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大物博，動物資源十分豐富。
『菇毛飲血』的時代，人本就是靠獵取野生動物為食的，當時吃的自然都是野味，而記載『野味』的史書文獻眾多。
早在春秋時代，《楚辭·天問》就記載楚人食用蝸牛。
盡管今天隨著法國大餐的流行蝸牛已經顯得不是一種另類的食材，但在兩漢時期，這種食俗仍舊被目為異常，所謂『楚越多異食，蠻荒之民，有以山蟲為食者，尤喜食蝸』。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韓愈因諫迎佛骨被貶潮州，結果他很快病了，被當地飲食的風俗嚇病了。
當地吃野味超凡他的想象，後來他在《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就例舉了鱟、蠔、蛤等幾十種令他『莫不可嘆驚』的食材。
而宋代的才子周去非《嶺外代答》說：『深廣及溪峒人，不問鳥獸蛇蟲，無不食之』。
晚唐五代人劉恂所撰的《嶺表錄異》同樣記錄了當時嶺南地區的一大堆野味食材：鳥類有越王鳥、貓頭鷹、鷓鴣；蟲類有蛇、蜈蚣、螞蟻……
至於『逐水草而居』的北方遊牧民族，餐桌上更是從不缺乏野味。
他們發現黃羊《蒙古羚》肉味可口，遠勝畜牧之羊之後，開始大規模獵食。
元明清三朝代定都於北京，從北疆索貢黃羊形成了慣例。
幾百年來，珍美的黃羊肉始終在皇家禦膳中占有一席之尊，就是駐京的大臣和士兵們也經常能夠分一杯羹。
明人餘繼登在《典故紀聞》記載，每年『冬至後，殿前將軍甲士賜黃羊、野難、野豬、鹿脯』。
那位大吃貨袁枚到達北京後，就為吃到『味絕倫』的黃羊肉而大為滿意，感覺是沾了皇帝的光。
更奇葩的是，野味不但可以當主菜，還可以做調味品。
宋代的洪皓在《松漠紀聞》裡就說，北方缺乏生薑，每兩價格高達一千二百。
因此非常珍視，隻有貴賓作客時才切數絲放在碟中，以為珍品。
作為替代做法，契丹人隻能拿出兔子的肝生切，用鹿舌醬拌著吃。
這兩種野味的口味固重，滋味如何倒也不難想見……
而到了最近的明清兩個朝代，『野味』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中有一道著名的菜——『水陸八珍』，其中說法中就有鹿筋、熊掌、鹿尾、象鼻、駝峰、豹胎、獅乳、獼猴頭等野味的身影。
民國年間北洋軍閥的末代元首，『東北王』張作霖對『野味』的嗜好也很特別——他喜歡吃老虎肉。
據說，當時的東北名廚趙連壁精烹的『虎肉燒鮮筍』、『虎肉丸子燒雪裡蕻』、『薑絲虎肉炒鮮筍』、『虎肉燉蘿卜塊』等，都為張作霖所熱衷。
即使到了今天，不少酒樓、飯店，依舊兼營烹燉昂貴的野味菜譜。
吃蛇肉、吃果子貍、吃貓肉、吃鱷魚肉、吃穿山甲肉、吃貓頭鷹肉……
之所以會如此，或許有『藥補不如食補』的影響，人們希望通過食補達到強健身體的目的；又或者是獵奇嘗鮮之本性，在封建王朝宮廷舉辦的節慶活動中，罕見的『野味』則被當作一種『恩寵』的標志……
然而，他們卻忽略了『野味』的負面效應。
藥聖李時珍早在四百多年前就發現了這樣的警告：不要亂吃野味。
理由是吃野生動物肉類容易染上疾病。
為此，他詳細記載於《本草綱目》之中。
關於鳥類，李時珍說『諸鳥有毒』，『凡鳥自死目不閉，自死足不伸，白鳥玄首，玄鳥白首，三足、四距、六指、四翼，異形異色，皆不可食，食之殺人』。
他特別強調這兩種鳥類一定要『禁食』，一是孔雀，理由是：『肉性味咸、涼，有小毒，人食其肉者，食後服藥必無效』；
二是烏鴉，理由是：『肉澀臭不可食，食其肉及卵，令人昏忘』；啄木鳥，『因食百蟲，肉有毒，不可食』。
關於水禽類，李時珍說『諸禽有小毒』，他特別強調這四種水禽類一定要『禁食』。
一是鴛鴦，理由是： 『肉性味咸，平，有小毒，食後頭痛、頭暈，可成為終身疾病』；二是蝸牛，理由是： 『性味咸、寒，有小毒，肉不可食，食之卷縮抽筋』；三是山蛤蟆，理由是 ： 『性味辛、寒，有毒，食之自然生火，出現狂熱』； 四是天螺，理由是： 『性味咸、寒，有毒，不可食』；
關於獸類。
李時珍說『諸獸不可亂食』， 他特別強調這四種水獸類一定要『禁食』。
一是山豬，理由是： 『肉性味甘，大寒，有毒不可食，否則傷頭傷身』；二是野馬，理由是： 『肉性味辛、苦、冷，有毒，煮食難消，多食生瘡患痢』；三是豺，理由是： 『肉性味酸、熱，有毒，食之，損人精神，消人脂肉，令人瘦』；四是助鼠《黃鼠狼》，理由是： 『肉性味甘、臭、溫，有小毒，心、肝有臭味』。
甚至古來一直受到推崇的熊肉，雖然沒毒，李時珍也提醒，『有痼疾者不可食』，這句話本身，顯然直接否定了民間所謂『吃啥補啥』的說法。
可惜後人並沒有聽從他的話。
而通過這次的『冠狀肺炎』，國人想必也更佩服李時珍的高瞻遠矚，更對他來自400前的提醒無動於衷而悔恨。
為了遠離疾病，遠離『野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