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商朝的時候，我們的祖先就已經知道用毛筆和墨在竹片或木片上寫字，所用的竹片就是竹簡。
竹簡大約長一二尺，寬半寸左右，每片上面多的可以寫三四十個字，少的隻能寫七八個字。
這樣，一份文件往往要用很多竹簡，一部書就要上千片竹簡。
這麼多的竹簡，要按照順序用麻繩、絲繩或熟皮帶把它們串聯起來。
用絲繩串的叫做『絲編』，用熟皮帶串的叫做『韋編』。
編串起來的竹簡，古人把它叫冊。
『冊』字實際上也就像幾片竹簡連在一起的樣子。
孔子晚年的時候研究《易經》，由於來回地看，翻動的次數太多了，那竹簡的皮帶就斷了三次，這就是『韋編三絕』的典故。
由此也可以知道，古人讀竹簡的書是很困難的。
竹簡體積大，又很重，攜帶起來很不方便。
戰國時期，大思想家惠施，他外出的時候，所帶的竹簡要裝五輛車，所以後人形容某人學問大，就說他『學富五車』。
其實，五車竹簡所能記載的文字，還不如今天的一本書多。
西漢辭賦家東方朔，他給武帝上奏折時，竟用了3000多片竹簡，要兩個壯小夥才能抬得動。
漢武帝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才把東方朔的大作看完。
東漢初年，光武帝把圖書運到洛陽，動用了2000多輛車子。
公元281年，有人在汲郡《今河南省北部》盜發魏襄王墓，發現了大量的竹簡，計有16種書，包括著名的《竹書紀年》和《穆天子傳》。
新中國成立以後，各地不斷有竹簡出土，其中不乏很有價值的文獻。
例如，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的發掘、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的發掘，都曾經出土很多有價值的竹簡。
睡虎地秦簡
戰國時期，各國先後實行變法，進一步制訂法律，加以公佈。
秦代的法律對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產生過深遠的影響，但是，有關秦法的材料卻很少。
秦始皇作為一個專制帝王，作為焚書坑儒的暴君，被人罵了2000多年，歷史上的儒家學者在追述封建社會的法律制度的時候，不願意與秦連在一起，所以，人們對秦法的了解非常之少，秦簡的出土彌補了這一缺憾。
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就是戰國晚期秦國執行的法律。
1975年湖北雲夢睡虎地11號秦墓的發掘，使2000多年前秦國的法律、吏治等情況得見天日。
根據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可以斷定這批墓地是戰國末秦國至秦始皇時代的墓葬，這些墓密集地分佈在睡虎地山嘴上。
12座墓中共出土文物400餘件，主要有漆、木、竹、陶、銅、鐵等各種器物，其中以漆器最精美，造型獨特，色彩亮麗如新。
但所有的發現中最激動人心的是11號墓中出土的1155片竹簡。
簡長23.1～27.8厘米，約合秦尺一尺二寸，寬0.5~0.8厘米，簡文是用毛筆抄寫的秦代隸書，字跡工整清晰，共有4萬多字。
簡的上、中、下都有三道殘存的繩痕，可知當時是以細繩分三道將一枚枚竹簡編輯成冊的，出土時繩索已腐朽，竹簡散亂成堆，看不出原來的編撰順序。
李學勤等10多位學者經過一年多時間的辛勤工作，終於弄清了這批竹簡的內容和價值。
秦簡的內容十分豐富，共有《編年記》、《語書》、《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封診式》《為吏之道》、《日書》甲種和乙種等10種書籍《《語書》、《封診式》和《日書》是原有的標題，其餘各書書名是雲夢秦簡整理小組根據內容擬定的》。
《編年記》記載了從秦昭王元年《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統一全國戰爭過程中的大事，很多記載和《史記》的記載一致。
某些記載比《史記》更詳細。
睡虎地發現的秦律竹簡，主要分為以下三大類：
一是法律答問。
前面是律文，後面是問答式的解釋。
教官吏如何處理各種刑事案件。
其中最重要的是非法取得財物的『盜』和殺傷他人的『賊』。
所謂『盜』，從盜竊錢幣、珠玉到衣服，乃至於偷采別人的桑葉。
二是封診式。
主要是處理各種民間民事和刑事的案例。
譬如盜馬的、盜鑄錢的、爭奪敵人首級的、爭奪走失的牛，等等。
從《封診式》中的《治獄》、《訊獄》兩節來看，秦律也不主張刑訊逼供，認為不刑訊而能夠把案件搞清楚是最好不過。
隻有當犯人欺騙、不服罪的情況下才能施刑。
施了刑就必須在審訊記錄中說清楚。
三是其他各種法律。
實質上就是政府的各種規章制度。
有關農田林苑的管理、田稅的定額有《田律》，有關學徒的考績有《均工》，有關戶口登記管理的有《傅律》，有關郵送公文的制度有《行書律》，有關遊士的管理有《遊士律》。
銀雀山漢簡
孫武和孫臏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在漢代的史書中有明確的記載，南宋以後，《孫子兵法》的作者又成了問題。
原因是孫臏的著作，即《漢書·藝文志》著錄的《齊孫子》，也就是《孫臏兵法》失傳，到後來隻留傳下一部《孫子兵法》。
從《隋書·經籍志》開始，再也見不到關於《孫子兵法》的著錄。
有人認為《左傳》中沒有記載孫臏的事跡，因而懷疑歷史上是否真有孫臏這個人和他所著的《孫臏兵法》。
有人認為《孫子兵法》是由曹操改編而成，或根本就是後人偽托；還有人認為根本就沒有孫武其人，兵法為孫臏所著。
