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明朝，我們總是會提到鄭和下西洋，可是鄭和除了揚中國威。
還有什麼用。
不得而知，當時，有人笑話鄭和，航海圖竟然被人藏了起來，原因是認為下西洋是勞民傷財之舉。
雖然中國擁有鄭和下西洋這樣的偉大壯舉，但並不意味著永樂年間明朝就開放了海禁，恰恰相反鄭和下西洋的本身也是禁海的一部分，浩浩蕩蕩的船隊不但是像南陽西洋諸國彰顯國力，也是對所有在中國沿海活動的倭寇海盜的威懾，
在舊港捕獲遠近聞名的盜首領陳祖義是對中國所有走私者的警告，在西南，捕獲西蘭王是對所有中國沿海的各國海盜的警告。
在海上可以自由出海是官方的傳遞而不是民間的武裝。
對於明朝的禁海，歷來有個說法，叫寸板不許下海 片方不準入港。
當然，這個寸板或者片板不許下海的禁令，並不是說不允許任何船隻下海。
二是不允許任何沒有經過官方許可的船隻駛出近海，駛入遠洋，其要點有三：
第一中國的遠海漁民和商人隻能在近海作業或貿易，不得出洋。
第二為了限制漁民和商人出洋，限制船隻的規模，不允許建造二位或多位的大船，
第三，有違反上述禁令者本人和家族，以及知情不報者都要受到極為嚴厲的處罰。
但是中國沿海的居民祖祖輩輩。
都在海上謀生，中國沿海的商人多少年來都在和外國做生意朝廷怎麼能夠通過強制手段把他們的生路切斷了？
且不說朝廷沒有那麼多錢來養活他們，即使有也無法改變他們早已形成的生活習慣和生產方式。
因為這種生活習慣和生產方式是他們居住在濱海地區這個生存環境所決定。
所以禁止民眾出海的法才真正是違法的法。
因為他違背了人類生存法則，任何法律都無權剝奪民族的生存權。
所以沿海的居民以及沿海地區的官員和軍隊，在大多數時間裡。
特別是在明成祖去世以後，並沒有認真遵守或者執行禁海，漁民照樣出海捕魚。
捕著捕捉就跑遠了，商人照樣出海做生意，但近海哪裡有大生意可做。
於是也遠渡重陽，到日本，到南陽，到西陽去了，官員們在衙門。
軍隊在營地，即使派出一些船隻進行巡邏，哪裡管得了那麼多，其實大家也可以想想。
如果真正做到了片板不許入海，又怎麼可能發生後來鄭和下西洋，鄭和下西洋的水手水師，航海師。
許多就是從平時冒做砍頭危險出海捕魚，出海做生意的漁民。
船夫，商人之中，招募而來的，沒有平時的鍛煉，沒有出遠洋的經驗。
他們怎麼可能把鄭和接鄭和的龐大船隊送到印度洋和非洲沿岸呢。
但是這個片板不許入海的政策，又毫無疑問造成了明朝海洋政策的保守，阻礙了中國在明朝對外的交流和發展，也使得鄭和下西洋，成為中國退出世界先進行業的一個告別儀式，而且這個政策實際上成為遠海官軍敲詐勒索的一種依據。
為什麼這麼說遠海官軍是知道居民要靠出海才能謀生的。
也知道商人是需要出洋才能真正把生意做大的，他們平時懶得管。
管起來就可以抓人，抓人就可以開罰單或者索取贖金。
這樣國家政策就成為他們敲詐勒索的依據，而且也正是因為這種不切合實際的政策以及官軍的敲詐勒索造就了明朝遠海地區無數的大大小小的海盜團夥的形成，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倭寇的危害。
我一直在說一個觀點，
所有的政策和法律都要與時俱進，凡是不適應時代的法律和政策。
都必須及時地修正或廢除，否則隻能成為腐敗的依據。
並且產生嚴重後果，我們以明朝的禁海為例，漁民出海作業，商人出海貿易都是需要有組織有領導。
這和內陸地區個體農民的生產方式完全不同，而且出海作業。
出海貿易遇上海盜也是經常的事情，即使在今天世界各大洋的貿易航路上。
也有各種各樣的海盜，出海的商人一旦遇到海盜他們需要抵抗。
所以。
船上又多帶武器，平時是捕魚和經商，組織起來他們就是軍隊。
第二由於國家政策的限制，除了漁民和商人，多數違法違規，官軍平時開一眼閉一眼。
當然，這裡不排除對商人，對漁民的同情，但隨時都可以屈服。
這種情況多了，遇到強大的官軍檢查，漁民，商人，隻能倒黴，花錢小寨一旦遇上官軍的小部隊，那麼就可能拔刀向下。
於是漁民海上，他就半魚半道，一魚一道。
這個時候還有一股力量從大西洋繞過非洲好望角進入印度洋。
他們穿過馬六家海峽來到了中國南海，並且在珠江陸海處占據了一個島嶼建立起據點。
這個據點後來很重要，因為他的名字叫澳門，占據澳門的是一種葡萄牙人。
他們帶來的先進的武器，特別是火器。
