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由貧窮的牧童到皇帝，尤其是他在與元朝和群雄的拼殺中，往往能出奇制勝，逢兇化吉；他那運籌帷幄決勝千裡之外的軍事才能，常常令人嘆為觀止；他振興破敗的雄心，反腐倡廉的執著，治世理亂的雄心，以及開規模、立條章、審形勢、構框架之中表現出來的局器宏闊、處事條理等等的較高文化素養，無不使人驚服。
然而，又不得不使人產生懷疑：他的文化知識，以至深厚的文化素養，從何而來？
如何聚積、升華？
他何以對傳統文化有如此的認識與理解，等等。
本文擬由此入手，予以探討，姑為引玉之磚。
《一》
文化如積沙，越積越厚。
它沉淀了過往的經驗與智慧。
書冊是文化的主要載體。
文化必須通過長期艱苦學習而後得，因而一般是有閑者的專利品。
文化人，或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就是那些有閑者中間的一個特殊集團。
這個集團也正是封建王朝立法行政的主要依靠力量。
元朝政府推行民族壓迫政策，維護固有習俗，固有治法，歧視漢人，歧視漢文化和漢族知識分子，使這些文人學士中的大多數仕進無門，岐路徘徊，不得不隱身巷陌，和光同塵。
這就使他們比較容易地卷進農民造反的大潮。
大量落拓書生背叛朝廷，作賊作寇，是元末農民起義的一大特點。
這不僅為農民起義增強了活力和智慧，而且給朱元璋這樣的胸懷大志虛心向學的人提供了學習傳統文化的良好環境和方便條件。
最早跟了元璋的文化人，當推定遠毛騏。
元至正十三年《１３５３》元璋自濠州趨定遠，毛騏『扶縣令出降』，幫助元璋攻下第一個縣城，並為元璋『籌劃兵事』。
［《１》］而後是定遠馮國用、馮國勝兄弟及李善長入夥。
這是元璋最早的心腹和謀主。
克滁州，儒士范常『杖策軍謁門』［《２》］胡惟庸、郭景祥、李夢庚、楊元杲、阮弘道、侯元善、樊景昭、汪河等也先後來投［《３》］。
渡江前，元璋幕府中管文案、參謀議的著名文化人已有十多個。
這麼多的優秀人才鳳翔鶴集，獻計獻策，自然為元璋提供了最好的老師，最好的教材。
正是在這些人的啟迪訓導之下，元璋逐漸成長成熟起來。
《二》
元末，群雄並起，誰能夠成為這場角逐中的幸運兒？
秦末蒯通對劉邦說：『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捷足者先得焉』［《９》］。
所謂高材捷足，也就是聰慧、謀略與勇敢。
怎樣才能成為高材捷足者呢？
其中有一條件是不可或缺的，這就是用過往的知識與文化武裝自己。
如果他是一個識字不多的農民將領，就必須向讀書人求教，向書本學習。
這個學習成績的好壞與他的成就密切相關。
元璋正是這個學習的佼佼者。
《三》
朱元璋對知識的追求如饑似渴，而且涉獵十分廣泛，諸如兵書與天文星占、四書五經、史書等，無所不讀。
兵書與天文星占戰爭環境，首重兵書。
元璋後來成為一位大軍事家，大謀略家，對經典兵學不僅有很高的造詣，而且苦學活用，出神入化，幾乎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
至正二十七年《１３６７》張士誠被平定，商議北伐大計。
劉基根據當時的一路奏凱，士氣振奮的情況，認為可以『乘勝長驅』，直下大都。
這是普遍心理與認識。
元璋卻說：『元朝建都百年，城守必固。
若如卿言，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
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
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
可不戰而克，然後鼓行而西，雲中、太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１８》］這是一個穩妥而絕妙的戰略佈署，極得《孫子兵法》『以迂為直』思想之三昧。
作為一個帝王，耍一腔子惻隱，滿肚皮仁義，這正是儒家的理想與期望，元璋也實在不能不應付這種環境。
有一天，元璋同大儒宋濂討論古兵書《黃石公三略》，尋章摘句，邊釋讀，邊發揮，興奮地講給宋濂聽。
