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事兒發生在崇禎十五年中元節祭祖的時候，據明人張岱《陶庵夢憶》描述，崇禎十五年七月，崇禎派大常寺卿朱兆宣到南京，準備在中元節這天，明孝陵舉行祭拜儀式，祭祀的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祭拜當天的情景總體來說就是氣氛很肅穆，格調很高，大殿依然華美，但祭器粗樸，木質的碗啊壺啊酒杯什麼的，沒什麼象樣的器皿，祭品也很簡陋，肉幾片，湯也是冬瓜湯，至於祭祀所必須的三牲，即牛羊肉這些，那都是臭的。
祭品極簡陋，朱紅木簋，木壺，木酒樽，甚粗樸。
簋中肉止三片，粉一鋏，黍數粒，冬瓜湯一甌而已……祀畢，牛羊已腐臭不堪聞矣。
此事雖然不是正史所載，但作者張岱乃是那個時代的人，而且張岱出身仕宦之家，久居杭州，他本人喜歡遊歷天下，加上素養很高，所以交遊廣闊，與當時的名卿貴族，朝廷官員來往得相當密切。
當時崇禎派出朝中的太常寺卿去南寧主持祭祀儀式，而張岱因跟太常寺卿朱兆宣有不錯的友誼關系，所以得以跟隨而去。
他也得以有機會見識到這場史上最寒酸的皇家祭祀活動，並將其記錄在《陶庵夢憶》中。
壬午七月，朱兆宣薄太常，中元祭期，岱觀之。
而且這人也不是清朝的腿子，明朝滅亡後，張岱立志做明朝的臣民，不與清廷合作，著書良多，以寄托故國哀思，所以他也應該也不必去添油加醋，所以此事還是有著一定真實性的。
至於崇禎為何這麼做，其實我們結合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就很好得出結論。
崇禎十五年事什麼時候？
明朝是崇禎十七年滅亡的，也就是說，兩年後，明朝就亡了。
而當時正是明朝剛剛輸掉了與滿清之間的大決戰松錦之戰，國家可謂是一片哀嚎。
再加上陜西民亂又起，李自成羽翼已成，國家面臨內憂外患，出於風雨飄搖之中，朝堂內外，一片低迷。
朝中大臣在這個時期的表現非常不積極，沒有誰想去幫助國家度過難關，面對崇禎的詢問也隻是敷衍了事，他們更多的是為自己的命運感到擔憂。
毫無疑問，在這樣的一種內憂外患的情況下，滿朝文武都已喪失信心，對大明的前途產生了深深的絕望，大明能不能活著都是個問題，帝國已老，行將就木，會有多少人隨著它崩潰？
許多大事都堆積在一塊，相較而言，中元節在南京祭祀這樣的事情，已經算不得什麼了。
形勢不容樂觀，毀滅或許轉眼即至，祭祀先祖怎麼做得到隆重相待？
盡管此時的崇禎仍然高高在上，但是朝堂上已經沒有了任何生氣，眼看著國家就要葬送在自己手中，崇禎心裡的滋味可以說是非常『不爽』，整個身心都被救國一事所占據，對其他事務並不是特別關心。
所以當祭祀活動的方案擺在他面前的時候，他也沒功夫去管。
而且這事兒本來就是禮部的工作，如果是平時，崇禎或許會上心關注一下，但是當時他顯然沒心情。
當然了，畢竟是祭祖，就算沒有皇帝關注，禮部也不該懈怠啊。
總的來說，其實算不上懈怠，因為具體的流程，和祭祀的大致規格還是沒變的。
按照張岱《陶庵夢憶》描述，該拜了的拜了，該作揖的也都作了，隻是祭品太過寒酸。
這是無奈之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當時明朝已經算得上是油盡燈枯，有點錢都拿去打仗了，真的沒有富餘了。
眾所周知，想要舉辦大型活動還需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當時的明朝顯然已經是山窮水盡。
先是國家爆發了大范圍的自然災害，小冰河時期帶來常年大旱，引發了蝗災、鼠疫等一系列大規模的災害，而且這不是一次兩次，而是從萬歷後期開始，幾乎是連年不斷。
對於以農耕為主的中原國家來說，這種長期災害動搖了國家的經濟基礎，明朝國庫也在這些年中被徹底搬空，民眾生活難以維持，三軍糧餉也無法滿足，國家可以說是到了徹底破產的境地。
雖然崇禎兢兢業業，靠著在江南的收刮，稍微幫助明朝恢復了一點元氣。
但是陜西民亂，遼東女真，戰事不斷，無時無刻在消耗著明朝的國力。
特別是崇禎十五年這個明朝最後的兩年，那基本上已經油盡燈枯了。
在這種經濟環境之下，就算是禮部想要風光的舉辦祭祀儀式也是不太現實的。
當然話說回來，畢竟是皇家祭祀，再窮也不至於如此寒酸。
但錢不錢的，並不是最大的問題，主要還是心態上，不過是草草應付而已。
而且對於崇禎來說，本來這個人就崇尚節儉，辦得簡陋點兒倒也符合他心意，也算是給先祖事先『請罪』了。
咱們都知道，崇禎上任一來，幹的最多的事兒就是下『罪己詔』，有事沒事兒就請罪 。
綜上所述，本次的祭祖活動位於特殊時期，崇禎和禮部既沒心也沒錢去搞這樣的國家級活動，所以這次的活動也隻能草草了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