裕就非常生氣，說了一句『謝仆射今日可謂旁若無人』，以發泄私憤；而郗僧施則放棄三品要職丹陽尹，寧願去作劉毅的四品南蠻校尉，也無非是因為劉毅比劉裕更有文化。
劉裕登基以後，感到非常孤獨，時常嘆息∶『劉穆之死後，人們看輕我！』由此可以看出，即位後的劉裕內心深處的文化自卑心理和對高門大族並非真心實意擁護自己的恐懼。
正如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所說的那樣，『當時在廷之士，無有為裕心腹者，孤恃一機巧汰縱之劉穆之，而又死矣』
劉裕登基以後，仍然保持了艱苦樸素的本色。
錢財全部都歸於國庫，內府沒有一點皇帝的私房錢；有關部門請求在東西堂放置彎腳的床、裝飾用塗銀的門釘，劉裕不同意，改用直腳床、鐵門釘；公主出嫁，劉裕陪嫁不過二十萬錢，也沒有絲綢、金銀、寶玉；劉裕經常喜歡穿著連齒木屐，在神武門附近閑逛，身邊也隻有一二十個隨從。
到劉裕的孫子孝武帝劉駿時代，劉裕的居室被改建為玉燭殿，大家來到劉裕生前的居所，發現床頭是土坯做的，屋裡還掛著白粗佈罩的燈籠、麻繩編成的拂塵，致使劉駿說了句∶『一個老農能如此，已經不錯了』這一切都與一餐費萬錢、仆從成群、美姬如雲、風度翩翩的高門大族不可同日而語，如《晉書·紀瞻傳》記載∶『《瞻》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玩焉』又如《晉書·謝安傳》∶『安於土山營墅，樓觀林竹甚盛。
每攜中外子侄往來遊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他們顯然與劉裕來自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
在劉裕取得空前威望之後，東晉帝國群臣在對其俯首帖耳的同時，卻沒有一個人真心認為劉裕有資格取代晉恭帝。
這當然是匪夷所思的，如果這事放在王莽、曹操、司馬昭的身上，普天之下勸進的呼聲早已紛至沓來，唯獨他劉裕不得不一再暗示群臣，隻有一個傅亮明白他的難言之隱，去建康給他操作禪讓之事。
這一切都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高門大族永遠將劉裕及其子孫看作另類。
劉宋政權的獲得，完全是靠劉裕個人的努力，而並沒有得到足夠多高門大族的真心擁護，他戰勝了所有的有形的敵人，卻無法戰勝那股強大的無形的勢力————這就是劉裕一再懷念劉穆之的原因，也是他孤獨的根源。
在這種情況下，劉裕對於帝國的將來非常擔憂。
即位的420年，劉裕已經五十八歲，共有七個兒子，但他們的年齡都非常小，長子劉義符虛歲才十五歲。
除此之外，劉裕的夫人都不是出自門閥大族，劉義符的母親張夫人甚至沒有留下名字，這就意味著，在劉裕去世以後，劉宋皇室沒有足以依靠的強大的外戚力量。
為了應對這種方法，劉裕實施了三種方法。
一是重視民心。
據《宋書·武帝本紀》《南史·宋本紀》記載，劉裕即位之初，即向全國派遣使者巡視，了解民眾疾苦。
在他即位一個月後，他又下詔∶釋放劫匪及流放犯人的家屬；中央如需運輸木材及船隻，一律由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不再麻煩地方；官府所需物資，均向民眾公平交易，不得強行攤派；不得利用特權，強行借用百姓的車輛、駕牛；降低稅收，鼓勵商品流通；撫恤關中陣亡將士家屬。
他還下詔，廢除戰時嚴酷的法律，一切恢復正常。
八月，他下詔，對於過去逃亡的，如果在期限以內回鄉，免除兩年應繳的佈帛，恢復原有戶口；廢除過去『無故自殘者罰為冶煉苦工』一條；郡縣前冠以『北』字的，全部去除，冠以『南』字的，繼續使用。
