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自雍正登基後，對基督教不再持之前較為寬松的態度，開始嚴禁傳教。
私自組織宗教活動的傳教士會被抓捕懲戒，並從澳門或廣州遣送回國。
不過基督教的這一輪傳教始於明朝萬歷年間，傳教士們一百多年的努力在一些地區取得了不菲的成果，也贏得了一定的群眾基礎，因此這次『禁教令』執行起來也不是那麼容易。
不少地方的傳教士、教民在朝廷風頭過後，仍然繼續進行傳教、受洗、禮拜等宗教活動。
一些基層官吏為減少麻煩，也因長期受基督教的浸染對教會持同情態度，只要他們不公開活動，大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就是常說的『民不告，官不究』。
但是乾隆十一年，發生的『福安教案』卻徹底改變了這種曖昧的局面。
乾隆十一年五月，福建巡撫周學健上奏朝廷稱，他在福安縣查處一起非法傳教案。
查獲《聖經》、天主像、面餅等證物，並抓獲教徒若幹。
更重要的是他抓住了『罪首』傳教士白多祿《福建教區主教》、費若用、德黃正國、施黃正國、華雅敬等《均為西班牙人》。
雖然周學健的奏折說得簡單流暢，但是實際過程卻非常曲折。
周學健早在三月時就開始抓白多祿等，但是抓了一個多月也沒能抓住這些傳教士。
因為他們在當地頗有聲望，不少百姓和教民主動幫助和藏匿他們，『輪流藏匿西洋夷人 …… 一聞緝拿，齊心協力群奉避匿』。
四月份周學健換了一個方法，他開始大量搜捕教民《主要是女性教民》，並嚴刑拷打她們逼問傳教士的行蹤。
連續三天刑訊，最終拷問出了德黃正國、施黃正國、費若用、華雅敬的藏匿地點並抓捕了他們。
但是主教白多祿卻如同消失一般，一點消息也沒查到。
後又拷打、搜捕數日，終於在當地民戶郭慧人的家中找到了白多祿《教會方面的記錄稱，白多祿是為不再傷及無辜自首的》。
從周學健自己的奏折中可以得知，白多祿等人除了傳教並未橫行鄉裡、為禍一方，也從未聚眾鬧事、威脅府衙等。
那麼周學健為什麼就容不下他們，一定要抓之而後快呢？
周學健容不下他們的原因，也是基督教在皇朝無法廣泛傳播的原因。
首先，基督教所持的一些觀點、教義與皇朝的社會倫理有著根本性的對立。
例如基督教反對偶像崇拜和傳統的祭祀文化；基督教倡導的上帝之下皆平等和皇朝一直秉持的『君臣父子、上下尊卑』……
在儒家衛道者眼中，傳教士是離經叛道的人，而信教入會的教民則是背叛了祖宗和傳統的人 …… 某種程度上他們的『惡』一點也不亞於皇朝的叛逆。
其次，由於皇帝的『獵奇』，讓官員們天然的對基督教沒有好感。
在官員眼中，皇帝是天下的表率。
皇帝除了處理朝政、德教天下外不應該做其它任何事情。
即便是傳宗接代這種必須的活動，官員們也會勸諫皇帝不要沉迷『榻席之歡』。
皇帝聽聽小曲、鬥鬥蟋蟀娛樂一下，在不少官員嘴裡都是國之將亡的事情。
而清朝的幾任皇帝對基督教和傳教士的『奇技淫巧』還頗有興趣，不但讓他們隨伺身邊，還給予一些傳教士正式官職。
雖然大臣們不敢像明朝那般直接責難皇帝，但是不妨礙他們曲線救國，敵視和攻擊傳教士。
另外在此之前，基督教和清廷的關系也惡化得很厲害了，清廷及朝堂高官們對於基督教的容忍度也降到了歷史最低點。
傳教士在東方傳教過程中也意識到了上述矛盾和沖突。
對此耶穌會內部產生了分歧，一些傳教士認為需要針對東方的傳統做一些變通和改變，也就是『華化』；另一部分則堅持教義、教規不能變更。