講到一個段落，宋濂說：『《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殿下留意講明之』元璋隻好說：『我非不知典謨為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２２》］不過，由此可以看出，元璋對許多兵學經典相當熟悉。
元璋是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大軍事家。
他的成就，一靠實踐，二靠悟性，三靠對兵書的學習領悟。
還有，就是他對中國戰例戰史的熟悉。
關於戰例戰史，放在下面經史學習部分去講。
《四書》《五經》徐禎卿說：『太祖於軍中喜閱經史』這可以找到許多佐證。
先說《四書》、《五經》。
元璋對《論語》幾乎是有暇必讀。
至正二十六年《１３６６》他命地方官訪求古今圖書，藏之秘府，以供閱覽，並對詹同說：『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論語》觀之。
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
孔子之言誠萬世師也』［《３５》］
關於《禮》書，由於重建禮儀制度的需要，元璋更下功夫學習。
據《國初禮賢錄》載，開國後，大封功臣，議立五等爵，元璋與宋濂在大本堂依據《周禮》和唐宋成法，通宵達旦商議討論。
他還就車制、服制、官制、喪儀等制度引據《周禮》和《儀禮》。
元璋喜讀《春秋》，特別是《春秋左傳》。
鑒於《春秋》是以魯國史為綱間敘列國史實，『欲究其始終，則艱於考索』，於是命儒臣分國類編，而附以《左傳》，賜名《春秋本末》［《４８》］。
元璋不僅把《春秋》當作經而且是當作鑒古知今的史來讀。
洪武朝還沒有確立儒臣為皇帝定期闡發經書奧義的經筵制度。
但仍不定期地為元璋解說《四書》、《五經》。
這種解釋象歷代經筵一樣，並不以訓詁通解為形式，而是以提起皇帝對聖經賢傳的留意與悅服為目的。
所以在儒臣進講之後，元璋常就經傳內容加以闡釋和發揮，很有點象學術討論。
宋濂、王褘進講《大學》、朱善進講《易·家人》，朱元璋的一番闡釋如湧如註，切扣題意，儼然老儒說書口味，顯示出對經書的精審與老道。
讀史讀經之外，元璋更註重讀史。
在那個時代，史書不但有教諭意義，而且有著直接地啟示與借鑒作用。
可以說，誰對歷史更清晰，誰也就對現實更明白。
打江山是這樣，坐江山也是這樣。
為己謀是這樣，為人謀也是這樣。
為適應戰爭的需要，元璋對戰史、戰例、戰將很下過一番功夫，對這方面的情況相當熟悉，下面是從《明太祖實錄》的大量記載中選出的幾個例證。
為了鼓勵官員勤勞王事，元璋希望身邊官員對他的賞罰予以監督。
他說：『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征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
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７１》］
元璋召見朝觀教官，要他們談談所在郡縣『民間疾苦，稼穡艱難』的情況。
山西岢嵐學正吳從權和浙江山陰縣教諭張恒都說自己專心教學，無聞民事。
元璋說道：豈有久居鄉裡，不與人交接，至少朔望休假並四時節序與朋友往來，當談及民情世務，他接著作史實引證：『且儒者所學，皆聖賢之道。
古人有身居田野，雖未際遇，其心常在朝廷。
如伊尹耕於莘野，常以致君澤民為念，及出相湯，發其所蘊，以安天下。
寧戚未遇，扣角商歌，自薦於齊恒公，佐興霸業。
漢賈誼、董仲舒輩皆起於田裡，上書數陳時務，論文得失。
唐馬固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
古人不得進用，汲汲求見於君，欲行其所學。
……又如宋儒李沆，為宰相佐真宗，日取四方水旱蟲蝗盜賊等事奏之，同僚以為細事，不然其奏，沆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有所儆懼，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祠、聲色、狗馬之事矣。
’此人君不問，尚且數將四方水旱等事日奏於君。
……宋儒胡瑗為蘇、湖二州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治兵治民水利算數等事，當時得人，皆由其教授有法。
