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去明孝陵磕頭，這件事若說出來肯定被許多朋友看作是『貓哭耗子假慈悲』。
清朝早期，為了樹立威信，所以滿清做出厚葬崇禎等種種舉動，的確是假仁假義。
但康熙時期國家已趨向穩定，若為了收買民心，他完全沒必要做這檔子自降身價的事。
每次去明孝陵，康熙帝都會對朱元璋這位前朝的開國皇帝行三拜九叩之禮。
某年吊唁朱元璋時，康熙還不忘留下一尊寫著『治隆唐宋』的石碑。
從這石碑上我們可以看出，康熙對朱元璋的祭拜是發自內心的，至少，在他心目中，朱元璋是個治世有方的有為之君。
『治隆唐宋』，說的就是在朱元璋治理下的江山，比唐、宋兩朝還要興盛。
毫無疑問，這四個字便是康熙這位『千古一帝』對前朝開國皇帝的肯定。
之所以康熙如此認同朱元璋的功績，是因為：朱元璋的一些良政沿襲至清，對清朝統治者治理河山起到了指導性作用。
《大誥》是朱元璋頒佈的一套刑典，其中，收錄了兩百多條規章以及案例。
在《大誥》刊印過後，朱元璋要求每個大明家庭都要收藏一本，隨時觀摩學習。
《大誥》的內容非常簡單，就是一些規定，以及與之相關的刑事、民事案件。
朱元璋希望以這些真實的案例，為老百姓敲響警鐘，讓官吏遵紀守法，切莫重蹈書中罪犯的覆轍。
不過，《大誥》畢竟是朱元璋所寫，裡面有不少口語，量刑標準上也存在濃厚的個人色彩。
畢竟，嫉惡如仇的朱元璋代表不了公理，法理還需進行各因素的綜合考量。
因此，在朱元璋駕崩以後，《大誥》便被遺棄了。
接下來，我們來講講為什麼朱元璋在《大明律》已完成的情況下，仍要頒佈《大誥》。
《大誥》與普通的文誥不同，常規意義的《大誥》是洪武十八年、洪武十九年頒佈的四次《大誥》的整合。
明朝初年，經歷了多年戰亂的中原百廢待興，蒙元遺留下來的不良風氣影響著社會治安。
許多地方官開始向農民強買土地，沒有土地耕種的流民隻能逃往城市尋求生路，這種現象直接影響到明初的社會穩定。
朱元璋意識到，此時雖然已完成了改朝換代，但那些地方官仍像元末一樣，不正之風已在官吏心中根深蒂固。
整頓吏治是大勢所趨，否則，元朝的悲劇必將重演。
『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一切懷柔之策，都治標不治本。
針對這些弊端，朱元璋必須下猛藥。
朱元璋所頒佈的《大誥》，在量刑上相當隨意，頗有『替天行道』的意味。
在《大誥》的序言中，朱元璋表示之所以要頒佈文誥，是因為近十年來發生的一系列大案要案，如：洪武九年的空印案、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等。
這些案件令人痛心疾首，所以，朱元璋意識到必須整頓吏治，以嚴刑懲戒那些僭越了紅線的罪人，以此來警示蠢蠢欲動的壞家夥。
『昔者元處華夏，實非華夏之儀』，蒙元雖然地處中原，但卻絕非華夏。
元廷治理國家的政策存在太多漏洞，這些漏洞遺禍大明，以至於，現在仍有許多犯罪現象。
當然，朱元璋並不是歷史上第一個頒佈《大誥》的統治者。
早年武王伐紂之後，繼位的成王便頒佈過《大誥》。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大誥》裡之所以出現了令人膽寒的嚴刑峻法，絕非朱元璋生性暴虐，其中的原因與他的成長經歷是分不開的。
朱元璋生於元末最動蕩的時代，他的家鄉屢遭天災，父母亦死於饑荒和瘟疫。
十七歲的朱元璋失去了父母兄弟，隻能遁入空門，想要在寺廟裡混上一口齋飯。
可遭逢這樣的年景，寺廟裡也沒有餘糧，所以朱元璋隻能流落街頭乞討度日。
朱元璋的發跡史我們無需再提，僅看他的早年經歷，就不難理解這位開國皇帝為何如此苦大仇深了。
