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傳庭的失敗，主要歸咎於崇禎大帝。
崇禎十一年《1638年》，孫傳庭與洪承疇在潼關南原以重兵埋伏，聚殲起義軍，打得李自成僅率18騎突圍而走。
在當時，陜西境內的義軍基本被撲滅，如果再加一把勁，不說能逮住李自成，最起碼朝廷也不會像後來那樣，失去對時局的掌控。
然而，就是在這個關鍵時刻，崇禎大帝的命令下來了。
崇禎十一年八月，多爾袞率清軍從密雲突破長城進入關內，由於大帝的瞎指揮《派一個太監去監軍》，宣大總督盧象升戰死，以致京城戒嚴，再無人能迎戰清軍。
於是大帝緊急從各地抽調精銳進京勤王。
而孫傳庭和洪承疇都在被征招之列。
對於進京勤王，孫傳庭沒意見，但是他反對把陜西精銳留在京師。
因為他認為如果把陜西精銳留下，用於守衛薊遼。
那麼李自成很快就會死灰復燃，之前的努力也全作廢了。
秦軍不可留也。
留則賊勢張，無益於邊，是代賊撤兵也。
但是，崇禎大帝在楊嗣昌的影響下，對此提議據不理會。
他認為闖賊不足為患，朝廷花點錢安撫就好了，清軍才是大敵，他要留著中原精銳出關打大仗。
崇禎大帝這一騷操作的結果，就是中原精銳就都留在了薊遼，起義軍餘部也因此獲得了喘息之機。
而孫傳庭則因為不滿，想引病告休，惹得大帝大罵，不僅被貶為平民，而且還被關進了大牢。
半年後，河南大旱，流民高達百萬，李自成見機，從陜西殺向河南，很快就拉起了一支十多萬人的部隊。
孫傳庭此前的預言，果然得到了應驗。
按道理說，義軍死灰復燃，朝廷自然就得精銳去剿。
然而，崇禎大帝此時卻沒兵可派。
為什麼呢？
因為同一年，皇太極命濟爾哈朗和多鐸包圍錦州，關外告急。
崇禎大帝在審時度勢後，認為先救錦州要緊。
為此，他令洪承疇為援錦統帥，領王樸、楊國柱、唐通、白廣恩、曹變蛟、馬科、王廷臣和吳三桂八位總兵及步騎十三萬出關，會兵於寧遠，解錦州之圍。
所以此時，他手上自然也就無兵可派了。
崇禎十四年《1641年》，這是明朝歷史上非常關鍵的一年。
堪稱是轉折之年。
在這一年，洪承疇的援錦大軍被皇太極打得大敗，53783人戰死，數萬人被俘，13萬精銳僅有吳三桂一支保存了下來。
而在中原戰場，被抽調了精銳後，明朝的地方部隊根本打不過起義軍，李自成的人馬越打越多，而明朝連續兩任三邊總督《傅宗龍和汪喬年》則都戰敗而死。
兩年前與孫傳庭抬杠的楊嗣昌直接因此氣死，為他當年的愚蠢買了單。
連續擊敗明軍，起義軍在河南、湖北一帶形成了比較穩固的根據地，今非昔比，可謂是鳥槍換炮。
而朝廷則失去了對中原的掌控。
崇禎十五年《1642年》二月，李自成第二次圍攻開封，崇禎大帝聞之震驚，因為開封要是守不住，義軍順勢向北，京城也會受到威脅。
而此時關外已經慘敗，清軍壓境，京城已無法再承受兩面夾擊了。
於是崇禎終於想到了監中的孫傳庭，重新啟用他，並在不給錢糧的情況下，令他率幾千兵馬馳援開封。
然而前面已經說了，義軍此時鳥槍換炮，早已不是當年的流寇部隊。
孫傳庭還沒到，義軍就在朱仙鎮之戰中殲滅了明軍十八萬人，左良玉率領明軍殘部狂逃幾百裡，軍心士氣渙散到了極點。
所以孫傳庭的這次『救火』，必然是兇多吉少。
面對這種危局，孫傳庭向崇禎大帝請求，希望大帝能給錢給人，並寬限他一段時間，讓他練出精兵後再去迎戰李自成。
然而孫傳庭的合理建議卻遭到了大帝的無端揣摩。
大帝就像當年逼洪承疇一樣，逼迫孫傳庭率編練未成的軍隊出戰，孫被迫無奈之下隻好出戰，結果在柿園之役被打的慘敗。
PS：柿園之役，孫傳庭的指揮沒問題，明軍戰敗是因為軍紀不嚴。
初戰擊敗義軍後，食不果腹的新募明軍爭相搶奪戰利品，導致行軍隊列混亂，被義軍順勢反擊打敗。
之後三個月時間，保定總督楊文嶽和平賊將軍左良玉又先後在南陽和襄陽被李自成的義軍擊敗，河南戰事糜爛到了極點，已無可救藥。
崇禎大帝對此頗感不滿，他又一次逼迫孫傳庭出戰《因為已經沒人了》，並嚴厲訓斥了孫傳庭的整軍備戰請求。
當時有不少明軍都投降了義軍，而孫傳庭在大帝不給錢糧前提下，要自募軍費兵馬，必然少不了要拿關中士紳開刀，逼他們捐錢捐物。
再加上大帝本就不信任孫傳庭，所以當關中士紳造謠孫傳庭養寇自重後，大帝怕孫傳庭不受節制，便下手敕催戰，逼得孫傳庭無可奈何。
對於大帝的不合理出戰命令，兵部侍郎張鳳翔屢勸不止，他希望大帝冷靜，說孫傳庭是唯一的希望，皇上沒家當可敗了，孫傳庭不可再輕動。
孫傳庭也飛書京城，言辭懇切的說：李自成靠不納糧的口號吸引百姓投靠，但他卻不恢復生產，就知道搶富戶。
只要我們堅守不出戰，李自成的百萬大軍用不了五個月，就會斷糧。
而斷糧後，必然是軍心渙散。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計守潼關，待他們軍心渙散之後，再出擊。
然而，大帝以鋼鐵般的意志拒絕了這些凡夫俗子的愚昧之見，堅決逼迫孫傳庭送死。
結果，崇禎十六年七月，孫傳庭被迫出關與李自成決戰。
這一戰不用多說，兩個字——慘敗。
最後的四萬精銳滅了，孫傳庭本人也身死戰場。
事後，大帝懊悔不已，但他本人又不願意承擔催戰失利的責任。
於是他就下了一道非常敗人品的聖旨——以『詐死潛逃』為借口，把大軍戰敗的罪名都扣在了孫傳庭頭上。
而大帝這種自欺欺人的態度也很快遭到了報應。
崇禎十七年二月，李自成大軍進抵山西，沒有一個明朝統兵大將再願意出戰。
吳三桂在山海關坐視觀望，左良玉在武昌也是坐視觀望。
沒有人願意為大帝背黑鍋。
大帝最後殉國時，身邊除了一個老太監，再沒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