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解釋一下標題裡的『卸膊』，它指把東西從肩膀上卸下來，在粵語裡指代推卸責任。
小時候沒什麼書看，能看的不是古典小說就是實體版評書，翻來翻去無非就是《三國演義》《水滸傳》《明英烈》《趙匡胤演義》《雍正劍俠圖》《三俠劍》之類，也因此對帝王將相很感興趣。
像我這個年紀的人，有此心理甚至情懷，也屬正常。
但如果到了今天，仍然對帝王將相持有舊日觀感，隻能說明知識結構和思維的停滯不前。
或者說，很可能是除了地攤文學和中學歷史教科書之外，再也沒有讀過其他書。
在知識爆炸的時代，一個人完全有條件建立正常的歷史觀，但許多人放棄了這樣的機會。
在陳腐的歷史觀乃至三觀之下，朱元璋當然是一個『能人』。
底層出身，一代帝王，在崇尚『成王敗寇』的人眼中，已經是自帶光環。
他的統治方式也被許多人津津樂道，尤其是對貪官動不動就扒皮的殘酷，更是被吹捧為『有魄力』。
可是，在反貪問題上如此嚴苛的朱元璋，真的達到了自己想要的效果嗎？
顯然沒有，明朝的腐敗問題從一開始就存在，而且越來越嚴重。
還有人認為朱元璋的反貪是為了百姓，這就更是可笑的結論。
因為明朝百姓的日子過得很苦，沒有比以前更好。
原因很簡單，朱元璋所做的一切，都隻是為了維系自己的統治，維系所謂的『朱家江山』。
康熙稱朱元璋『乃英武偉烈之主，非尋常帝王可比』，是因為他自己也是這種人，所謂康乾盛世，正是統治極為嚴酷的時代。
《活在洪武時代：朱元璋治下的小人物命運》與之前的《秦制兩千年》一樣，都是作者諶旭彬意在普及一些正常人本應有清晰認知、可在許多人眼中卻足以顛覆三觀的常識。
書名：《活在洪武時代：朱元璋治下的小人物命運》
作者：諶旭彬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2年6月
定價：88元
書中將朱元璋在《大誥》中寫到的十二個案件抽絲剝繭，詳盡地闡述了在這些毫無法理、常識和邏輯的案件背後的來龍去脈。
從明初的軍事、土地、政治、法制等政策制度入手，梳理涉案人員的行為動機，解讀洪武帝審案和判決的依據和目的，從而勾勒出洪武時代各色人物的荒誕命運以及可怖的生存狀態，再現了洪武帝『重典之治』的本來面目。
在這些案件中，我們可以看到毫無人身自由的衛所軍奴，被捆綁在土地上不得離鄉的農民，說錯話連累鄰裡被沒收家產的老婦人，不想做官隻能切指的士人，遵行合理的立案程序卻沒能揣測出『聖意』的官員……通過這些小人物如草芥般的命運，我們看到一個腦回路清奇的開國皇帝，是如何欺騙控制官員，如何監視窺探民眾的。
諶旭彬在書中寫道，《大誥》『究其本質乃是一種宣傳品。
朱元璋頒佈這些宣傳品的核心目的，是想要樹立自己仁德愛民的政治形象』，同時，『所有宣傳品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會將其真實目的甚至可怕的那一面，用各種漂亮的外衣層層包裹起來』。
他所要做的，就是剝掉這層『正能量』，去關注小人物的悲苦命運。
朱元璋的統治，本質就是一個『猛』字。
作為底層出身、依靠農民起義上位的皇帝，朱元璋看到了民眾的力量。
所以，他最恐懼的從來就不是貪官，而是民眾。
他也明顯吸取了元朝的教訓，很多不讀史的人，往往以為元朝殘暴，但實際上，史學界公認的是元朝『失之以寬』。
如果對比統治政策，朱元璋實在比元朝皇帝嚴苛得多。
比如元朝對商業極為看重，鼓勵民間流動，朱元璋則反其道而行之，極力打壓商業，也大力打壓民間力量，通過知丁法、路引制度和舉報體系控制民眾。
