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博物院的珍寶館裡收藏有很多價值連城的文物，其中有一套金碧輝煌的金編鐘，更是寶中之寶。
這組金編鐘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制成。
這組金編鐘一共有16個，金鐘為橢圓形，中空，通高27厘米，周長65厘米。
與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鐘相比，大小、發音都不同。
這組編鐘尺寸統一，但每隻鐘的內高、內中徑、內下徑、厚度均不同，以定音高次第，從低音到高音排列為：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慈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另外還有4個備編鐘。
每隻鐘的正中是它的音階名稱，周圍陽刻兩條蜿蜒盤旋的飛龍，互相追逐，戲耍火珠。
每隻鐘的正面中間長方形框內，鑄有陽文的楷書律名，背後鐫刻有『乾隆五十五年制』的字樣。
下部有8個外突的平頭圓形音乳，音乳之間雕有上下對稱的角雲紋，兩條遊龍，姿態飄逸，騰遊於江濤、流雲之間，充分顯示出清代宮廷樂器的藝術特色。
按照清朝規定，每逢元旦、冬至、皇帝生日，以及皇帝大婚、壇廟祭祀等特別隆重的禮儀活動，要使用編鐘等最高等級的音樂。
編鐘被敲擊的時候，發出純美、明亮的音色，增添了典禮的肅穆神秘的氣氛。
說起這套金編鐘的經歷，還真和中國的近現代歷史分不開呢。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2000年的封建帝王制，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但是，末代皇帝溥儀沒有馬上被驅逐出宮。
作為一種妥協和過渡的方式，民國政府每年撥款400萬兩作為皇室的生活費。
可是，清皇室300年來過慣了驕奢淫逸的生活，這區區400萬兩怎麼能夠用呢？
於是，1924年5月，由遜帝溥儀的嶽父榮源等悄悄地與北京鹽業銀行簽署合同，以金編鐘及皇太後、皇後的金璽10枚，金冊13個及金寶箱、金印池等作抵押，向銀行借款80萬銀元，其中金編鐘抵押了40萬銀元。
後來，由於清室無力償還貸款，編鐘便歸鹽業銀行所有。
可是，編鐘作抵押的事情漸漸地透露到社會，此後，張作霖、閻錫山以至日本侵略軍，都曾探詢編鐘的下落。
鹽業銀行先是矢口否認編鐘抵押一事，後來又將金編鐘由東交民巷的外庫轉移到鹽業銀行在法租界的庫房的夾屋裡，由鹽業銀行經理兼天津銀行會會長陳亦侯負責保管。
『七七』事變以後，日本侵略軍占領了華北，日本駐津副領事幾次向陳亦侯軟硬兼施，甚至以死相逼，要他交出編鐘。
陳秘密派人請示在貴州任省主席的總經理吳鼎昌，吳的復電隻有一個字：『毀』，要將編鐘化為1000多根金條。
陳於心不忍，遂找了天津四行儲蓄會經理，原鹽業銀行副經理朱虞生的女婿胡仲文，胡仲文是位深明大義的民族資本家。
陳、胡二人商議，將金編鐘悄悄地運到四行儲蓄會大樓的地下倉庫，並用了幾噸煤將門封住。
在軟硬兼施的手段用盡以後，日本特務終於失去耐心，派出大量軍警到鹽業銀行來搜查。
結果一無所獲。
陳、胡和參與此事的兩位工友在高壓之下，始終守口如瓶，嚴守秘密。
就這樣，這16隻金編鐘終於被保存了下來。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胡仲文便列出保管清單，代表鹽業銀行將金編鐘交到天津軍管會。
1953年又重新回到了故宮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