直到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中竹簡的《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同時出土，才解決了這個聚訟已久的問題。
1972年4月10日，臨沂縣城關建築管理站的一位老工人來到『臨沂文物組』報告：在臨沂地區衛生局的基建工地上，發現了一座古代的墓葬。
臨沂文物組聞訊以後，立即派人前往勘察。
4月14日，臨沂文物組考古人員來到工地進行正式的發掘。
1號墓出土的器物有鼎、盆、壺、盤等陶器和杯、盒、壺、盤、奩、杖、案等漆器。
考古人員發現，在邊廂北端有一歪斜的橢圓形木和在它上面的彩繪，與一堆爛在一起的竹片粘在一起，無法分別提取，隻好先一塊兒取出來再慢慢地清理。
取出來的時候，腐朽的竹片還折斷了一部分。
當時考古人員也沒有在意。
不久，他們發現竹片上似乎有字。
於是他們小心地用清水一點一點地沖洗上面的淤泥和水銹。
清洗以後，竹片上居然出現了字跡。
經過仔細地辨認，上面寫的是『齊桓公問管子曰』七個字。
考古隊員們非常興奮，意識到有了重大發現。
前後兩天，從邊廂內一共出土竹簡及竹簡的殘片4900多枚。
由於竹簡在墓中浸蝕了2000多年，早已腐朽。
簡上的文字不是刀刻，而是用筆墨寫成，因此隻能用毛筆蘸著清水一點一滴地耐心沖洗，才能慢慢洗去水銹，顯出字跡。
稍有不慎，或用手指一抹，不僅墨跡會被抹掉，簡片也會變成一堆泥。
考古工作者辛勤地工作了4年，才完成了對竹簡的初步剝離和整理。
專家們發現這批竹簡全部是書簡，主要內容為《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尉繚子》、《晏子》、《守法守令十三篇》、《元光元年歷譜》等珍貴的先秦古籍和數十篇佚書。
銀雀山漢墓考古發掘最重要的收獲無疑是《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的同時出土。
臨沂銀雀山1號漢墓竹簡的出土，使失傳1000多年的《孫臏兵法》竟然從地下被挖掘出來，同時出土的還有我們都已知道的《孫子兵法》，而且這些竹簡的書寫年代都確定無疑地比我們所見到的史書記載要早得多。
這就完全證實了歷史上確有兩個『孫子』，他們的著作《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本來就是兩部不同的書。
臨沂竹簡《孫臏兵法》的發現，使我們第一次窺見它的大致內容和特征。
它不但在內容上，而且在體例上，都與《孫子兵法》有很大不同。
以篇幅論，《孫臏兵法》比《孫子兵法》長。
孫武兵法不到6000字，《孫臏兵法》殘簡的文字就比它多；從體例來看，《孫臏兵法》主要以孫臏同齊威王、田忌等人的對話形式，論述了有關兵略、作戰、陣法以及軍隊建設等問題，這與《孫子兵法》以較為概括的語言，論證有關戰爭、軍隊和戰略戰術的問題，是很不一樣的。
孫臏是孫武的後代，又是著名的軍事家，他讀過《孫子兵法》，受過孫武軍事思想的影響。
因此《孫臏兵法》在軍事思想上對《孫子兵法》有所繼承和發展。
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古籍，恢復了孫武和《孫子兵法》、孫臏和《孫臏兵法》的本來面目和歷史地位；除此以外，還使一批長期以來被疑為偽書的古籍，如《六韜》、《尉繚子》、《管子》、《晏子春秋》等書的千年冤案得以反正。
《六韜》是中國古代一部著名兵書，現存六卷，包括《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
這部書主要是用周文王與薑太公《呂望》問答應對的形式，闡述兵家軍事思想和政治哲學思想。
此書的作者，歷來傳說為周呂尚所著；但自宋代起，就有不少人認為它是偽書，不是漢以前所作，而是後人偽造。
現在，《六韜》殘簡在西漢前期墓葬出土，足證它在西漢前期已廣為流傳，不是後人偽托。
《尉繚子》也是一部著名兵書，現存5卷24篇。
《尉繚子》繼承了《孫子》、《吳子》有關的軍事思想，頗得用兵之意。
其『敦本務實、峻法明刑』的特色深受後世推崇。
作者尉繚，是戰國中期梁惠王時代的人，相傳為鬼谷子的高足，精通兵法。
《管子》是先秦時期著名的綜合性著作，體系龐雜，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法制、哲學等多個方面，曾影響了一代學人。
作者管仲，曾任齊國宰相40年，完成齊國各方面改革，又以『尊王攘夷』為號召，使齊桓公得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位霸主。
《晏子春秋》又名《晏子》，共8卷，包括內篇6卷、外篇兩卷。
內篇記載晏嬰對國君的勸諫，以及晏嬰對君王和權臣等提問咨詢的應對。
全書由200多個簡短的故事匯集而成，沒有固定的體例。
作者晏子，姓晏名嬰，春秋時曾在齊國做官，歷仕齊靈、齊莊、齊景三公，為政有賢名。
根據銀雀山漢墓竹簡，發現《晏子》八篇大部分都有，可以肯定是西漢以前的作品。
銀雀山竹簡還為校勘古籍提供了最早的范本。
竹簡對傳世著作的篇章組合、段落分合、句讀、字句的錯誤都有校正作用。
2號墓出土的32枚竹簡，內容為公元前134年西漢的《元光元年歷譜》，以10月為歲首，是迄今發現的中國最早、也最完整的歷譜。
其所記的晦朔幹支，訂正了自宋代以來的很多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