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時代都應該有每個時代的政策。
但有些時代卻特別重視『祖制』，『祖制』隻不過是在儒家思想束縛特別嚴重的情況下，用於阻止改革的借口。
包括戊戌變法、王安石變法等諸多變法的失敗，其重要原因就在於『祖制』的束縛。
然而，『貞觀之治』、雍正反腐改革等等，對於『祖制』都並沒有完全遵守。
反而，一個開創了『千載之君』，一個成為清朝反腐改革最有成效的帝王。
『違背祖制』並非什麼壞事兒。
時代的進步就是不斷地『違背祖制』才完成的。
例如唐太宗、朱棣就是勇於突破『祖制』的棋手。
有人說，朱元璋不是定了『不征之國』嗎？
為什麼朱棣還要違背『祖制』去吞並安南？
他難道還不怕嗎？
其實，朱棣才不在乎什麼『祖制』。
作為一位『遊牧和農業文明兩大文明融合下最後一位大帝』他在乎的隻是自己的理想。
朱元璋將農業文明與儒家思想作為『大明統治秩序』的根基
朱元璋作為一名漢人皇帝，從一開始就選擇了儒家思想與皇權合作的治國方式，讓它們共同構建明朝的統治秩序。
朱元璋利用儒家思想中的核心觀念——『秩序』『尊卑』等，構建了明朝的統一秩序基礎。
朱元璋的治理思想以農業文明為基礎，所以，他評價一切都是以農業文明的文明為基準。
因此，他的統治基調就確定了：恢復漢人政權並維持住它，並沒有想去拓展什麼農業文明之外的領土。
因為那些地區不適合農業種植。
那麼，如何維持這一思想體系呢？
他選擇的就是儒家思想。
儒家指導日常生活運動
他用儒家思想綁住全民，將全民從靈魂上服從儒家的秩序觀——有等級的秩序，服從等級就有博愛與大愛。
不服從就是鐵血與鐵拳，為此，他用儒家指導了人們的日常生活。
在明初，朱元璋和儒家一同進行了『指導日常生活運動』。
針對全民《包括皇族、包括非漢族》如何起名字、如何喝酒、如何行禮、如何穿衣服等瑣碎細節，都進行了詳細的規定。
違反規定的就要『永為邊戍』。
例如醫生隻允許叫醫士、醫人、醫者，不許叫太醫、大夫、郎中；
梳頭的人隻許叫梳篦人、整容；
官員家的家火，隻許稱閽者，不許稱太監；
……以上摘編自《大誥續編》第六十九《民擅官稱》
在穿衣上。
眾所周知的就是商人不能穿紗、綢等衣服，隻能穿絹、佈兩種，對於顏色也有規定。
同時，起名字的時候不能帶皇帝、聖賢的名字以及官員名稱，就是包括『張天師』《元代官方認可的稱呼》這樣的稱謂也被稱為『大不敬』《敢做天的老師，皇帝才是天的兒子兒》而不許叫，最終改名為『張真人』，如此等等還有很多。
再比如『禁止漢人起少數民族姓氏』『禁止漢人起名用官員名稱』的法律懲處的力度很嚴格，最終直接致使漢人復姓被稱為稀奇現象。
到了王世貞《1525-1590》時期，王士禎說『復姓至我朝則益少矣！』還專門把這些新鮮的姓列了一本書。
復姓在當時就被許多人誤認為是少數民族的姓氏。
例如司馬這個姓，既有少數民族嫌疑，又是官員名稱。
所以，姓司馬、司徒、公孫等復姓的人，為了避免麻煩，隻好改了姓。
當然，肯定不是全改，這樣做也太小看『儒家思想』的影響了，對父母、祖宗的尊重也是儒家思想告訴我們的。
由此可以看出，這種做事方式也不會長久。
因為，它在本質上存在著內部思想的矛盾。
朱棣從小就受『儒家文化』影響小，且『祖制』思想本來就是落後的思想
朱元璋和儒家的合作，影響了中國，卻沒有影響他的兒子朱棣！
朱棣自小就生長在『儒家文化薄弱的武將圈』，長大後又就藩到北京，而北京是與蒙古對峙的前哨，其『儒家思想規范社會』行為那是整個中國最後階段了。
正是因為他本身沒有受到『儒家思想』束縛，就像唐太宗那樣做事，他們都是那種不聽我的、不如我意的，我就要了你的命的人。
朱元璋明明指定誰是天下之主，那又怎樣？
照樣敢奪。
朱棣遷都、重用宦官等等，都是對朱元璋既定政策的否定。
但朱棣繼位後，繼續講儒家思想作為主體思想，但是，因為朱棣更像唐太宗那樣，他們都沒有被儒家思想控制，重用宦官就是一大表現。
朱棣為了自身統治，並沒有違反儒家的基本底線——秩序、尊卑思想。
『祖制』思想成為主流的時候，就是僵化開始的時候
當重視『祖制』思想成為統治階層的統一思想的時候，就是儒家思想完成『構建統治秩序』的時候，就是封建社會政權進入『中年階段』的時候，更是思想開始僵化的時候。
甚至一些優秀的品質，如『愛民』『重法』『節儉』等正確思想也會成為阻礙、借口。
例如『黨爭』的時候，各方義憤填膺的借口都非常冠冕堂皇。
所以，『祖制』隻是人們拖延改革、不知道如何改革的一種借口。
隻是一種不肯放棄權利的借口，典型的代表就是慈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