生於元末的他，名字叫『朱重八』。
所謂『重八』，就是八十八的意思。
這可不是什麼乳名，而是朱元璋的大名。
在元朝時期，漢民隻能以數字為名，或為生日，或為父母年齡相加的結果。
朱元璋的五世祖叫朱二八，高祖朱百六，曾祖朱四九，祖父朱初一，父親朱五四。
從這份令人發笑的名單裡，我們能讀出什麼？
那就是蒙元不拿漢民當人看。
中國的老百姓相當單純，倘若蒙元統治者能讓漢民吃飽飯，想必也不會逼的農民謀反。
至於那些代替蒙元行使權力的地方官，對朱元璋和他的同鄉進行了殘酷的壓迫和剝削。
因此，朱元璋最痛恨的，便是蒙元，這是根深蒂固的民族仇恨。
第二痛恨的，便是壓迫百姓的官吏。
建國之後蒙元已滅，所以貪官污吏成了朱元璋的頭號大敵。
朱元璋對那些貪贓枉法的官吏恨之入骨，所以自然不會手下留情。
從《大誥》中我們能看到許多『零容忍』的案例，幾乎不給貪官污吏半點活路。
當然，凡事均有兩面性。
筆者不會因為個人因素，過度褒揚《大誥》及朱元璋。
以現代人的角度來看，《大誥》亦存在許多不足之處。
作為一部法典來講，《大誥》的量刑太過嚴苛，而且頗為隨意。
這裡的案例動輒出現斬首、凌遲、抄家滅族等酷刑。
當時的官員以《大誥》作為參考指南，重判了超過一萬起刑事案件。
與此同時，《大誥》中的嚴刑峻法，給了別有用心之人以『誥』謀私的機會。
例如：當時有個叫陳壽六的農民，因為早年與家鄉的縣官有宿怨，於是，便趁著《大誥》頒佈時將自己的仇人五花大綁押赴京城，誣告縣官是貪官污吏。
見到同樣出身草根的農民兄弟，朱元璋激動地熱淚盈眶，當即嘉獎了敢於與豪強作鬥爭的陳壽六，連查都沒查就將縣官處以極刑。
甚至於，為了保護陳壽六，朱元璋還頒佈聖旨：『設有捏詞誣陷陳壽六者，亦族誅』。
可想而知的是，當時不知有多少人借著這本《大誥》大做文章，公報私仇。
在《大誥》中，朱元璋規定但凡官員貪污錢財達到一定數額，便要被處以極刑。
貪污一貫銀錢，處以杖責七十，依次累加。
贓款累計十八貫，便要處以極刑。
那些因小貪而被『剝皮實草』的官吏，被掛在各地寺廟前的大鼓上。
時至今日，許多地區仍有『剝皮寺』等駭人聽聞的傳說。
實際上，朱元璋對自己的嚴苛也有著清醒的認識。
在《大誥》中朱元璋表示，自己推行的嚴刑峻法實屬無奈之舉：『糧長之設……定殷實之家。
當關勘合之際，面聽朕言，朕乃竭氣語諭之再三日‘毋害吾良民’。
更兼前大誥內，戒敕分明。
豈其所在糧長不遵大誥，仍前為非，虐吾民者多矣』
除此之外，《大誥》的內容並不是一味地警示和恐嚇，還有許多溫情的部分。
例如，在《大誥》中朱元璋寫了一份行為守則，規范了道德綱常：『且孝，冬溫、夏清、晨省、昏定；飲膳潔凈，節之……事君以忠，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戰陳勇敢；不犯國法』
顯然，朱元璋的嚴刑峻法，是針對那些違法之徒的。
對於與自己出身相同的勞苦大眾，朱元璋隻希望他們能嚴守本分。
朱元璋活到七十一歲，當政的時間長達三十一年。
他的政治主張，經過了不斷的優化和改良。
相比於其它皇帝，朱元璋最難能可貴的一點是懂得以史為鑒，他汲取了唐、宋、元三代的國家制度，制定了符合當前社會環境的典章和刑法。
很多人在討論朱元璋時都忘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朱元璋在打天下時，還是個目不識丁的文盲。
不同於歷史上的其它皇帝，朱元璋的皇帝之路是他一步步摸索著走完的。
草根出身的朱元璋，能為大明開創二百七十六年基業，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