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南渡後晉元帝最初對南方士族較為依賴後來則開始疏離。《網路歷史》

衣冠南渡是永嘉之亂後北方士族南遷的現象,而晉元帝司馬睿對待南方士族的方式,應當從當時東晉建立的形勢來看。

結合江左政權的特殊性,可以更清楚地看清晉元帝與南方本土士族關系的變化。

首先需要明白的是東晉建立時所處的形勢

東晉真正建立的標志是司馬睿稱帝,但卻並非是說司馬睿在江東建立的勢力,是在稱帝之後。

永嘉之亂,北方被胡族擾亂,懷帝、愍帝相繼被擄走,居於江東長江天險的司馬睿便在王導等人的建議下,有心利用其司馬氏皇族身份,在江東繼承皇統。

最終司馬睿在王導和南方本土士族的扶持,以及留在北方的晉朝舊將勸進下,在愍帝被殺後,司馬睿才稱帝,東晉也真正才具有了西晉正統王朝延續的地位。

在這個過程中,南方士族力量是司馬睿建立東晉的重要支持力量,即便出身瑯琊王氏的王導在當時的江東,也需要交好世代居住在江東的南方士族。

司馬睿

司馬睿隻是具備了司馬氏皇統的身份,具備了王朝延續的正統性。

而南方士族的支持才是司馬睿得以建立東晉的必要條件。

其中王導的作用是幫助司馬睿獲得南方士族的認同。

《晉書》之中記載司馬睿到江東之後一個多月,南方士族沒有人來拜見,王導便利用司馬睿出行的機會,和族兄王敦一起襯托司馬睿的威儀,這才讓司馬睿獲得了南方士族的認可。

東晉建立過程的特殊性,導致東晉政權不再是皇權政治,而是由王導聯合南方士族一起建立了由門閥主導政權的門閥政治。

這個過程當中,瑯琊王氏的王導、王敦等人作為南來僑姓士族,跟顧榮、賀詢等南方士族一起,構建了影響東晉一百多年的門閥政治格局。

但是需要知道的是,在東晉政權延續的一百多年之中,能夠把持東晉朝政的力量,都是來自北方的僑姓士族,南方士族並未能夠占據門閥政治的中心。

雖然賀詢、顧榮、紀瞻等南方士族之人也曾在東晉朝堂占據高位,但卻依舊是以瑯琊王氏王導等人為主導。

顧榮

如果結合門閥政治的特點和晉元帝司馬睿對待南方士族的態度來看,晉元帝司馬睿所代表的皇權,在門閥政治之下,並無決定性的作用,所以即便晉元帝司馬睿對南方士族青睞有加,依舊需要符合門閥政治的要求。

南方士族不占高位,僑姓士族占據中樞要職,恰好證明了晉元帝司馬睿與南方士族之間的關系並不緊密,或者說兩者之間的關系並不舉足輕重。

南方士族無法占據東晉權力中心的原因探析

而如果需要探討南方士族並不被重視,無法占據東晉權力中心的原因,其實可以從幾個角度去看:

從晉元帝司馬睿是否青睞王導等北方僑姓士族,疏離南方士族的角度來說,晉元帝司馬睿需要衡量兩者之間的關系。

王導等僑姓士族是自己的親近朝臣,司馬睿與他們有著西晉舊誼。

司馬睿到江東之後無依無靠,隻能依靠王導等僑姓士族。

而建立東晉王朝,有需要南方士族的支持和底蘊,那麼司馬睿也勢必會對南方士族進行拉攏。

司馬睿對王導的態度當然不用多談,最初東晉建立後,司馬睿與王導『王與馬共天下』的緊密關系,就是兩者之間的關系證明。

而對於南方士族的態度,從賀詢、顧榮等人在朝中官職來看,司馬睿應當是重視南方士族的。

紀瞻曾經幫助聯系流民帥郗鑒,最終使得王敦之亂平復。

甚至在自己重病時,依舊接受晉明帝的詔令,可見當時司馬氏皇族對紀瞻的重用。

王導

簡單從官職上,其實難以看出晉元帝對待僑姓士族和南方士族的親疏關系,因為皇權在東晉門閥政治格局之中,並非左右政局的力量。

看晉元帝司馬睿與南方士族的關系,還需要結合門閥政治的影響因素。

在東晉門閥政治條件下,皇權受到士族門閥壓制,而南方士族也是門閥政治的支持者。

在司馬睿建立東晉逐步穩固江左政權後,想要利用戴淵、劉隗、刁協等人來限制瑯琊王氏王導、王敦的權勢,由此引發了旨在鞏固門閥政治格局的王敦之亂。

王敦之亂的直接目的是反抗司馬睿對瑯琊王氏的壓制,但也具備了當時門閥政治格局下,王敦作為士族門閥力量對晉元帝司馬睿所代表的皇權的反抗。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支持門閥政治的士族門閥自然會對王敦抱著默許的態度。

看在王敦之亂中,南方士族的表現,便能看出南方士族與司馬睿之間的關系如何了。

南方士族的代表義興周氏和吳興沈氏,具有『江左之豪,莫強周沈』的說法。

在東晉建立後,兩族子弟也紛紛出仕為官。

在王敦之亂中,吳興沈氏沈充響應王敦起兵,是王敦之亂的重要軍事力量。

而義興周氏的周札,在王敦攻打建康時,投降王敦大開城門獻城。

沈充和周札的態度,能夠看出當時南方士族的一些態度,是支持門閥政治,而對於晉元帝司馬睿的態度並非看重。

王敦

換言之,在東晉以士族門閥為先的政治環境下,晉元帝司馬睿對待南方士族的態度和方式其實無關緊要,反之在兩者關系之中,身為門閥政治參與者和擁護者的南方士族,才是主動決定與晉元帝司馬睿關系走向的因素。

看晉元帝司馬睿如何對待南方士族,還不如結合門閥政治的形勢,來看南方士族會如何對待皇權。

並且,為王敦獻城的周札,史料之中的記載也並非完全欣然投降,而是有『周札少恩,兵不為用,攻之必敗』的記載,少恩便是不被看重,這應當是當時晉元帝對南方士族態度的很好證明。

既然門閥政治環境下,南方士族也隻操心自己家族之事,那麼皇權必然也不會對士族門閥力量抱有巨大善意,這是由東晉建立之初晉元帝重視賀詢、紀瞻等人,到故意疏離南方士族的態度轉變。

這也導致了作為南方士族的周札,不被晉元帝司馬睿看重的原因。

綜上所述,衣冠南渡後,晉元帝對待南方士族的態度,其實與東晉建立時的形勢,以及東晉建立後僑姓士族與南方士族建立起來的門閥政治環境,有著非常大的關系。

在江左政權建立之初,晉元帝司馬睿需要依仗南方士族的力量和底蘊,來幫助自己稱帝建立東晉王朝,一次你才有了對賀詢、顧榮和紀瞻等南方士族的重用。

而等到東晉建立,門閥政治壓制皇權,晉元帝司馬睿想要重振皇權,便會疏遠門閥政治的參與者南方士族。

這是皇權與士族門閥力量之間的鬥爭,決定了皇權跟南方士族的關系,由最初的依仗,到後來的疏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