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軍事洋務運動間,張居正都做過什麼:。《網路歷史》

晚明晚清的軍事洋務運動都存在!但晚明時期,因為各種原因,西方國家先行崛起國家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在實力和科技上並不能讓晚明在軍事領域承認『差距』,也就從內心深處沒有向西方學習的勇氣和魄力以及先見之明。

晚清時期相對晚明情況有了質的變化。

因為晚明沒有自我革命的勇氣,結果被清朝替代,徹徹底底地從原點重新出發。

國家間的競爭,需要對內對外永遠保持警惕,容不得休息,別人更不會給你追趕的時間。

在清朝重走歷史軌道時,西方列強的科技大幅度提升。

晚明的差距不大變成很大。

張居正與大明的『微睜半目』看世界

明朝和葡萄牙在正德、嘉靖時期主要關系就是引入佛朗機銃並對其進行仿造。

在明代,中國的鋼鐵技術、火藥技術、相關科技和工業與西方差距並不大。

因此,仿造起來也比較方便。

這就造成明朝隻關心葡萄牙的軍事武器,更在『輕視』狀態下棄葡萄牙戰船於不顧,固執地認為西方戰船不過爾爾。

從現代觀點看,當時的西方戰船並不比明朝的戰船先進出一大截。

但在設計理念、武器配置等諸多方面都有可以學習的地方。

我們的問題就在於自戀,對於外部發展動向的重視與研究。

由此,正德嘉靖時期,西方的非軍事科技乃至思想對明朝幾乎沒有任何影響。

由此,我將晚明的這種狀態稱為『微睜半個眼皮兒』的看世界。

一者看得比較近,世界還沒出亞洲東部的范圍;二者根本看不上,不屑於學。

因為微睜,你說它沒睜其實也沒啥罪過。

張居正時期,因為太後是普通的老太太,懂得且安心放權。

在馮保配合下,張居正成了大明的當家人。

在其眼中,首先看重的則是葡萄牙人的稅收,這與張居正改革的主要目的和地方軍政人員的推動有關。

汪竑

地方官員如果想向上爬就必須有政績,在和平時期無論什麼時候,最好的政績都是稅收。

再加上『隆慶開放』已經讓東南沿海各地區比較敢於改革的地方官員嗅到了未來趨勢。

要想發展先要穩定。

但東南沿海地區最不穩定的因素就是走私貿易和海盜經濟。

嘉靖朝倭寇再起的餘波仍然存在,國內從元朝中後期就存在的走私海盜經濟也一直沒消停。

在廣東、福建等地,海盜勢力仍然非常強大。

例如隆慶二年《1568年》廣東大海盜曾一本就曾圍攻廣州,在朝廷震怒下,俞大猷奉命邀請葡萄牙人前來助剿,次年海盜被除。

因為重視稅收,再加上嘉靖朝的發展,大明上下對於盤踞在澳門的葡萄牙勢力是比較重視的。

除了稅收外,張居正等明朝大臣對葡萄牙、西班牙想進入中國傳教的要求是反對的。

其實如果我們抱著公正態度看:從明朝到乾隆皇帝在這一問題上都是一致的。

所以,我們更多的應該從我們自身的文化去考慮,我們為什麼會閉關鎖國,為什麼拒絕對外交流。

除了對方的惡性作為讓人厭惡、讓人懷疑外,我們始終沒有想清楚一點:你想關起門來過自己的日子兒,這是永遠實現不了的事情。

張居正與晚明化社會的關系

張居正作為大明的功臣,其主要功績是兩點,一是擴大了財政收入;二是部分整頓了吏治。

其中前者充分說明稅收的重要性。

所以,當澳門成為『中外貿易』核心城市之一後,對該地進行管理特別是征稅就成為關鍵。

隨著明軍佈防澳門周邊,防止葡萄牙勢力再緩慢蠶食周邊地區的行為發生的目的已經達到。

到了隆慶五年《1571年》,明朝便在澳門推行『餉稅制』開始對貿易商船進行征稅。

東洋船分四等、西洋船分九等進行征稅。

之後,又向澳門征收土地使用前,從五百兩每年一直推到某些時段的一萬兩。

再之後,各種征稅項目也逐漸增多。

除了征稅外,包括張居正在內的明朝大臣對西方國家也是心懷敵視的。

中國文化屬於『半封閉式文化』,到了明清因為閉關鎖國、八股取士等問題,『封閉性』越來越強。

在這種文化氛圍裡,人們更多的是關心內部威脅,對於外部威脅則一般不關注、不重視。

采用的方式也比較消極,並非積極應戰、學習,而是采取躲避方式,非得等到別人打到家門口甚至打進了家裡才反抗。

明朝就是非要等別人打到了家門口才推開。

反抗也隻是把強盜打出自己所在的這條街,強盜還是在村子裡晃蕩。

在明朝君臣心裡:村子那麼大,我管好我家就行了,欺不欺負鄰居我不關心,逢年過節給我送送禮我也就知足了。

由此,明朝的海外貿易中轉基地先後被西班牙占領菲律賓,被日本控制《先占領後撤軍,晚清時期才給予吞並,但琉球被日本控制這一事實晚明和清朝是知道的》了琉球王國也就是今天的日本沖繩。

萬歷親政後推翻了張居正的這塊壓在自己頭上的牌子後,張居正改革的成果其實沒有被推翻。

有些人說日後的改革成果被閹割了《我在拙著白銀帝國:翻翻明朝的老賬中也是這麼說的,但目前改變了這一觀點》,其實並非如此。

張居正改革屬於『半改革』,也就是任何改革都要以『吏治』為基礎,其改革的支持集團就是官商《官商不是官商勾結的意思,是官員和官員親屬經商形成的一體化集團,比官商勾結要危害性大》例如張四維、王崇古等。

晚明時期的問題就是『官場如商場』,整頓的就是吏治,你的支持基礎反而就是官商家族。

那麼,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所以,張居正改革其後被執行走樣本身就是他的自身所創。

因為,晚明的吏治出現問題:東南部商業官場利益代言人實力強大,鄭芝龍等海盜走私商集團被順利招安後繼續擴充自身的力量,東南部海盜走私商已經從找利用代言人變成自己控制一切的地步;東北部的李成梁玩制衡沒有玩好,結果出現後金勢力。

內部各種農民起義也先後出現,最終因為自然災害導致明末農民大起義。

在這些大背景下,晚明的風氣已經大變。

總的來說,就是人人為錢、人人為了自我逍遙什麼都不管了。

在這一背景下,一直抑制文人的儒家思想也徹底松動。

許多人並不認為它是永遠好的,至少不是最好的。

在這其中,以徐光啟《教名保祿》、孫元化《教名依納爵》、楊廷筠《教名彌格爾》、鄭志龍《教名尼古拉嘉斯巴特》等一批棄儒入教的人的出現,也就加速了第二次軍事洋務運動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