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荒唐有美好，原因在於匯通了古代中國歷史文化、社會心理淵源的三個宗教：儒、釋、道，整體映照著魏晉南北朝時代中儒家剛健奮發、憂患意識、慷慨悲涼的英雄主義;道家通達超脫、解構反抗的自然遵循以及佛家空無之義和向死而生。
夾在秦漢第一帝國和唐宋第二帝國中間存在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各國在漢末王朝正統性愈發模糊的背景下，以大片試驗田的方式，在重塑正統性的實踐方面做出的集中探索，它包括新的戰略願景、組織體系設計，重新梳理的企業文化，重新設計的上至皇帝，下至行政官員的勝任力模型和選拔制度等等。
介於秦漢、隋唐之間的魏晉南北朝，具有『政治分裂與地域性增強、周邊民族內遷、社會流動與大規模人口遷徙』等鮮明的時代特色(中村圭爾語)。
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歷來高峰林立，近年來又在中外學人的共同推動下日趨精細化。
那麼，在似已題無剩義的焦慮和困境中，2021年的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界是否又有新的突破？
下面對一年來的主要論著進行學術回顧，略分為國家與政治、社會與文化、邊疆與域外(即『上』『下』和『外』三個層面)進行評述總結。
一、聚焦於『上』：國家與政治
關於十六國北朝皇帝權威、正統性、王朝象征的研究持續升溫，學者關注的焦點仍集中在直接或間接體現皇帝權力的祭祀與禮儀、巡幸與宴會、行政與財政體制、宮殿與禁軍等方面，也有學者從北朝走向胡漢融合的歷史趨勢的角度考察中古國家面貌。
質言之，這一部分屬於傳統所謂政治史、制度史、禮制史等，即居於『上』者的研究。
關於北朝國家及其與隋唐國家關系等重大問題，再次進入研究者視野。
鐘焓《『唐朝系拓跋國家論』命題辨析——以中古民族史上『陰山貴種』問題的檢討為切入點》(《史學月刊》第7期)商榷了唐朝是『拓跋國家』的觀點，認為唐朝皇室族源的核心是一度鮮卑化的漢人而非鮮卑人。
該文注意到中古不同族群的政治地位和心態差異，以及北朝隋唐國家核心集團的華夏化趨向細節問題，對於中外史家觀點旁征博引，研究視野較為開闊。
蘇航《從價值同構看北朝的文化變遷和民族凝聚》(《歷史研究》第4期)論述北朝以『漢化』為主導的『多元一體化』最重要的歷史結果不是『民族同化』,而是『民族凝聚』,亦即各民族通過在高階價值上的同構化，從而形成『多元一體』的歷史共同體。
中原『大傳統』與權威文化的結合，無疑是其得以發揮更大作用的重要途徑。
該文是近年比較少見的由理論推動而非由史料推動的中古史研究。
其與鐘焓一樣都反對杉山正明和森安孝夫『拓跋國家』學說，強調厘清文化變遷主次，不能忽略關隴集團以外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族裔和文化背景，以及統治階層的權威價值結構已經與中原『大傳統』合流的事實。
關於皇帝巡狩、祭祀、個人生命史，仍是學者關注的焦點。
劉瑩《文成帝和平二年南巡史事再考——以〈南巡頌(並序)〉為中心》(《歷史研究》第3期)揭舉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保存的高允《南巡頌(並序)》文本，考證此次南巡活動的歷史細節，並從衡水之宴的記載推測北魏前期交聘宴會的儀式場景，將文成帝南巡活動視為北魏遊牧傳統和華夏政治傳統元素的融合。