倭寇和海盜也通過他們獲得一些火器，所有這些海上的變故，沿海的變故。
都和明朝的近海政策相關，也都對明朝的寸版不許下海的禁令。
產生了挑戰，但此時明朝的軍隊，特別是明朝沿海的軍事力量。
卻在急劇下降，用於海上巡邏的造船，用於海上作戰的戰船。
用當時的記載說，十存一二，十條能夠存下一兩條就不錯了。
即使這十存12的戰船，造船也是破舊不改，他根本無法和海盜和倭寇的船隻相比。
一面是倭寇和海盜的力量越來越大，一面是明朝在海上的軍事力量越來越弱。
這就使得越來越多的日本的武士，日本的浪人，日本的商人成了倭寇，也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沿海的漁民。
商人和無業遊民成了海寇，海寇為了避免連累家人。
他們打扮成倭寇的模樣，操作夾雜著閩浙鄉音的五花八門。
而這些假倭和真倭，攜起手來，還真是真假難分，他們形成了大大小小無數股的倭寇。
並且在嘉靖中後期發展成為延續20年之久的倭患。
但是正如我們剛才所說道的。
所謂的倭寇，如果我們分析他的成分，卻是真倭少而假倭多，明史的日本傳。
比較客觀也比較保守地做了估計，說是大抵倭寇十之三。
從倭四之七，也就是說所謂的倭寇真正的日本人。
充其量3/10，而中國沿海的海盜大於7/10，特別還有人認為。
在嘉靖中後期，倭患最嚴重的時期，受害最激烈的是浙江。
倭寇然後是我們現在的江蘇以及福建和廣東，但是造成這些禍害的所謂的倭寇，他的成分，大抵上都是沿海的無奈少年。
他們在推波助瀾，而最著名的一些倭寇的首腦，我們說說名字。
都是中國人，徐海，汪直，李光頭等等，他們都是中國商人，很多都是徽商的。
海上領袖，‘
我們今天討論的不是當時倭寇如何對付賭徒，而是指出一個事實。
雖然明朝政府主觀地認為他通過禁海可以保護沿海居民不受海盜及倭寇的賭徒。
但成為明朝兩大禍害之一的藍倭，也就是倭患，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禁海所造成的。
考慮政府，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不是如何防范民眾的出海，而是如何保護民眾的出海。
明朝的出海不但給自己帶來了麻煩，也使得整個中國的發展。
於大航海時背道而馳，而所謂的倭寇，從一定程度上來說。
恰恰是沿海的民眾，沿海的商人和外部力量一道對明朝禁海令。
進行了猛烈的沖擊，在這股潮流之中，一些人在浙江。
在福建，在廣東任職的官員對本朝的禁海政策也產生了不同的看法。
所以當大規模的倭患平息之後，痛定思痛。
有一位四川人，福建巡撫，名叫屠澤民，在隆慶元年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建議。
什麼建議，開海，允許經過官府批準的海上出洋，這個建議得到朝廷的批準，而當時明朝朝廷的內閣首輔。
這是大名鼎鼎的松江人，上海人徐階，這個事件。
被人們稱為隆慶開海，隆慶開海，說明在當時無論是內地還是沿海的官員有相當部分傾向於開放海禁，尤其是在沿海任職的官員。
但有意思的是什麼？
有意思的是，隆慶開海的地點不在廣州，不在泉州，不在福州，也不在寧波。
更不在當年的六國碼頭蘇州，而是在大明一統治裡。
找不到一個名不見真傳的小地方，這個地方叫粵港，位於嘉靖時期，從福建漳州府龍海分割而出來的海城縣，隻是無論是建議開海的福建巡撫屠澤民。
還是批準開海的內閣首輔，他們都萬萬沒有想到這個在大明統治。
沒有記載的越港，竟然迅速發展為東南遠海的巨港，可以通東西洋，這個東洋指的是現在的菲律賓以東。
來自東到美洲，這個西洋指的是印度洋，一直到大西洋。
由於剛剛經過倭寇，
所以這個粵港通海的東洋，它不包括日本。
那麼，在這一集我們講到了明朝，特別是明朝中期的倭寇問題。
一方面，禁海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倭寇，但另外一方面，禁海。
反而導致更大的倭患，這倒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值得我們今天在制定出海有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