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的歷史，是秦漢秩序瓦解的產物。
它的起點，可以追溯到中平元年《184年》漢末的黃巾大起義。
這次起義，是東漢末年亂局的開端，也是長期累積的社會矛盾的總爆發。
一方面，東漢末年皇權不振和宦官、外戚等『寄生勢力』的野蠻生長，導致國家治理中樞腐朽不堪；另一方面，士族豪門持續擴張，形成了累世公卿和累世經學的權勢壟斷。
特別是東漢豪族大量占田、隱匿戶口，導致嚴重的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也使得國家直接控制的『編戶民』不斷流失。
加上地方治理失效、頻繁的水旱災害，繼而形成大規模的流民問題。
這一問題的不斷累積，造成國家治理結構性失調和系統紊亂，最終激起民變。
由此，引發了長期的軍閥混戰和地方割據，經濟凋敝，人口銳減，百姓流離失所，整個社會陷入嚴重的無序狀態。
魏晉南北朝歷史變局的第一塊『多尼諾骨牌』，就這樣倒下了。
西晉的建立，是司馬氏及其親附的世家大族互為依托、互相利用的結果。
這次短暫的統一，可以看成東漢的『回光返照』。
但東漢末期國家治理的深層次結構矛盾，一個也沒有減少，且有不斷加深的趨勢。
九品中正制
一方面，為回報世族大姓和親附勢力，西晉王朝對曹魏以來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加以改造，壟斷選舉制度，將官職品級別與世族門爵高低掛鉤。
同時，恢復世襲的五等爵制，並通過占田制等制度安排，承認世族大姓在土地、奴婢占有方面的經濟特權和既得利益。
由此，進一步強化皇族及名門望族中的權力壟斷，使世族政治進一步固化，極大地助長了貪暴恣肆和奢侈風氣，為門閥政治惡性演變開啟了方便之門。
另一方面，吸收曹魏失權的教訓，推行州郡解兵措施，裁撤郡國軍隊，同時大封同姓子弟為藩王，並鼓勵藩王出鎮領兵，以拱衛皇族，導致郡國守備薄弱，地方控制力下降。
而諸侯藩王有領兵權，無形中為內爭埋下了伏筆。
西晉統治者的政治短視，在王朝中樞權力安排方面也有體現。
晉武帝司馬炎指定的接班人晉惠帝，天生憨癡，無力治理朝政，晉惠帝的皇後賈南風有幹政的野心，最後竟然勾結藩王奪權，引發宗室、外戚之間的內鬥，釀成『八王之亂』。
八王
『八王之亂』持續16年之久，宗室諸王互相殺伐，人民流離失所，經濟社會遭到嚴重破壞。
最終，諸王相繼敗亡，西晉國力也被嚴重透支，處於瓦解邊緣。
西晉滅亡後，黃河中下遊的北方地區為多個胡、漢割據政權控制。
南方地區，經永嘉之亂後，瑯琊王司馬睿在南遷的中原世家大族的扶持下，定都建康，是為東晉元帝。
東晉時期，是世族政治的『繁榮期』。
世族門閥地位優渥，在政治、經濟上都擁有很大的特權。
它們借用晉室的名義，占地封山、以致資財巨萬、園宅廣闊、奴僮數千。
同時，壟斷選舉，以致形成『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的局面。
為了維持門第的優越性，世族高門之間往往互為婚姻，且不與寒門子弟通婚，導致階層封閉和固化。
等到東晉末年，起於寒門的士人子弟逐漸在軍隊及實務部門掌握實權。
最終，握有兵權的劉裕即皇帝位，國號宋，東晉滅亡，由此開啟南朝政局。
至於北方，西晉解體後，北方黃河流域陷入長期的環路安割據局面，湧入內地的匈奴、鮮卑、羯 、氐 、羌等胡族以及邊地的漢人，建立了若幹地方政權。
等到五胡十六國結束，北魏統一之後，卻又因為漢化，導致自身從內部的瓦解。
總之，魏晉南北朝的亂，是制度上的缺失，社會結構性的崩壞，以及胡人乘虛而入，導致了形成了更加復雜的社會文化問題，種種問題多而亂，始終無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