李磊《歷史論述與地域統合：劉曜的國號選擇與十六國新法統之創建》(《中國史研究》第4期)從具體處境考察定國號為趙對政權建構的意義，推測『趙』與司馬顒王號、司馬穎統治區存在關聯，認為這一舉措有利於團結關中流人，且可接續北單於、漢皇帝之法統，還斷言劉曜亡命朝鮮有『傳奇性』,但未予論證。
侯旭東《天下秩序、八王之亂與劉淵起兵：一個『邊緣人』的成長史》(《史學月刊》第8期)從劉淵個人具體政治際遇來理解其對於晉朝天下秩序的觀感，以 及在八王之亂中之所以能夠與五部匈奴取得聯系的原因，既分析被動的因素，也揭示劉淵個人的主動因素，與階級矛盾分析中的必然性結論不同，具體論證有史料辨析和史學理論底色，使一些常見史料和已知事實展現出新的歷史面相和人生啟 發。
漢唐的政治體制演變是中古史研究優勢領域，學者繼續奮力探索貫通性問題和關鍵性問題。
樓勁《從『以官存司』到『以司存官』——〈百官志〉體例與漢唐行政體制變遷研究》(《歷史研究》第1期)通過觀察漢、唐正史《百官志》官制記載體例，總結從『以官存司』到『以司存官』的變化，將其根本原因歸於漢代官制記載依據以官員管理為中心而不及機構狀態的官簿、秩律等文檔、法令，唐代官制記載卻主要源自規范各機構官吏設置的職員令，揭示漢唐間這一變化的背後是魏晉以來特別是南北朝後期官制和對應法令形態的變遷。
楊際平《論北朝隋唐的土地法規與土地制度》(《中國社會科學》第2期)為舊題新論，探究《地令》或《田令》是土地制度還是法規，是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築的傳統問題。
該文綜覽新舊史料，交織中外學人觀點，揭示北朝《地令》體現了土地國有理想與土地私有現實的矛盾，而北魏、北齊實施的是鮮卑拓跋族聚居區授田制、漢族聚居區限田制的雙軌制。
《地令》或《田令》隻是上層建築中的法規，不決定土地所有制的性質，未改變古代私有土地的絕對優勢地位。
王萬盈《財政體制轉型與北魏國家治理》(《史學集刊》第5期)從財政體制與稅收嬗變視角探討北魏國家治理問題，通過分析平城、洛陽時代財政體制，認為隨財政體制的轉型和完善，國家財政收入雖一直上升，但財政體制的南朝化等導致官員數量激增、寺院經濟惡性膨脹、軍費開支猛增，加上土地制度弊端導致財富聚集於少數人，致使財政問題叢生、危害國家發展。
魏晉南北朝都城佈局和宮殿、禁軍相關問題關乎政治中心，同樣得到學者持續關注。
陳蘇鎮《魏晉洛陽宮的形制與格局》(《考古學報》第3期)廣羅文獻史料，結合考古發掘資料，勾勒復原魏晉洛陽宮的空間形制和歷時變化。
作者由對東漢洛陽宮研究積淀延伸至此論題，在宮殿功能研究上注意場所、歷史人物、歷史活動動態聯系，較少拘泥於物質遺存本身；他的《魏晉洛陽宮禁軍制度的變遷》(《中國史研究》第3期)還在此基礎上探討洛陽宮禁軍制度，搜輯、細繹文獻史料碎片，增加對相關制度的知識。
趙永磊《晉宋時期的洛陽城與魏晉太極殿所在基址辨析》(《考古》第10期)則關注晉宋占領洛陽特殊時期的太極殿，綜合多種文獻細密辨析魏晉洛陽城宮殿、宮門、殿門等，洛陽城考古發掘資料的運用則旨在探究宮城格局，與文獻配合相得益彰。
牛潤珍《東魏北齊鄴京部行裡坊與網格化管理》(《歷史教學》第6期)在作者以往鄴城形制研究基礎上再向前推進，通過古籍、墓志資料，梳理鄴京六行、五十五裡、九坊等史實，揭示部、行、裡、坊四級按地塊區劃分級設官管理的體制。
國家禮儀、皇帝祭祀、宮廷樂舞也多在政治中心舉行，關於這些問題同樣有新的研究。
