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天命：生祠與明代政治》
作者簡介：杜君立，關中人，歷史寫作者，主要作品有《歷史的細節》《現代的歷程》《新食貨志》等。
作者授權發佈。
在傳統語境中，『天』是抽象的，雖然有時候會以特殊的『天象』或自然災害來表達『天意』，但天下的民情民意卻是具體的。
用現代話來說，天命不僅有客觀因素，也有主觀因素；主觀上統治者要有德，即關心民眾的利益；失德則會失去天命，也必然失去政權。
從現代人的眼光來看，這一切似乎都帶有迷信的成分。
但迷信不僅意味著無知，也意味著敬畏。
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敬畏，構成對權力制約的唯一力量。
如果說制約皇權的是天命，那麼制約官權的就是『小天命』。
在《小天命：生祠與明代政治》一書中，美國漢學家施珊珊將『生祠』這種體現地方民意的祀廟稱為『小天命』。
為官吏帶來滿足
在一定程度上，古代的民與官是完全對立的，但實際上，所有權力都會有一個邊界，隻是有的邊界大一些而已，天命和小天命就是一種神秘的邊界。
說它『神秘』，是因為這種邊界並不是明確的、清晰的、法律化的，但它確實存在：如果說天命體現為歷史與天象，那麼小天命就體現為生祠。
顧名思義，生祠就是給活人建立的祀祠。
傳統的祀祠都是為了紀念神靈以及逝去的聖賢和祖先，生祠則是紀念活著的聖賢，尤其是造福一方的州縣官吏。
生祠一般由地方民眾發起修建。
作為一種社會公共空間，生祠必然會引起地方公眾的關注，人們在這裡對祠主進行參拜和感念。
有些生祠會得到長久保留，在祠主去世後成為遺祠。
如果可能，生祠的延續往往會比一個人的仕途、生命乃至他所在的王朝都要長久。
當然，大多數生祠都會很快荒廢。
中國傳統士人追求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生祠具有不朽的指向，無疑會滿足官員對榮譽的最大需求。
生祠既然能為官吏帶來滿足，那麼反過來，官吏就要善待為他修建生祠的地方民眾。
這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一種利益的交換，無職無權的普通平民被賦予了發表政治言論、增強政治參與的權利。
在東漢末期，曾有過著名的『月旦評』，即許邵兄弟以其才識對當時官吏進行點評。
據說凡得好評者，如龍之升；得惡名者，如墜深淵。
唐朝之後，傳統的門閥大族已經從中國政治舞臺消失殆盡，平民士人構成官僚階層的主流。
對他們來說，沒有出身門第可以炫耀，隻能以政聲來獲得榮譽，生祠便很受歡迎。
尤其是明朝，朱元璋以佈衣而得天下，官吏大多來自科舉，生祠在明代熱極一時。
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令各郡縣儒學設立『先賢祠』和『賢牧祠』，以紀念士大夫和地方官員，這或許成為明朝生祠濫觴之始。
整個明朝，官方對旌表貞烈、死後奉祀、名臣入祠等都嚴加控制，但對生祠基本予以默認和默許。
雖然《大明律》禁止為在職官吏建立生祠，但實際上，民間建立生祠並不需要得到官方的批準。
顧炎武說:『今世立碑不必請旨，而華袞之權操之自下』有人估計，明代生祠數量可能多達五萬，《小天命》作者施珊珊認為最多不超過一萬。
歷史記載中有『無官不立生祠』『生祠不斷』『處處生祠』等，在當時，一個縣出現二十多座生祠也是很普遍的現象。
生祠有大有小，小的可能隻是一個臨時的神龕和畫像，大的則可以獨立成院；有的生祠規模宏偉，絲毫不遜色於大型寺廟。
州縣官的『標配』
生祠是古代地方民眾給予一個官員最大的獎賞，正如升遷代表朝廷滿意一樣。
在一些情況下，這常常是矛盾的。
地方民眾希望官員清廉公正，減免賦稅，但州縣官果真如此，那他的仕途必然岌岌可危。
反之，他就可能遭到地方民眾的指責。
作為地方官，州縣官號稱『百裡侯』『父母官』，個人擁有很大權力，他們的主要工作是替朝廷征稅和為民眾斷案。
他們在一個地方的任期很短，常常隻有三五年。
在短暫的任期內，取悅上級的同時，得到地方民眾的愛戴，並不是一件易事。