今汝所言，平日在學不出，則所教何事？
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為爾所壞。
使天下教官皆效汝輩所為，朝廷焉能得人？
』［《７２》］元璋這段議論如流瀑湧泉，從平民出身的商代名相伊尹，到宋代教育家胡瑗，先秦漢唐宋一路道來，條條縷縷，如數家珍。
所引史籍，從《孟子》、《左傳》、《史記》、《漢書》到《唐書》、《宋史》有六七種之多。
在這種猝然遭遇未作任何思索準備的情況下，能就致君澤民教人育人這樣一個很專門的題目廣征博引，實在可以看出元璋對歷史典籍的功力。
特別是所引李沆的話，與《宋史·李沆傳》大體相符，更可以看到他讀史的精審與認真。
元璋很留意古來帝王的作風行事，那自然是要從他們身上領悟許多方面的道理。
領悟中的東西有些是不可言傳的，也有些是借助歷代帝王的評論達到諷喻教誨的目的。
這後一方面也有些見諸記載。
對於漢文帝，元璋贊賞他惜百金而罷營露臺［《８０》］，又說：『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矣，至於用人蓋未盡其道。
初，將相大臣迎文帝立之，自代邸入即位，首拜宋昌為衛將軍，張武為郎中令，而將相列侯宗室大臣不先及之，非所以示至公也。
有一賈誼而不能用，至使憂鬱憤懣而死，竇廣國賢，欲相之，以其皇後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
夫以廣國之賢，其才可任為相，何避私嫌乎？
此皆有未盡善』［《８１》］此亦為公允之論。
此外，元璋還批評過秦始皇、漢武帝求長生好神仙，［《８５》］批評唐玄宗『內惑聲色，外蔽權奸，雖田夫野老能言其必有禍亂，其蔽於聰明甚矣』［《８６》］。
還贊揚過漢光武善用人才，［《８７》］唐憲宗果斷興師伐吳元濟。
［《８８》］總之，對過往著名帝王的成敗得失，是很關心很熟知的。
上面，我們是就明確引證的史籍史實擇要略作敘述，以探討元璋史學知識的范圍。
其實，就從《明太祖實錄》記載說來，更大量的還是沒有明言何史何籍而確乎是受了歷史啟示的那些事實。
而正是在這些方面，我們才能比較清晰地看出元璋對歷史的真正理解和領悟。
元璋是在士大夫們的啟發誘導之下學習歷史的。
但是，恐怕是多數士大夫沒有讀懂歷史，倒是朱元璋，由於他特殊的經歷與環境所造就的對現實與歷史的特殊悟性，才真正讀懂了中國這幾千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
因而能夠輕而易舉地操縱現實的航船，並把一切人，包括教給他知識文化的士人學子和幫他打下江山的功臣將帥，玩弄於股掌之間。
關於這方面，隻能另文敘述。
除去所謂正史之外，元璋還讀了哪些史籍，不好懸斷。
但據一些零星記載，還可以稍作補充。
附帶說一下元璋對另外書籍的閱讀。
如佛道，是當時社會的普遍信仰。
它的淑世勸化作用不下於儒家的倫理綱常，這一點元璋有切身體會。
他的多年的僧侶生活也培養了他一種特殊的宗教感情。
所以元璋與佛道的關系一直很密切。
至正二十一年《１３６１》平定江西諸郡縣，龍虎山４２代天師張正常『遣使上箋，陳天命之符，』與元璋建立聯系。
開國後，元璋封張正常正一嗣教真人，領天下道教。
他還為道家經典鼻祖《道德經》作了註。
對佛教的親近與扶持則進了一步。
他屢建法會，並經常召大師座前說法。
而且他還寫了大量佛學論文，被佛教徒收為《護法集》。
保留在《明太祖文集》中的也有４６篇。
其中有論三教關系，論儒釋人才，論鬼神，有戒僧文，有祭僧文，有遊寺記，有佛經序，有詩偈，有贊頌。
他寫有《心經》序，又為《金剛經》作註，大有護法教主和佛學專門的氣勢。
從文章內容也可以看出他對佛道典籍有相當了解。
解縉說他於《說苑》、《韻府》之外，好讀《心經》、《道德》，正反映了他對佛道的偏愛。
當然，元璋所涉獵的范圍要比上述廣泛得多。
一個皇帝，要發佈大量公文，批閱大量文件，寫大量公私信札。
元璋喜歡親自動手，這些文字有些是他的親筆。
還有些詩賦論贊序跋等，也當是個人構撰，但也不排除文人潤色。
這樣，元璋的文章往往帶有不確定的成分。
故而本文在講元璋的知識范圍時，基本采自確鑿的記載和即興談話。
即興談話所反映的知識是一個人最熟知最肯切的部分。
這些談話紀錄盡管也可能有史臣的整理潤色，但基本內容是不敢更動的。