趙永磊《神聖與世俗：北魏平城明堂禮儀發覆》(《學術月刊》第1期)分析東晉南朝、十六國明堂與漢魏明堂的關系，探究正朔相爭背景下平城明堂形制與《月令》明堂的關系，揭示孝文帝塑造華夏正統的政治心態。
劉凱《清整與轉化：北魏雜祀簡考》(《東嶽論叢》第4期)將北魏雜祀界定為不被中央政府掌控的淫祀和地方祠祀，認為北魏雜祀與王朝正統祭祀隨形勢變化常發生逆轉，北魏強勢的雜祀政策背後是皇權及其政治意圖。
楊英《曹魏、西晉郊禮重構及其對鄭玄、王肅說之擇從》(《史學集刊》第5期)選取曹魏、西晉郊禮，重新審視中古禮制史的兩次變革背後的理論依據。
牛敬飛《兩漢魏晉廟數芻議——從西晉『太祖虛位』談起》(《孔子研究》第1期)總覽漢唐皇帝廟數變化，指出在注意不同經學流派影響廟制的同時，不應忽視歷代皇帝突出皇權的政治訴求。
二、探索於『下』：社會與文化
在中古中國內部，居於上者為皇帝權力圈層和國家行政體系，而居於下者則為廣大社會階層，他們的文化即生活方式是中古史研究另一大宗。
舉凡社會經濟、社會階層、思想信仰與知識文化、藝術皆可歸入此列。
不過，國家政治的影響有時顯得無所不在，未必都能將『上』與『下』完全區隔，如此劃分當然隻是敘述方便而非歷史事實使然。
社會階層、社會經濟方面，學者注意多方利用新史料，揭示長時段問題或具體史實問題。
例如范兆飛《中古早期譜系、譜牒與墓志關系辨證》(《中國史研究》第2期)認為，相對完整的中古譜牒應包括墓志的首敘、志，尾或志陰等特殊位置的近世祖先婚娶職狀，以及墓志銘序和志銘等正文部分的姓氏起源、房支分化等。
陳鵬《北朝碑石所見『民望』『平望』考》(《文史》第3輯)對於將北朝碑石題名中的『民望』『平望』視為朝廷評定的士族郡姓、部族酋長的說法提出商榷意見，視其為北朝地方中正評定包括地方士族著姓、非士族的豪強和部族酋豪在內的鄉裡大姓的結果。
社會經濟方面，張榮強《〈西涼建初籍〉與魏晉時期的職役戶籍》(《中華文史論叢》第2期)認為《西涼建初籍》的性質並非民籍，而應是敦煌行政機構編造的郡縣兵戶戶籍。
胡鴻《且停酪酒度荒年：釋北魏正始四年禁河南畜牝馬》(《中華文史論叢》第4期)針對北魏禁河南畜牝馬之事，論述禁斷畜養牝馬是為節約糧食應對災荒，而河南畜養大量牝馬旨在向洛陽北族上層社會供應酪酒；引入漢、唐、元時代相關記載，推算牝馬數量和谷物消耗量，揭示酪酒的高昂成本，進一步提出北魏從遊牧文化向農耕文化的轉型是多層次和不均衡的。
王東洋《大運河與大一統：北魏洛陽時代的水運建設及其意義》(《暨南史學》第22輯)論及北魏孝文帝胸懷大運河理想，努力構建以洛陽為中心的水運交通網，認為孝文帝的大運河理想是實現大一統理念的戰略支撐，並對隋唐大運河有深遠影響。
關於社會文化，諸如史學、文學、知識信仰、地域文化方面都有基於文本而展開的令人目不暇接的新研究。
史學方面。
廖基添《對〈魏書〉所記北魏開國史真實性的質疑》(《史學月刊》第12期)認為研究者常常采信的《魏書》北魏國史系統明顯失實，原因在於拓跋珪建立帝業後精心掩蓋早年經歷和創業中的屈辱；他的《高歡『建義』史事考辨——對〈北齊書·神武紀〉的訂正》(《中華文史論叢》第4期)認為《北齊書·神武紀》已非簡單的美化，而是對若幹史事的發生時間與先後順序有嚴重的篡改，把高歡統領六鎮餘部的時間推到討平步蕃之後，又把高歡入信都的時間提前，還刻意隱匿了部分歷史背景和細節。
聶溦萌《中古官修史體制的運作與演進》(上海古籍出版社)從魏晉南北朝史籍與史學內部入手，分析各史體例、取材、編纂方式，探究官修史運作，集中對『二史八書』文本及其生成進行梳理。
文學方面。
