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南北榜案』是怎麼回事,朱元璋如何處理這次群體矛盾。《網路歷史》

某國目前黑人抗議浪潮的活動一浪高過一浪。

而在古代中國雖然沒有大規模的種族矛盾,但地域矛盾還是不少的。

種族矛盾、地域歧視,歸根結底都是將一群人貼上標簽後區別對待的問題。

明朝初年,就曾發生過一場南北糾紛,南北兩方舉子為爭進士名額鬧到了皇帝面前。

結合當今美國的情況,我們不妨審視一下朱元璋處理地域糾紛的手段有何得失。

有時候,事情做的太公平也是一種『錯』。

劉三吾為人慷慨,胸無城府,號稱坦坦翁,辦事講究一碗水端平,不給人留下把柄。

明洪武三十年,朱元璋看中劉三吾的公平,任其為當年會試主考。

科舉歷來是關系到王朝興亡的重事,科舉辦的好不好,直接關系到王朝根基穩不穩。

身兼重任,劉三吾不敢懈怠。

在品評試卷時,他心中隻有三件事,公平、公平還是公平!但正是這公平二字,鬧出了一場群體事件,也讓劉三吾發配邊疆。

上圖_ 劉三吾《1313-1400》

劉三吾案也稱南北榜案,該年會試,南方舉子以其紮實的學問功底霸占進士榜單。

北方舉子因為連年戰亂,經濟文化凋敝,不敵南方,全部名落孫山。

劉三吾正是因為公正的評判標準,激化了雙方矛盾。

經過徹查後,朱元璋找不到劉三吾污點,為了平息眾怒,朱元璋誣陷劉三吾是藍玉餘黨,發配充軍。

隨後朱元璋親自主持考試,欽點的六十一名進士全是北方人。

從此之後直到清朝取消科舉,南北學子分卷考試,兩個群體不加競爭。

南北榜案無疑是一場冤案,但是南北之間的隔膜又確實存在。

如果從個體的角度看,劉三吾主持的會試被南方人霸榜沒有任何問題。

無論出於什麼原因,經濟發達也好,文化氛圍也好,來到考場拼的就是學問見識,在當時會試多中是南方人。

上圖_ 明代科舉考試

但由國家主持的科舉考試,又是分配政治權力、實現個人階級跨越的唯一途徑。

同當今多元化的社會不同,科舉是古代人改變身份地位的唯一方式。

現在一個人想出人頭地有很多方法,可以讀書做學問,可以經商做買賣,也可以通過技術和手藝獲得財富,無論哪個渠道,人們的政治地位是相同的,想要生活好,努力賺錢就是了。

古代中國就不一樣了,想改變命運隻有科舉一條路。

為了實現政治集權化,古代社會有意的堵死了科舉之外的成功渠道。

唐太宗說天下英雄進入吾彀中,正是成功手段單一化的直接體現。

上圖_ 唐太宗李世民《598年1月28日-649年7月10日》,隴西成紀《今甘肅省秦安縣》人

同時科舉還是國家政治權力的分配場。

以美國政治為例,議會中有多少議員為自己說話,直接決定的國家政策是否向自己傾斜。

一個群體想要獲得政治優勢就必須想辦法增加議會中為自己說話議員的份額。

一個群體人員多,壓力大,自然想辦法增加議會議員。

明朝沒有議會,當然明朝也沒有根據血緣種族以及其他關系形成的政治聯盟,明朝的政治集團隻能以地域為單位,各地想要獲得話語權靠的也是朝裡有沒有人,朝裡有沒有人,靠的還是科舉中進士。

明清兩朝,湖南一直是人才凋敝之所在, 可自從曾國藩安邦定國之後,湖南科舉人才實現井噴。

一個省份有多少人中進士,直接影響了該省份在中央的政治地位。

在以師生關系為幌子結黨拉派的明朝兩朝,往往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個人成為朝廷棟梁之後,祖籍所在府縣都會沾光借力。

所以,北方學子能不能中舉,問題不隻在北方人學問好不好,還關系到北方的政治地位。

可是北方的政治地位又不能放低。

上圖_ 長江流域

從三國時期,得益於長江水系灌溉和充足日照條件,南方經濟地位開始躍升。

到了唐宋,南方已經成為實際上的經濟中心。

面積同樣的田地,東北一年一熟,華北兩年三熟,華南一年兩熟,比糧食產量北方比不過南方。

倉廩實而知禮節,有了充足的食物供應才能抽身做學問,南方文化素質自然高過北方。

沒有糧食和錢的北方是不是就低南方一等呢?

也不是。

雖然從隋唐開始北方就要靠南方的轉移支付平衡收支,但是北方承擔著抵禦外族入侵的重任。

農耕時代遊牧民族一直是帝王的心頭大患,也是南方安穩生活的不穩定因素。

想在綿延萬裡的國境線上抵禦外族入侵,隻能靠天險。

在宋朝,天險是燕雲十六州,在明朝,天險是山海關。

想要讓北方人老老實實守住邊境線,不給人家政治權力能行麼?

不論是對朱元璋來說,還是對南方人來說,平衡南北方關系,實現南北權力對等,都是保持國家統一,維系社會安定的重中之重。

北方人心不穩,南方日子也不能好過。

南北分榜,從學子個體來看是提高北方人的起跑線,是不正當競爭。

但問題是科舉並不是體育競賽,關系的也不隻是個人前程和榮譽。

上圖_ 明太祖朱元璋半身像

人為拔高某個群體的競爭力不隻是明朝處理群體關系的手段,也是當今世界各國的慣常手法。

雖然朱元璋不懂現代社會的大道理,但是他對於北方人的政治訴求了然於胸。

為了實現南北平衡,朱元璋隻能借劉三吾平息眾怒。

曹操糧草供應不足,殺糧官王垕平軍憤,這種丟卒保車的手法一直是帝王慣用伎倆,找到按需分配政治利益和實現公平正義的平衡點,在沒有法治精神的社會是不可能的。

除了南北舉子兩個群體,明朝還有另一股政群體力量,就是地處邊疆的少數民族。

地處西南、西北邊疆的少數民族不受儒家文化熏陶,對於中央政府認同感低。

期望通過科舉考試將其同化對明朝來說十分困難。

為了便於管理,明朝延續了元朝設置的土司制度,通過加封當地部族首領為土司,賦予不加中央政府幹涉的民族自治權力,來獲得其對明朝中央政府的承認。

上圖_ 明朝官員

南北分卷、土司制度,都是有目的分配不同群體間政治權力的政策手段。

朱元璋可以流放劉三吾,是因為皇權隻講政治,不講法治

而當今社會卻是以公平正義為基準組織起來的,想要犧牲個人利益換取政治平衡是不現實的。

在某國想提升黑人群體地位,避免歧視,是一回事,還黑人公道、懲罰白人警察是另一回事。

當然黑人群體也明白,如果今天不明不白的處理了白人警察,明天就可能不明不白的處理自己,想要獲得長久的公平,隻能從長計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