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較內斂守成的父輩，明英宗顯然更具強烈的開拓精神。
肆意揮灑著的青春熱血，以及彰顯駕馭四夷的自信，把大明王朝數十年積累的家業在土木堡幾乎敗了個精光。
不僅丟盡了朱氏皇族八輩子的顏面，連洪武、永樂大帝曾經英雄本色一場的帝國榮耀也在那一刻也揮霍所剩無幾了。
』
明景泰、天順年間山西長城防禦體系的初步形成
正統十四年《1449》八月十六，『土木之變』的消息傳至京城，『九廟震驚，百官拔舍』。
明英宗這位少年天子為自己的無悔青春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隨行數百文武群臣慘遭屠戮，『文武將吏，十喪九八』；號稱五十萬之巨的大明精銳『皆陷沒，所餘疲卒不及十萬』；數以萬計的盔甲、器械、金銀、錦緞、牛羊騾馬盡數喪失。
一個月後，奉命打掃戰場的居庸關巡守楊俊『得盔六千餘頂，甲五千八十餘領，神槍一萬一千餘把，神銃六百餘箇，火藥一十八桶』。
同時，宣府總兵楊洪在土木堡拾取遺失軍器『盔三千八百餘頂，甲一百二十餘領，圓盾二百九十餘面，神銃二萬二千餘把，神箭四十四萬枝，炮八百箇』。
『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舉者』。
正統十四年《1449》九月初六日,以兵部尚書於謙為首的主戰派堅守『社稷為重，君為輕』的主張，擁立郕王朱祁鈺登基稱帝，次年改元景泰。
正統十四年《1449》九月二十八，瓦剌以『送駕』之名挾持明英宗至大同叩關，準備經陽和、紫荊關『欲犯京師』。
但被大同總兵官郭登以『社稷為重，君為輕』的理由閉門嚴守，拒絕『接駕』，使得被挾持的明英宗失去了實際的意義。
面對瓦剌大軍兵鋒直指京師以及殘破的京畿防禦體系，重新佈防成為明景帝即位後的當務之急。
在下達『巡視大小關隘，但通人馬之處，或塞或守。
塞則廣積木石，守則鋒利器械，務在措置得宜有備無患』的敕諭後，采納兵部尚書於謙的建議，『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
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同時『宣府、遼東總兵官及山東、山西、河南、陜西巡撫皆入援』，『京師九門，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
有了相對充足的準備，隨後歷時五天激戰的京師保衛戰中，除卻將士奮勇殺敵外，『兵仗局軍匹原支月糧五鬥，今添一鬥』等相關部門皆采取措施全力支持抗戰，甚至出現了『居民皆升屋以磚瓦擲之』的情況。
『遂於十五日奉英宗由良鄉《今北京房山》西去』。
至此，臨危受命的於謙力挽狂瀾『保固京師，奠安社稷』，令疲弱不堪的大明王朝頹勢扭轉，局勢趨於穩定。
需要說明的是，『大同於京師尤為建瓴之勢，朝發白登，暮叩紫荊。
土木之變，往者敵雖入郊圻，賴大同犄其後，故不能以得志氣，嗣是關門告警，未嘗不以大同為鎖陰之寄』為救大同之圍造就土木之變，卻又因大同未失令『恐斬斷其後路』得以京師不克.京師屏衛，成也大同敗也大同。
在明景帝的大力支持下，兵部尚書於謙開始制定和實施新的禦外政策。
首先，對內軍事改革，強化訓練。
經過『土木之變』京師三營精銳所剩無幾，尚存也是一些疲兵羸卒，加上三營『不相統一，好令更紛，兵將不相識』。
景泰二年《1451》，『選用兵部尚書於謙議，擇三大營精銳騎兵十萬分十團營，以備警急是焉』以取代老舊廢弛的三大營來負責京畿保衛，並時時組織操練。
與此同時，吸取英宗貿然出擊的教訓，更加反對主動出擊的軍事行動。
明景帝告誡臣下『勿啟邊釁』，凡是要求出擊胡虜者，皆被切責。
發展到後來，輕啟邊釁者皆被冠以『糜費錢糧、啟釁邀寵』的罪名。
此後，消極防守已經成為邊防常態。
其次，對外限制向蒙古遣使。
自正統十四年戰事爆發到京師保衛戰的勝利，蒙古諸部皆『失貢市之利』。
返漠北之後，皆紛紛遣使稱『咸願和好』，請求盡快恢復往日的貿易往來，瓦剌首領也先為示好及誠意，『送駕愈急矣』。
明景宗『不觸及迎英宗還京事』，總以土木之鑒頂住多方壓力一律明確回絕遣使之事，雙方互派使臣傳統變成了蒙古單方遣使朝貢。
明英宗『北狩』一年後『回鑾』，被囚禁南宮長達七年之久。
其子朱見深的太子之位也於景泰三年《1453》被廢黜，大明王朝中期最激烈的皇權之爭開始暗流湧動。
第三，邊關重鎮選派邊將。