為了平息爭端，羅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在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頒佈通諭《從這日起》，宣佈在華傳教士不得重提東方禮儀問題《即不允許篡改教義、教規》，違者將被視為異端而革出教門。
教皇通諭傳到東方後，確實是解決了問題，隻不過結果是教會始料未及的。
化外蠻夷居然針對天朝發佈禁令，康熙隨即發佈上諭，宣佈禁教並驅逐傳教士。
隻是康熙晚年受困於皇位之爭，沒有心思和精力去督促禁令的執行，這也是雍正登基後重申禁令的原因。
說回『福安教案』，按照之前朝廷的規定，相關傳教士被確認罪行後就應該押至澳門或廣州驅逐了事。
但是周學健很快就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覺得不能這麼簡單處理。
在將傳教士從福安押解回省城巡撫衙門審訊的過程中，周學健驚奇地發現，這些傳教士的民心、聲望高得離譜。
不但百姓哭送，沿途負責押解的官員、差役也主動照顧這些傳教士 ……
縣門聚集男婦千餘人送伊等起身，或抱頭痛哭、或送給衣服銀錢、或與打扇紮轎 ……
通邑士民衙役不畏王法，舍身崇奉邪教 …… 乃竟困結不解至於如此 ……
《福建巡撫周學健奏報拿獲傳教士白多祿等審訊並請嚴禁澳門西洋人潛入內地折》
區區蠻夷居然可以享有海瑞這種級別的青天大老爺的待遇。
周學健認為這些傳教士不是傳教這麼簡單，而是在『蠱惑人心、圖謀不軌』。
因此周學健不再將此案視為普通的傳教案，他開始把教案向『悖逆』這個方向去攀附。
五月二十八日，周學健再次上奏，稱白多祿等傳教士是假借傳教而欲行『悖逆』之事，他的理由主要是三個。
其一是煽動、引誘民眾入教，目的不純。
周學健指出佛教、道教除了經文，還傳授咒語、符籙、法術等，而基督教隻有經文，比較敷衍。
佛教和道教吸收門徒都講究『緣法』，而基督教不但來者不拒，還鼓勵教民廣拉信徒。
而且周學健認為傳教士的傳教資金是他們的國王給予的，他覺得這些番邦蠻王都是窮奢極侈且摳門至極的主。
不拿著錢財自己花，而是拉人入教，肯定有著不可告人的目的。
西洋各國國王專利取盡錙銖，而獨於行教中國一事則不惜巨費 …… 夫以精心計利之國，而以資財遍散於各省，意欲何為？
是其陰行詭秘，是不可測也。
《福建巡撫周學健奏陳洋教之害請將西洋傳教士白多祿等按律治罪緣由折》
其二是拉人入教的手段詭秘、陰毒。
周學健理解不了基督教深層次的吸引力，因此他也理解不了教民對傳教士的支持以及對基督教忠貞。
周學健認為傳教士在舉行入教儀式時，往需要教徒食用的面餅裡下了『迷藥』。
至於是什麼迷藥，藥效為什麼這麼強，周學健也給出了解釋。
用的是一直流傳的『奇方』用『奇藥奇引』的說法。
周學健覺得這種特殊『迷藥』是傳教士屠殺兒童後，從死者頭顱裡提煉而得。
因此他認為這些傳教士的用心、行為，極其歹毒。
其三是敗壞人心禮俗。
除了前文提到的基督教和傳統倫理的矛盾沖突外，還有個地方讓周學健特別地不能容忍。
在教會的感染下，一些女性教民發誓終身不嫁並守貞。
在周學健看來，嫁人並生兒育女是女人的天職和本分，終身不嫁豈不是成了對皇朝毫無用途的『廢物』？
