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東四姓』通常來說指的是范陽盧氏，清河崔氏，滎陽鄭氏和太原王氏四個出身於關東地區的世家大族，其首次廣為人知是因為北魏孝文帝在推行『分定姓族』政策之時，將四個貴族世家列為第一等，並獲得與皇族通婚的資格。
《《資治通鑒》記載『魏主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
『關東四姓』再次成為朝野輿論的中心，乃是由於唐高宗朝，出身寒門的宰相李義府想與四姓聯姻被拒，再加上這四姓連與李唐皇族聯姻都持消極態度，故而高宗一怒之下發『禁婚詔』，對以『關東四姓』為核心的『七姓十家』的婚宴做出嚴格的限制來進行打擊報復——『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等子孫，不得自為昏姻。
仍定天下嫁女受財之數，毋得受陪門財』
顯而易見，『關東四姓』對李唐皇族和以其為代表的關隴貴族集團表示出極端鄙視的態度，原因何在？
第一個原因，『關東四姓』為代表的關東門閥世家，其超卓的地位和影響力乃是經過數百年的漫長歷史時期沉淀下來的，在他們心目中，新近崛起的關隴集團不過是一些暴發戶而已。
以范陽盧氏為例，早在漢朝時便以儒學、禮學、書法等為家學名著於世，可謂家學淵源，在東漢時即有海內儒宗之大儒盧植，曹魏時有司空盧毓，南北朝時期更是達到鼎盛，北魏太常丞盧靖有三子，分別為魏、齊、周三國帝師，其家族實力和影響力可見一斑。
而李唐皇室出身的隴西李氏，在漢朝和曹魏之時籍籍無名，等到在北魏時期強勢崛起，卻因家世不夠顯赫，沒有在『分定姓族』之時被劃入第一等——『駝李』的典故便是明證：後魏孝文帝定四姓，隴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鳴駝，倍程至洛。
時四姓已定迄，故今謂之『駝李』焉。
唐太宗李世民為了提高家族的地位，在公元632年下令編撰全國有名的氏族譜系，即《貞觀氏族志》，為了避免受到世家大族的影響，負責編撰的官員全都是從寒門出身的選拔出來的，然而，等到最終的結果出爐之時，位列第一的依然是清河崔氏，李唐皇族不過名列第三！
與此同時，唐太宗最倚重的大臣當中，房玄齡、魏征和李世績都跟『關東四姓』建立了姻親關系，而普天之下的士族，更是都以與『關東四姓』聯姻為榮，遠遠超過想跟李唐皇室聯姻的。
也就是說，天下士族都認可『關東四姓』才是真正的高貴門第，李唐皇族則是暴發戶！
第二個原因，『關東四姓』實際上並不認可李唐皇族的漢人血統，甚至連其是否屬於隴西李氏後裔都持懷疑態度。
關於李唐皇族血統的爭論由來已久，由於李世民的母親竇氏是確鑿無疑的鮮卑人，其本身帶有胡族血統是毋庸置疑的，而由李世民往上溯，李家三代都娶的是胡族女子為妻，整個李唐皇族自然不能算純正的漢人。
然而，『關東四姓』的懷疑更進一步：李淵登基之後，自稱其家族是十六國時期西涼開國君主李暠的後裔，但是李淵的家族墓地卻是在河北趙州昭慶，原屬於巨鹿郡，跟四姓處於同一個關東地區，為何他們這種在地方上根深蒂固枝繁葉茂的家族竟然會不知道？
故而四姓有理由懷疑李唐是漢化的胡人後裔，而非單純的胡漢融合。
要知道，『關東四姓』與北魏皇室通婚，基本上是以嫁女入宮為主，再加上絕大多數的家族聯姻都是在四姓之內，在以男性血統上，自然以為更加純正。
第三個原因，『關東四姓』多是讀書人，引以為傲的是詩禮傳家的儒者風范，而李唐皇室為代表的關隴集團，則是完全的軍事貴族，前者自然而然的看不起後者。
自儒家在西漢成為正統思想的代表之後，文官和文人普遍對軍人具有精神上的優越感，『關東四姓』在混亂的朝代中依然能夠累世為官，除了取得高高在上的社會地位之外，並且以他們保持了純正的中原王朝傳統文化而自傲。
隋朝楊氏和唐朝李氏為代表的關隴集團全都是發跡於宇文泰建立的八柱國軍制，是完全徹底的軍事集團，沒有任何文化的底蘊可言，自然難以入『關東四姓』的法眼。
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原因，『關東四姓』原本都是東魏和北齊的子民，與李唐皇室是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關系，李唐皇室對『關東四姓』這種對地方的政治和經濟具有巨大影響力的世家大族秉持懷疑的態度，不可避免的進行一定程度的打壓，後者則對征服者帶有明顯的抵觸心理，於是乎，隻能利用手中僅存的武器，家世與自尊來進行自保和反擊。
綜上所述，關東四姓看不起李唐皇族這個匪夷所思的現象，還是有其產生的充足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