吳懷東《論曹植〈辨道論〉的思想立場與現實指向》(《社會科學戰線》第6期)認為曹植《辨道論》作於與曹丕爭奪太子失敗之後，具有記載曹植政治活動、反方術思想內涵，揭示曹操招致方士的政治目的。
陶禹《漢晉都邑賦『方志性』的生成與演進》(《文學評論》第1期)揭示漢晉都邑賦文體內容上備載一方山川建築、風物英傑，寫法上突顯空間次序和分類鋪排，具備與志書相似的『方志性』。
范子燁《佳節裡的商山之思——陶淵明〈蠟日〉詩發微》(《文學遺產》第4期)針對陶淵明『《蠟日》詩無蠟』的疑問，提出該詩主題實非僅寫節日活動，並結合晉宋易代歷史變遷，揭示陶詩深隱的政治表達背後作為政治遺民的隱士精神。
邱亮《謝靈運摩崖詩刻辨偽與考佚》(《文學遺產》第5期)考證浙江麗水謝靈運摩崖兩處詩刻，認為青田詩刻確為謝氏詩作，卻系唐開元大歷間偽刻，不過業已成為歷代詩人心中真品；縉雲詩刻最早見於李白詩註，但其地久佚，通過明人等文獻考出在今小赤壁上。
該文考證精巧，詩文與石刻材料互動，真偽互相參差，予人以歷史縱深多變起伏之感。
李猛《〈法寶聯璧序〉與南朝文學集團的產生》(《文學遺產》第2期)從梁代蕭繹所撰《法寶聯璧序》入手重新挖掘文本信息，論述蕭綱各時期僚佐編書之舉亦流行於南朝宗王之中，南朝公督府僚佐已成為大部分士族遷轉必經之途。
知識與信仰方面。
中古信仰背後的政治意涵得到多面相揭櫫。
孫英剛《佛教與讖緯之間：〈馬寶頌〉所見梁武帝時代的信仰與王權》(《世界宗教研究》第4期)提出結合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與外來佛教轉輪王理念的政治表達方式，並未局限於《馬寶頌》產生的這次宮廷聚會，而是彌漫於整個蕭梁時代，揭示當時信仰、思想、文學與政治世界紛繁復雜的歷史畫面。
魏斌《傳說與歷史：並肆地區的北魏皇帝遺跡》(《文史》第2輯)分別考察孝文山、寧武天池、五臺山三地關於北魏皇帝避暑、巡幸傳說和相關祭祀、信仰遺跡，針對其文獻無載、難以確證的困境，將視角轉換至分析背後的區域歷史脈絡和歷史情境。
作者廣泛調動起北朝至宋遼各時代文獻和碑刻史料，揭示這些地方往往與牧場有關，基於北朝主體視角，借助民俗學和歷史學的方法，剖析這些晚近時期史料中蘊含的北朝胡漢、農牧交錯融合的歷史變遷線索。
胡鴻《寇謙之的密碼——一個宗教敘事的解讀》(《文史哲》第6期)針對《魏書·釋老志》所載寇謙之入魏廷前經歷的兩次『大神降臨』事跡時間安排問題進行剖析，將其中的時間巧合解讀為精通歷法的寇謙之的人為設定，揭示寇謙之主動尋求與北魏政治的聯系，特別是其從道教立場參預北魏合法性建構的隱秘過程。
吳曉豐《星象中的官制史：執法、上相與漢唐間的宰相制度變遷》(《文史》第3輯)提出超越以往關注某一星象特定事件的研究，展開跨時段探究星占知識更新過程的新視角。
董剛《釋漢趙劉曜光初四年玉石讖——兼論劉、石之爭》(《學術月刊》第8期)通過稽考劉均的災異型解讖(漢趙敗亡於石趙)的知識基礎，還原出當時主流的祥瑞型解讀(漢趙興盛),揭示讖緯因素對於早期中古社會的深刻影響。
嚴耀中《北朝碑銘裡的俗人維那》(《文史》第3輯)通過廣泛揭舉石刻資料，提出北朝碑銘題記大量出現的俗人擔任『維那』問題，將視野推至北魏王朝與佛教的動態關系中來。
由是觀之，中古皇權與知識、信仰的交錯聯動的更多具體內容今後還將得到進一步深入討論。
地域文化方面。
考古學角度，張科《武漢市武昌區南朝劉覬墓再研究》(《考古》第12期)認為劉覬墓所出買地券表明郢州地方大族對於建康喪葬文化的認同，推論至遲在劉宋早期江陵大族已出現向建康士族看齊的情況。