比如監生索紹在清河縣時，接待嘉靖南巡花費極其節省，朝廷將其調離，當地民眾卻立祠紀念。
夏璣現任新淦知縣時，當地有富戶殺人，夏知縣將其下獄，殺人者行賄不成，便活動上級將夏調離，當地人為夏修生祠。
生祠作為一種公開嘉獎，隻能出自他者。
如果隻是出於對權力敬畏，那些由朋比為奸者贊助而非出於『公意』建造的生祠，一旦官員離任，註定會荒廢。
人走茶涼，比荒廢更可怕是塑像和建築被搗毀。
顧炎武曾感嘆：『今代無官不建生祠，然有去任未幾，而毀其像，易其主者』
有明一代，生祠跟轎子一樣，幾乎成為州縣官的『標配』，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地方自治色彩，即民眾批判官員和朝廷的權利，而且這種批判是公開的和長久的，可以保持對權力長期的震懾。
對普通平民來說，生祠提供了一種在正統權力體系之外，對『父母官』進行獎勵的神聖感，『小天命』實現了對『天命』的對沖與制衡。
事實上，明朝生祠熱背後，也有官方推波助瀾的影響。
在朝廷看來，民眾對地方官員的擁護也增強了皇權的合法性，畢竟官員都出自朝廷的任命；同時，生祠也有利於約束那些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官吏，防止其結黨營私、濫用權力和激發民變。
總的來說，生祠有利於維持政權穩定和社會和諧，甚至從表面上，無處不有的生祠也營造了一個遍地皆堯舜的祥和幻影。
生祠的『巔峰』
明朝的官吏，不僅是地方州縣官有生祠，駐紮地方的軍隊將領一般也有生祠，甚至連朝廷大員也在大建生祠。
東林黨人反對魏忠賢建生祠，但他們並不介意給自己修建生祠。
比如東林黨的李守俊，因反對全國各地建造魏氏生祠而罷官，卻因其減稅舉措而為商人所感激，被立祠供奉。
另一個東林黨人韓爌在激烈反對魏忠賢生祠落成的前不久，還撰文紀念另一位同事的生祠。
如果說明朝出現了生祠熱，那麼這場生祠熱的高潮便是魏忠賢生祠。
魏忠賢並非地方官，而是一個宮廷太監，但他在天啟年間權傾朝野，炙手可熱，號稱『九千歲』。
許多人或是為了諂媚升官或是畏其氣焰，爭相為他立生祠。
天啟年間，有人上書稱魏忠賢可與孔子相提並論，袁崇煥遂在寧遠為魏忠賢修建生祠。
一時之間，『海內爭望風獻媚』。
魏忠賢生祠『幾遍天下』，『每一祠之費，多者數十萬，少者數萬』，且『剝民財，侵公帑，伐樹木無算』。
當然，魏忠賢對他的生祠是樂見其成的，他甚至把是否建祠與建祠多少，作為衡量官員是否效忠自己、是否應該重用的標準，在建祠中表現積極的基本都獲得升遷：杭州生祠建成後，帶頭建祠的沈尚文被封為杭州衛百戶；順天府尹建祠於北京宣武門外，開工時屬官們不肯揖拜，該府尹獨自行八拜跪伏之禮，旋即升為右都禦史。
與此相反，如果有人對建祠不滿，便受打擊，甚至招來殺身之禍。
如薊州參議胡士容反對建生祠，生祠建成後，又不參拜，結果被誣貪贓，以監盜倉糧罪被捕，定成死罪；提學副使黃汝亨路過杭州魏忠賢祠，感嘆了一下，便被守祠的太監當場打死，地方都不敢過問。
魏忠賢生祠規模宏大，所用物料、工匠、技術等也都經過精挑細選，個個雕梁畫棟，金碧輝煌。
『飛甍連雲，巍然獨峙於勝境，金碧耀日，儼如天上之王宮』魏忠賢生祠成為明代生祠的巔峰之作，在規模、數量和投入等方面都空前絕後。
官員們為此搜刮民財、侵用國庫、砍樹拆房，對國家和社會造成了嚴重損害，更嚴重的是徹底敗壞了生祠原有的道德倫理。
魏忠賢狐假虎威，依仗的是天啟帝，等到了崇禎帝時期，魏忠賢及其黨羽全部被株殺，魏氏生祠便成為罪證，遭到全國性的摧毀，『不論在京在外，已發未發的，都著通行拆毀，變價助邊』。
可以說，魏忠賢的生祠是對明朝生祠熱前所未有的打擊和嘲諷。
在遭遇到可怕的『錨定效應』後，讓明代官吏夢寐以求的生祠多少已經喪失了原有的光環和榮耀。
最不幸的，這一切恰好也是『小天命』與『天命』發生混淆的結果；或者說，是因為權力對『天命』的僭越。
對明朝來說，生祠既已經失去意義，那麼它的『天命』和『小天命』也差不多到了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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