在朱元璋眼中，將民眾圈在土地上就足以一勞永逸，避免元末的流民社會形成。
但實際上，對人口流動的限制，還有稅賦的沉重，反而造成了流民激增。
民眾不聽話，官員也不聽話，越是嚴懲腐敗，腐敗就越泛濫。
於是，朱元璋編寫並頒佈《大誥》，要求人手一冊，人人誦讀學習。
而且，《大誥》還成為指定的鬥爭工具，民眾可以拿著大誥押解不法官員進京，任何人不得阻攔。
有人認為這是朱元璋的魄力展現，但稍有智商便可知道，這種人鬥人的行為必然失控，朱元璋很快將抓捕對象從胥吏和官員擴大到了百姓，結果舉報盛行，人人自危。
舉報的盛行也是因為嚴酷的知丁法。
所謂『知丁』，就是知曉鄰居的職業、家庭人口、社會關系，甚至何時出門何時回家。
一旦出現『逸夫』，鄰居沒有及時舉報，那麼若『逸夫』犯事，不但本人處死，鄰居、親戚與裡甲都要連坐流放。
這種社會狀態下，舉報就成了必然。
朱元璋還規定，鄉飲酒禮進入吃喝環節之前，會有漫長的政策宣講和律例誦讀，地方上所有百姓都要參加。
其中，有違法犯罪前科者必須出席，『如有過犯之人，不行赴飲，及強坐眾賓之上者，自系頑民，主席及諸人首告，遷徙邊遠住坐，其主席者及眾賓推讓有犯人在上坐，同罪』。
也就是說，膽敢不參加者便是『頑民』，會被強制流放至偏遠地區。
整個宴會則分為『正席』《善良之席》和『外座』《奸頑之席》兩大區塊。
『高年有德者』與『高年淳篤者』坐在善良之席的上首，餘者按年齡順序入座。
『違條犯法之人』隻能集體入座奸頑之席。
若有人不守規矩，或主持者縱容他人不守規矩，都要被流放。
這不僅僅是一種羞辱，也是一種讓『不聽話的民眾』永久『社會性死亡』的做法。
別說用現代社會的思維去衡量了，即使在古代，這種殘酷也是絕無僅有的。
在治國方面，朱元璋顯然是無能的。
他對官僚集團進行了大清洗，屠殺無數官員，又通過各種方式清算商人和地主。
洪武年間，『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也就是說，中等以上收入家庭全部破產。
朱元璋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了嗎？
顯然沒有。
他是史上最能推卸責任的皇帝，在他眼中，官不行、吏不行、讀書人不行、商人不行，老百姓也不行。
在《大誥》中，他就痛斥老百姓不知報答君恩：『民有不知其報，而恬然享福，絕無感激之心』，指斥心存抱怨的老百姓是『頑民』。
在《大誥》中，愚頑等詞匯十分常見。
簡單點說，只要不聽話的人，就是『愚頑者』。
很多人會將朱元璋的暴政歸結於他的出身。
在秦制以來，朱元璋是唯一純粹草根出身的開國皇帝，也是種沒有擺脫骨子裡的自卑。
他憎恨富人、不信任官僚，信奉殺戮的作用，認為隻有殺戮才能讓人們聽話。
換言之，朱元璋希望治下的每一個人，無論是官吏、讀書人還是百姓，都隻需要有一種性格——奴性。
尤其是他對官吏和讀書人的偏見，更是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胥吏在他眼中甚至與奴婢同類。
說到底，朱元璋的治國沿襲了秦制，而且因為自身成長環境而產生的變態心理，變得更加變本加厲。
秦制的核心就是『民愚則易控，民智則國亂』，朱元璋的所有制度都集中於『愚』字，以求更好地控制。
顯然，他並未成功，也不會有人成功。
圖源 | 網絡
作者| 葉克飛
編輯|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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