對於南朝最具典型意義的建康墓葬，張科《南京地區南朝墓葬的階層劃分及相關問題》(《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第11期)認為南朝墓葬相較東晉階層序列更為細化和固化，其背後是皇權政治的抬頭。
權家玉《地域性與南朝政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圍繞南朝政權的建康化和南朝軍鎮的獨立化問題，從政治、經濟等領域考察作為政治中心的建康與軍事區域的都督區在實力上的此消彼長，突顯南朝在空間結構上的『內』『外』對立。
三、透視於『外』：邊疆和域外
中國歷史是一部多民族共同締造統一國家的歷史，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家雖然處於分裂時期，但是南北文化交融、民族融合、中外交流都進一步增強。
關於中古邊疆人群和政體的研究、中外交流的研究，近年來持續『開疆拓土』,2021年同樣不乏新的亮點。
關於邊疆的人群、政權的研究既有對漢文史籍的重新發現，也有基於新出文書、考古發掘的全新探索。
例如，關於稽胡、柔然、高車等遊牧人群的研究，在漢文史料的整理研究之外，也不乏利用新出非漢文史料的考釋。
王石雨等《高車首領稱號考述》(《黑龍江民族叢刊》第3期)歸納文獻中高車部落首領的稱謂，探討其源起、含義等問題。
劉瑩《北朝稽胡的『統一』》(《唐研究》第26卷)描繪北朝河汾流域山居諸胡由多樣化的族群名號逐漸統合為稽胡的演變過程。
於子軒《柔然文小考》(《中華文史論叢》第2期)考察了國外兩種最新釋讀的出自鄂爾渾地區的突厥第一汗國時代碑銘，即佈古特碑婆羅米字母部分和回斯·陶勒蓋Ⅰ碑的書寫語言是柔然文，揭示柔然文的發現對於中古北族史的重要意義。
非漢人墓志的層出不窮，也為『邊疆』人群和政治體研究提供助力。
李宗俊《隋鬱久閭可婆頭墓志與柔然王族相關問題》(《石河子大學學報》第4期)認為慕容祖先莫護跋、木延與柔然始祖木骨閭的姓氏都是『慕容』的不同漢譯。
邊疆考古、文物研究的積累也為歷史研究提供了支撐。
沙武田、陳國科《武威吐谷渾王族墓選址與葬俗探析》(《考古與文物》第2期)探討吐谷渾滅國之後選擇武威南山為其王族『先塋』與該地一直為吐谷渾人的舊居地有關；吐谷渾王族墓選址山梁、夫婦異穴合葬習俗等體現出較為明顯的鮮卑文化特征，反映出本族的文化屬性。
竇知遠《淺談河西地區鮮卑吐谷渾部與黨項拓跋部的族群融合》(《文教資料》第18期)結合2019年甘肅武威天祝縣境內發現的武周時期吐谷渾王族慕容智墓、2013年陜西延安吳起縣出土的《拓跋馱佈墓志》,討論了黨項拓跋部與鮮卑吐谷渾的雜居和融合關系。
葛承雍《門扉胡人：中古墓葬石門上的別樣藝術》(《美術研究》第4期)探討了中古時期墓葬石門上出現的各種胡人、蕃人、『神人』藝術形象，認為其反映了從漢魏至隋唐胡漢文化碰撞乃至逐步融合的進程。
基於問題、方法而產生的新研究。
范恩實《高句麗史上的外來族群問題研究》(《史學集刊》第5期)通過總結族群理論提出外來族群人口如何融入高句麗的問題，對於高句麗內部族群結構及與東北民族關系研究有一定推進。
利用跨學科方法進行的研究引人註目，如周亞威等《北魏平城時期星港城遺址的人種類型》(《北方民族大學學報》第1期)認為大同平城時期出土男性顱骨屬於現代亞洲蒙古人種的東亞類型，在人種成分上表現出更多中原漢族人的特點，反映出拓跋鮮卑南下的民族融合是中華民族歷史進程中多民族交融的一個縮影。
域外文化交流研究精彩紛呈。
例如，如何理解在中國發現的中古時期的西方特色文物？
