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是中國第一個大統一時期，這一時期所造就的精神性格影響了中國後來兩千多年的文化傳統。
尤其是漢朝長達四百年，實際上已經統一了中國的精神文化和思想習俗，國人也因此以『漢』族自居，以漢文化而自豪。
秦末漢初，湧現了許許多多的豪傑之士。
他們有的是六國的舊貴族，有的是出身寒微的草莽英雄。
前者如張耳、張良等；後者如劉邦、韓信、樊噲等。
當時這些人雖然地位上有所差別，但都是當時頗具名聲的遊俠。
比如劉邦年輕時因仰慕信陵君，不遠千裡奔赴魏國大梁，但可惜劉邦到達的時候，信陵君已經去世。
劉邦隻好投奔了曾經是信陵君門客的大遊俠張耳，『客居數月』後離去。
國家的建立者都曾做過遊俠，這也讓漢王朝的血統從一開始就帶著俠客的基因。
漢朝盛行的遊俠文化，其實傳承於先秦時期的『古武士』精神，如呂思勉所說：『遊俠者，古武士之遺也』。
漢朝當時上至王公貴族，下至黎民百姓，都十分尚武尚勇，漢朝也因此有『一漢當五胡』之說。
這種尚武的精神，也許就和當時民間盛行的遊俠文化有關，傳承自先秦的古武遺風。
除了歷史文化的影響，遊俠的壯大也與漢初的政治環境有關。
漢初以黃老之學為基本國策，無為而治雖然為民間積累了大量財富，但也導致了地方勢力的急劇膨脹。
地主豪強以及與之共生的遊俠勢力，自然而然也就壯大了起來。
『民乍失侯王之主而無歸，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俠遂橫於天下』
人們對遊俠的看法十分矛盾，因為並非所有的遊俠都會踐行仁義的理念，扶危濟困、重義輕生。
當時大部分的遊俠其實就是地主豪強養的打手，他們在州郡鄉裡恃強凌弱、魚肉百姓，其勢力之大甚至連地方政府都奈何不得。
對此，司馬遷在史記中為遊俠作傳時，嚴格明確了遊俠的標準『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厄』並且將真正的遊俠與那些橫暴鄉裡的豪強做了區分：『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捍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
名不虛立，士不虛附。
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遊俠亦醜之。
餘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漢武帝時期，國家不再實現無為而治的國策，而是代之以對外擴張，對內集權的積極國策。
遊俠作為一種威脅地方統治的力量，便成了主要打擊對象。
漢武帝為增強對地方的控制力，遷徙地方豪強到茂陵附近，並且任用酷吏捕殺遊俠。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遊俠郭解，他在遷徙茂陵事件中，被漢武帝夷滅了三族。
在漢武帝對遊俠的不斷打擊下，西漢盛行的遊俠風氣被遏制了，遊俠階層也逐漸消逝在歷史中。
自漢朝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以後，再也沒有一本史書濃墨重彩地描寫遊俠們的故事。
俠客本源自於先秦的階級崩壞，流離失職的士人中，好文者為遊士，好武者則為遊俠。
在春秋戰國、秦末漢初的亂世中，遊俠們譜寫了一個又一個的傳奇，歷史正是有因為他們的故事才更加精彩。
隨著大統一王朝的到來，俠客失去了生存的土壤，逐漸湮沒於歷史長河中。
但俠客的精神並沒有消失，而是演變為一種抗爭不公、救世濟困的民族性格。
每當世間出現不公事、不平事，總會出現一群『赴士之困厄』的人，俠客的精神體現在他們每一個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