而且周學健也不相信這些，他覺得這些女教民所謂的『守貞』隻不過是種托辭，她們實際都是傳教士的『禁臠』。
至於這些女教民為什麼堅稱自己是自願的，當然都是他『發現』的『迷藥』的功效。
周學健認為如果不予嚴禁，長此以往，皇朝的臣民大部分都會被教會蠱惑控制，進而危及皇朝的安危。
福安一縣，不過西洋四五人潛匿其中，為時未幾，遂能使大小男婦數千人堅意信從 …… 假令準此以推，閩省六十餘州縣，不過二三百西洋人，即可使無不從其夷教矣。
《福建巡撫周學健奏報拿獲傳教士白多祿等審訊並請嚴禁澳門西洋人潛入內地折》
因此周學健不僅奏請全國各省嚴查傳教，而且也不想把白多祿等人驅逐了事，擬判『為首者斬立決、從者斬監候』。
由於傳教確實違反先皇禁令，所以乾隆很快就諭令各省督撫嚴查各地傳教行為。
但是對於周學健的判罰，乾隆似乎就沒那麼熱心了。
直隸總督那蘇圖向乾隆請示讓直隸地區的傳教士、教民『戴枷示眾』是否合適時，乾隆朱批『如此辦理甚可，不必過嚴以滋亂』；山西巡撫阿理袞奏請如何處置當地傳教士時，乾隆朱批『若無別故，押解廣東可也』；對於山東捉拿的傳教士，乾隆的意見是『薄懲以示警』……
貴州巡撫張廣泗搜查傳教士後上奏稱自己準備『再行緝訪』教民，結果乾隆覺得他在故意搞事，反將其斥罵一通『彼非別有所圖，亦何必張大其事哉』。
可以看出，乾隆沒有處死白多祿的主觀意願，殺不殺都行。
他拖著不批是在看朝堂態度，如果大多數朝臣都認為當殺，就殺；如果大多數人覺得不當殺，就逐。
一是乾隆覺得事態並沒有周學健說得那麼誇張《乾隆在周學健的奏折上朱批有『未免言之過當』》，他不想因此搞得血雨腥風。
二是乾隆正寵信著郎世寧等基督教士，多多少少也會給他們一些面子。
不過乾隆將案子轉三法司後又有了變化，法司裡『衛道者』或者說周學健的支持者更多，最終復核的結果是同意周學健的判罰。
最終乾隆『從眾』勾決了白多祿，但是其餘四名傳教士的死刑乾隆沒有批準，而是要求福建方面將他們先行收押。
乾隆如此決斷，應該是和稀泥讓官員和郎世寧等各退一步吧。
但費若用、德黃正國、施黃正國、華雅敬四人最終也沒能活下來，因為他們的同胞不懂天朝『禮數』，犯了忌諱。
得知白多祿殉教後，教會有意救回在押的四名傳教士，當年九月教會委托一名往返清朝和呂宋進行貿易的西班牙商貿船長處理此事。
在這些西洋人看來，朝廷已經裁決並且白多祿也已被處死，案子已經結束了。
但是在東方，案子結案也不代表『結束』，不少情況下還『熱乎』著。
另外這名船長因為身份的問題，也接觸不到福建地區的高官，因此用了個很『天朝』的辦法，賄賂一名地方官員代為疏通。
『有心人』也就此看到了逆轉案子的方法。
很快乾隆就獲得海外洋夷欲搭救那四名傳教士，同時他也意識到一個問題。
朝廷剛處置這些傳教士，海外的夷人是怎麼獲知的？
肯定是皇朝內部有人替他們傳遞消息。
內外勾結，等同於『欲謀逆』，這問題就大了。
即如案內白多祿被誅一節，乃系內地情事，呂宋遠隔重洋，何以得知？
看此情形，顯有內地民人，為之傳遞消息 ……
《乾隆十三年三月上諭內閣》
乾隆十三年九月，乾隆密令福州將軍將在押的四名傳教士處死，至此沒有西方列強幹涉的『福安教案』落下了帷幕。
此後清朝厲行禁教，基督教在東方的第三次傳播也以失敗告終，滿清也進一步的自閉，直至百年後列強用堅船利炮重新轟開大清的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