顯然，若要全面解讀中國古代文明，除漢文史料和傳統中國史的觀察，還要以歐亞視野，一並關照非漢文史料、非漢族人群、外來文明，從歐亞看中國，在中國發現歐亞文化要素(馮立君《在中國發現歐亞》,《讀書》第6期)。
羅新《拓跋祭天方壇上的木桿》(《雲岡研究》第2期)通過比較內亞人群的大祭禮儀，如突厥、契丹、蒙古、清祭天禮儀，論證內亞文化的連續性，特別是拓跋祭天方壇木桿並非漢字『主』所示祭祀對象，而是內亞傳統祭祀用以懸掛牲體的木柱。
這一個案研究強調重視內亞文化的多樣性和中國歷史的豐富性。
從出土文物、新見史料剖析中外文化交流的具體面相，是學者們的重要研究路徑，其研究落腳點往往是外來文明對於中國的輸入。
何利群《鄴城遺址出土北齊石塔及相關圖像的探討》(《考古》第5期)分析了2012年鄴城遺址出土的北齊單層覆缽式石塔，揭示主尊坐佛為受笈多文化影響產生的北齊新樣式，石塔與龜茲地區流行的塔型近似，是北齊與西域地區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實例。
馬偉《固原考古所見北魏至隋唐墓葬中的薩珊錢幣葬俗——兼論薩珊錢幣的分佈變化及動因》(《形象史學》第2期)考察固原出土薩珊錢幣及相關葬俗信息，認為該區域薩珊錢幣並非直接來自波斯本土，而是受入華中亞粟特裔群體的影響並用於喪葬習俗，後期又受到漢地習俗影響有融合趨勢，其傳播路線則突顯出北魏至隋唐時期經由原州的絲綢之路的暢通。
不過，也有一些研究落腳點並非中國受外來文明影響，而是中外交流互動或是漢唐文化對外影響。
例如，呂博《〈梁四公記〉與梁武帝時代的文化交流圖景》(《歷史研究》第1期)通過剖析唐代傳奇《梁四公記》文本，揭舉其中包含的南朝梁武帝時期歐亞大陸各地交通往來的眾多信息和歷史記憶。
又如，羅帥《漢佉二體錢新論》(《考古學報》第4期)結合近年新出於闐造漢佉二體錢幣，論述漢佉二體錢出土情況、年代與性質、發行前奏和餘波等問題，並圍繞漢、貴霜、羅馬等多邊關系考察歐亞東部陸海貿易視野中的於闐錢幣使用背景，使這一錢幣的系統知識向前推進一步。
周裕興、樸淳發《六朝與百濟考古論稿》(光明日報出版社)是中韓兩位專攻六朝與百濟文化關系的考古學者歷年研究集成，分為都城與墓葬、文物考證、文化交流三個專題，總體上使百濟與南朝關系脈絡更加清晰，突顯出中國文化對東亞漢字文化圈的多方面深層影響。
四、總結與反思
學術貴在推陳出新。
綜覽2021年魏晉南北朝史成果，研究對象和觀察視角不論是『上』『下』,還是『外』,在傳承前賢研究的傳統之上都各有新意。
那麼，在創新研究上，有哪些值得反思和借鑒之處？
或者說，這些精彩研究背後有怎樣的路徑啟發？
其一，史料的驅動。
陳寅恪1935年對新出文獻與傳世文獻的關系有過巧妙論說，強調必須熟悉舊材料，才能利用新材料，『正像一幅已殘破的古畫，必須知道這幅畫的大概輪廓，才能將其一山一樹置於適當地位，以復舊觀』(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6頁)。
回顧2021年的研究，從數量上而言，中古史整體研究創新，最主要的驅動力仍來自新史料。
當然，新史料既指新見史料(如新出文物、石刻碑志或新發現史料),也包括對傳統史料的重新發現。
前者各領域都有成績，如學者對新見文本信息的發掘等，後者如對漢唐正史文獻貫通的見解、對高句麗史料通盤的檢討等皆可為證。
這些佳作還表明，隻有新史料的運用與新問題的發現相結合才能相得益彰。
近年以碑志為代表的新出史料不斷湧現，如何思考利用新史料解決歷史問題應是學界繼續探索的課題。