同月，他在冊立皇太子以後，下詔，對於迄今一百天以內的所有罪犯，不論罪行輕重，全部赦免；過去因戰爭征發的奴仆，全部放歸原主人，戰時死亡或者立功而免除奴仆身份的，由官府按照規定的價格償還原主人。
閏八月，他又下詔，停止了各地在冬季到來之前向朝廷派遣的『冬季供奉使者』，除了每年新年各地派往中央的賀使以外，縣裡派往郡裡、郡裡派往都督府的使者，也全部取消。
劉裕在位期間，分別於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十二月、永初二年《公元421年》四月、五月、六月、八月，親自到延賢堂或者華林園審理案件，在審理案件過程中，劉裕發現法律規定的杖刑在實際操作中出現輕重不一的情況，他下詔要求有關部門研究解決辦法。
十月，劉裕還下詔∶對於應服兵役的人死亡或者逃跑的，過去要牽連該人的很多旁支親戚，以至於無休無止，如今，對於犯罪充軍、全家應該服勞役的，交給有關部門統領即可；如果本戶無人或者根據法律不用讓親屬連坐的，不得再行牽連他的其他親屬。
二是強幹弱枝，鞏固中央。
劉裕即位之初，恢復了五校三將官，增加殿中將軍名額二十人，另外還有若幹員外將官。
五校，即屯騎校尉、步兵校尉、越騎校尉、長水校尉、射聲校尉，均為漢武帝創立，當時，屯騎校尉和步兵校尉掌管上林苑的屯兵；越騎校尉一說是掌管越人部隊，一說是因其材力卓越而命名；長水校尉掌管胡人組成的騎兵部隊，長水是一個胡人部落的名字；射聲校尉掌管弓兵部隊。
三將，為虎賁中郎將、冗從仆射、羽林監，均為護從皇帝的禁衛軍將領，羽林監在晉代撤銷，至此恢復。
另外，殿中將軍、殿中司馬督在朝會中身著武士服裝，侍衛皇帝左右，深夜開城門的時候，也由其手持白虎幡到場監督，在東晉隻有十名，至劉裕時增加到二十名。
永初元年《公元420年》九月，劉裕下令設置東宮殿中將軍十人，員外將軍二十人；第二年五月，設置東宮屯騎校尉、步兵校尉、翊軍校尉各七人。
除此之外，劉裕還為太子設置了太子冗從仆射七人、太子旅賁中郎將十人、太子左積弩將軍十人、太子右積弩將軍二人等等。
在加強中央力量的同時，劉裕鑒於荊州處於上遊，舉足輕重，為確保中央免受威脅，他規定荊州幕府將領編制不得超過兩千人，官吏不得超過一萬人，其他州的將領編制不得超過五百人，官吏不得超過五千人，士兵數量不在此限。
三是誅殺恭帝，免除後患。
劉裕在代晉第二年的九月，即派人殺死了晉恭帝。
對此，歷代抨擊他的人很多。
劉裕為什麼非要誅殺已經退位的晉恭帝呢？除了劉裕本人刻薄猜忌的性格以外，究其原因，與當時的客觀情況不無關系。
王夫之認為劉裕篡位時已經年老，看到自己兒子資質平庸，再加上謝晦、傅亮等人又有才能又不確定是否完全效忠劉宋，還有司馬楚之在北魏。
劉裕的前人桓玄就是不忍心殺害安帝才給別人機會，所以為了後世鞏固劉宋天下才做出決定。
因此，不殺晉恭帝，就難保有朝一日有人像自己過去那樣，以晉恭帝為號召，再推翻自己的兒孫。
劉裕殘害晉宗室、誅殺晉恭帝的行為，帶來了不小的負面影響，正如趙翼在《二十二史札記》中說的∶『宋武以猜忍起家，肆虐晉室，戾氣所結，流禍於後嗣』逃亡在外的司馬氏宗室子弟，不惜投靠異族，與劉宋王朝成為不共戴天的仇敵，不斷發動武裝暴動，主要有∶劉裕死後，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司馬楚之在陳留協助北魏軍；宋少帝時期，司馬靈期、司馬順之進攻東萊；元嘉五年《公元428年》，司馬朗之等人在東萊發幹縣暴動；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到元嘉十四年《公元437年》，司馬飛龍益州起義；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司馬順則在齊地暴動，自稱齊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