以『宣府為大同應援，居庸關切近京師，守之尤不非人』的觀點，命郭登《定襄伯鎮大同》、楊洪《鎮朔大將軍鎮宣府》等忠勇可靠的宿將，守衛京畿各邊鎮要地。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
開始全面整修邊墻、城堡。
早在明英宗親政的正統六年《1441》始，便已經開始修繕和加固沿邊城防。
從洪武至宣德年間北疆沿邊所構築的長城，除了重要地段以磚石砌築外，大部分都是夯土而成。
到正統年間，各個邊鎮都有城防『雨水淋塌，風沙填滿』的坍塌損壞情況。
從正統六年《1441》開始，首先在大同、宣府『以磚甃城』。
到了正統八年《1443》，『沿邊城垣系土築，乞敕有司督令燒磚，每遇閑隙之時，逐年包砌以固封守』，到了正統十二年《1447》四月，『沿邊城堡、隘口並工甃以磚石』。
相比較宣德時期的城防建設，明顯要完備堅固許多。
可惜的是，自宣德年間開始到正統末年，明軍『為將帥者，平日貪淫敗度，貪財賣軍，互相交通，匯緣黨比，戰鬥之事不習，兵戎之政不修，將帥互為仇敵，上下自相矛盾』，邊鎮則『務守不務戰』。
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當瓦剌大軍兵分四路南下，守禦松懈的長城防禦體系瞬間一觸即潰。
除了『土木之變』所遭受的損失外，宣府地區除了宣府尚能閉關自保外，居庸關外十四處城池皆被攻破；山西地區除了大同尚存外，其餘北方大部分遭到擄掠，渾源、應州、陽和、天城等均為孤城；寧夏地區在也先挾持明英宗返回漠北之時，部分驍騎燒殺擄掠一個多月以後才意滿而還；至於京畿，四郊則一片狼藉慘狀。
整個長城防禦體系『名為關塞，實為坦途，虜騎之來，若長風之驅雲霧，豁然無所抵礙』。
尤其是大同地區外部的防禦系統幾乎被摧毀，『諸衛什伍虛耗，時患擁逼』。
作為京畿的第一道防線的同時，山西都司所轄恒山至太行山的第二道防線這時才顯現出重要價值。
加之『詔諸衛內徙』等因素，標志著大明王朝正式放棄了宣德年之前的長城沿線及以北地區的戍守，同時也放棄了原來的邊墻防禦設施《即大邊》，轉為收縮防禦全面內守。
景泰元年，敕令鎮守雁門關的都指揮同知翁信修築了平型關至蘆板寨四百二十餘裡的沿線城堡、墩臺、壕塹，基本上環繞整個滹沱河河谷的邊緣山地。
『掄材於林麓，陶瓦於河濱。
東抵平型二百四十餘裡，西抵蘆板之寨一百八四餘裡，城堡、墩臺煥然一新。
壕塹之深，遙連萬裡之城；甲兵之備，廣積太倉之粟』。
值得一提的是，景泰元年六月，『雁門關一帶山口雖已築塞』，但『舊有樹木根株蔓延,長成森麓,遠近為之阻隔,人馬不能渡越。
近年以來公私砍伐，斧斤日尋，樹木殆盡，開山成路易險為夷』。
在『壕塹俱令高厚，其山岡平漫者，悉斫削陡峻，以絕虜騎』的指導下，『須斷其半山可行之處』。
今天所看到山西雁門關白草口長城段猴兒嶺，便是當年將山脊鏟削成陡壁所成。
景泰二年《1451》元月，大同諸邊『修葺隘口，開掘壕塹，頗已就緒』。
景泰六年七月，明代宗再度敕喻『命各邊關總兵官等官修理城垣、壕塹、屯堡、墩臺』。
工程進度在史料裡缺少記載，但景泰七年大同出現『天成又報韃賊三人鑿墻入境』的記錄，可知已經有了邊墻防禦設施。
『土木之變』所引發的危機，隨著景泰年間明景帝及以於謙為代表的大臣共同努力下，大明王朝開國以來遇到最大的危機得以逐漸化解，北部邊疆的防禦體系也重新建立。
斷斷續續數千墩臺堡壘修築於北疆沿邊，形成了日後以九邊為核心的防禦系統。
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七，時隔八年之後明英宗因『奪門之變』再次端坐在奉天殿寶座上，改元天順。
對大明王朝有再造之恩的於謙被殺，景泰年間的功臣被大肆肅清，『兩京大臣，斥逐殆盡』。
於謙苦心經營為之努力的軍事改革也付諸東流，『邊徼騷然，軍無紀律』。
北狩回鑾重登帝位的明英宗已經喪失了對蒙作戰的信心，堂堂大明天子陷落『虜廷』造成的心理防線崩潰遠遠超於北部邊防體系的破壞。
以至於『自土木之敗，邊將無敢與寇戰』，畏避心理成為了此後大明王朝長期無法擺脫的陰影。
景泰年間北部邊疆雖也烽煙迭起，但也能依托長城防禦體系和蒙古諸部打得有來有回。
到天順年間隻能通過修邊一再妥協勉強應對，比之景泰年間的消極防禦，還得增加被動二字。
歷經二朝的修築，初步確定了長城新的大致位置和走向，為後世繼續修建和完善長城防禦體系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