孫正軍《近十年來中古碑志研究的新動向》(《史學月刊》第4期)總結了近十年碑志研究的三種主要動向，表明學界在不斷自覺反思。
其二，問題的推動。
毋庸置疑，無論是歷史學還是其他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的前沿研究，『問題』永遠都是學者在茫茫學海勇敢探索的燈塔。
在中國中古史研究中，重要學術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種學術推進，因為前賢的精耕細作常給人以題無剩義之感，發現問題的難度比其他開墾相對較少的斷代或領域更大。
令人欣喜的是，2021年的新論著中仍然有不少問題式研究。
例如關於唐朝拓跋國家的論辯、關於北魏祭天的研究，學者們基於對舊史料文本的細繹深掘，實則也是以問題思考推動的研究。
學者們結合考古資料和文獻充分對讀，推進相關問題似也可視為問題意識調動史料的研究類型。
問題式探究的更多積聚，或將引導學者們沉潛思考，著眼於重要課題，集中全力攻關，而不是追逐新史料做短平快的研究，這有利於學術生態的良性發展。
其三，領域的開拓。
這一路徑在諸如邊疆民族、域外交流論題的拓展上尤為顯著，有些是在先行研究積累之上的飛躍，有些則受到新資料頻出的刺激，有些是學者個人長期堅持『冷僻』研究的結晶，特別是在中國邊疆學、亞洲文明互鑒等具體論題上有不少新研究。
邊疆與域外領域歸入『外』,實則也有暗示其受到冷遇、被視為邊緣之意，這與中國史研究中長期廣泛存在的中原中心觀念有一定關系，但是與秦漢以來中國始終是一個巨型政治體和文明綜合體事實不相適應，中國歷史的研究內容應該囊括並重視中原與邊疆、域外的互動。
魏晉南北朝是民族活動活躍期，近年來邊疆民族史和中外交流史研究隊伍得到擴大，加之邊疆考古、中外學術交流等客觀因素的推動，邊地族群和域外文明的探討成為顯著的學術增長點。
不過，從中國邊疆全局來看，2021年的相關研究尚未展現出全方位出擊的力量，例如海疆、海島問題，南方民族問題，非中原中心的文化交流問題等，都有待研究者的進一步關注。
其四，理論的創新。
中國史研究相對而言或多或少地有理論色彩淡薄的特點，不過近年來的學科交叉已經大大改變了這一固有印象，歷史學理論方法及人類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常常被引入具體研究，帶來新的氣象。
2021年，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在理論方面的探索成績頗令人振奮，雖然總數不多，但值得繼續關注。
例如，有些關於北朝史的探究是站在大量中外社科理論成果的基礎上進行的具體思索，有『見山不是山』的意境；有些研究從民俗學角度介入，對北朝乃至唐宋有長時段探究；有些研究變換視角，對於政治人物進行生命史探究；有些研究對中國出土西方特色文物有總體思考、具體考證。
這些研究帶有一定理論創新性，同時又都與傳統研究論題聯系緊密，煥發出全新的研究活力。
創新研究是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保持水準的根本之道。
要實現持續創新，一方面要堅守前人提出的『新研究』之嚴格標準，在多種創新路徑中不斷尋求突破；另一方面要花大力氣培育未來的學術接班人和人才梯隊，確保優秀的研究者源源不斷加入，保證高質量的新作品層出不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