我想，一個人在日常交談中，對經史典籍如此地旁征博引是很不容易的，沒有對這些征引十倍以上的熟悉與功底，斷難做到如此的觸機而動，滔滔不絕。
其他，象《朱元璋文集》，從文章風格看，也應是元璋親制，宋濂所作後序稱：元障『當萬機之暇，時禦翰墨，多不留稿，見於侍臣之所錄者，得若幹篇』，也可以作一個佐證。
其中所涉及經史典故，不難覆案。
但從其詩文篇什，分明可以看到他遊心韓愈文集、李白詩作、名家丹青、佛道典籍的明顯跡象。
此外，朱元璋賦詩作文，不多加推敲，任憑情思流湧，顯得樸野自然，常得天然之趣。
同時不免露出未經系統訓練的草率乃至拙劣。
而一些詩文寫得相當有韻味，亦有章法，也是事實。
限於篇幅，隻好從略不贅。
註：
《１》《明史》卷１３５《毛騏傳》。
《２》《明史》卷１３５《范常傳》。
《３》參見《明史》各本人傳。
《４》《明太祖實錄》卷３。
《５》《明太祖實錄》卷４、《明史·宋思顏傳》。
《６》《明太祖實錄》卷１８。
《７》畢沅《續資治通鑒》卷２１５。
《８》《明太祖實錄》卷５８。
《９》《史記》卷９２《淮陽侯列傳》。
《１０》《明史》卷１３５《范常傳》。
《１１》《明太祖文集》卷２０；梁億《傳言錄》。
《１２》談遷《國榷》卷２。
《１３》徐禎卿《剪勝野聞》。
《１４》《明太祖實錄》卷１５０。
《１５》《明太祖實錄》卷３１。
《１６》《明太祖實錄》卷８。
《１７》《明太祖實錄》卷１４。
《１８》《明太祖實錄》卷２６。
《１９》《明太祖實錄》卷８６。
《２０》《５１》《７５》《明太祖實錄》卷１６。
《２１》《明太祖實錄》卷６８。
《２２》《國朝禮賢錄》。
《２３》《明太祖實錄》卷１１１。
《２４》鄭曉《今言》１９６條。
《２５》《明太祖實錄》卷９。
《２６》《明史》卷２９９《張中傳》。
《２７》《九朝談纂》引《濠談纂》。
《２８》《明太祖實錄》卷１１５。
《２９》《明太祖實錄》卷１１１；２３４。
《３１》《明太祖實錄》卷６。
《３２》《明太祖實錄》卷４９。
《３３》《４３》《明太祖實錄》卷７７。
《３４》《明太祖實錄》卷２０３。
《３５》《明太祖實錄》卷２０。
《３６》《８７》《明太祖實錄》卷１９。
《３７》《明太祖實錄》卷２３。
《３８》《明太祖實錄》卷１０１。
《３９》全祖望《鮚埼亭集》卷３５《辨錢尚書爭孟子事》引《典故輯逸》；《明史》卷１３９《錢唐傳》。
《４０》劉三吾《〈孟子節文〉》題辭；《明史》卷１３７《劉三吾傳》。
《４１》《５０》《７４》《７９》《明太祖實錄》卷１５。
《４２》《明太祖實錄》卷５３。
《４４》《明太祖實錄》卷１１０。
《４５》《明太祖實錄》卷１１７。
《４６》《明太祖實錄》卷４０。
《４７》《明太祖實錄》卷１７５。
《４８》《明太祖實錄》卷１２５。
《４９》《明太祖實錄》卷８。
《５２》《明太祖實錄》卷５０。
《５３》《明太祖實錄》卷５１。
《５４》《明太祖實錄》卷２６。
《５５》《５６》《明太祖實錄》卷２７。
《５７》《明太祖實錄》卷６７。
《５８》《明太祖實錄》卷２９。
《５９》《明太祖實錄》卷２０９。
《６０》《明太祖實錄》卷２１５。
《６１》《明太祖實錄》卷１３５。
《６２》《明太祖實錄》卷１７７。
《６３》《明太祖實錄》卷１７９。
《６４》《明太祖實錄》卷１１２。
《６５》《明太祖實錄》卷５９。
《６６》《明太祖實錄》卷１１４。
《６７》《明太祖實錄》卷７２。
《６８》《明太祖實錄》卷１７４。
《６９》《明太祖實錄》卷１６９。
《７０》《明太祖實錄》卷９０。
《７１》《明太祖實錄》卷１３５。
《７２》《明太祖實錄》卷２１９。
《７３》《明太祖實錄》卷１４。
《７６》《明太祖實錄》卷２１。
《７７》談遷《國榷》卷１。
《７８》《明太祖實錄》卷２１１。
《８０》《明太祖實錄》卷３７。
《８１》《明太祖實錄》卷１７３。
《８２》《明太祖實錄》卷１７２。
《８３》《８５》《明太祖實錄》卷３３。
《８４》《明太祖實錄》卷１６８。
《８６》《明太祖實錄》卷２３２。
《８８》《明太祖實錄》卷２１３。
《９０》《國朝禮賢錄》；《明太祖實錄》卷２５。
《明史》卷１２８《宋濂傳》。
《９１》《明太祖實錄》卷１６１。
《９２》《明太祖實錄》卷１５２。
《９３》《明經世文編》卷１１《大庖西上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