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時期呢，對內平定了七國之亂，加強了中央集權，國家經濟已經獲得了發展，漢武帝他本人呢，又有好大喜功的性格，所以他就想放棄屈辱的和親政策，一勞永逸地用武力解決匈奴。
然而戰爭的巨大財政壓力使整個漢帝國乃至中國歷史軌道都發生了改變，這不是聳人聽聞，我們後面慢慢地會講到的。
我知道到這裡很多小夥伴們其實很期待我講一大堆漢武帝多麼牛逼，霍去病衛青多麼威武，但是呢，我想講的重點其實不是這些，我不喜歡放一些宏大的音樂和一些雄壯的士兵出中來宣揚民族主義，給你們上愛國主義的課程。
很多人其實你們知道的漢武帝遠征匈奴隻是一個片面。
漢武帝不僅沒有一勞永逸地解決匈奴問題，相反，匈奴還在日後上千年的中國歷史中多次清洗農耕區，影響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走向。
因為你們願意相信的那些東西，它不一定是完全是真的，或者說它隻是一個片面而已。
我想給你們展示的是一個真實的漢武帝時期的社會，以及你們不願意了解的這場戰爭的代價。
為了斂財，漢武帝時期實行了鹽鐵酒專賣制度，也是政府壟斷這些必需品來獲得大量收入，這一政策被司馬遷批評為與民爭利，而這一制度幾乎被後世所有的統一王朝繼承。
作為斂財手段，鹽鐵收入在武帝後期甚至大大超過了農業稅。
補充一句，被政府壟斷銷售的商品一般不光價格賊高，而且質量還賊差，這些你們都懂。
比如西漢政府出售的鐵具質量相當地感人，使得很多農民私鑄鐵具。
為了進一步提高政府收入，西漢政府還進一步參與商業，讓朝廷直接指派官員進行某些商業活動，官府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這大大擠壓了民間商業活力。
其次呢，加稅肯定是少不了的了，對吧？
人頭稅、商業稅被不同程度的提高，還有一些新的稅種，比如財產稅被創造性地發明出來。
不僅如此，漢武帝還實行了可能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的大規模貨幣放水，官府開出了大量面值遠小於其價值的幣種。
我們之前提到，當時的貨幣主要是以貴金屬為主，它本身就是有價值的，而這種行為本質就是強行搶奪民間的購買力。
漢武帝時期呢，政府還開始了實質性地賣官。
漢武帝之前，朝廷隻出售沒有行政權力，隻能抵扣賦稅、徭役和刑罰的爵位，但隨著財政壓力的逐步加大，漢武帝甚至開始出售一些具有實權的職位，而買官的人自然要把這些錢給撈回來，對吧？
官場的風氣就進一步敗壞了。
漢初一直實行的輕徭薄賦的政策一直是小政府，政府人員較少，但是為了實現上述改革，漢朝的官僚機構大大膨脹，政府開支也明顯提高了，大量不合理的政府職能得到擴充，官僚系統日益腐敗。
本來官僚系統就具有自我膨脹的本能，因為官僚們總有照顧自己親戚朋友的私心，所以官府總會自覺不自覺的雇傭更多人手，而且隨著人口的增加，官僚系統也會自然地膨脹，而這一幾乎不可逆的趨勢又得到了漢武帝的強化，所以其後皇帝在位時，雖然試圖完全廢。
武帝的橫征暴斂，很多結構性的問題已無可能解決。
據漢書昭帝傳記載，武帝後期，海內序號戶口減半，而戶口減半的主要原因並非戰亂，而是武帝極大提高稅負的結果，大量百姓不堪重稅破產，拋棄或賤賣土地後成為流民。
大量的即使沒有被說服和徭役逼破產的農民也主動地將土地賣給世家大族，而後成為他們的佃農。
因為地方官員和這些世家大族們經常進行各種P外交易，這些世家大族們往往能夠隱瞞戶口和土地，以此逃稅漏稅，所以他們樂得獲得更多的土地和農民依附，畢竟邊際效益遠遠大於邊際成本。
而農民在成為了這些世家大族的佃農之後，也可以逃脫徭役和稅賦，隻用繳納與世家大族約定的收成比例。
正是始於武帝時期，世家大族或者說豪族開始成氣候，愈來愈成為能夠對抗朝廷的力量，豪族社會逐漸成型，所以秦朝一直到漢朝的前期，實際上就是封建社會向豪族社會轉變的一個過渡。
具體的封建社會的定義我們之前已經提到過了，而豪族社會的定義我們在之後也會詳細地講。
武帝加強政府對經濟的幹預，外征匈奴，內收重稅，進一步打擊封國，希望進一步地鞏固集權。
然而，由於在現有生產力下，所有的潛力都已經被開發完畢了，這種過度透支國力的行為反倒會使天平向集權的反方向傾斜。
而在王莽大旱後，各路起義軍對其討伐中，豪族以及他們的武裝力量就正式進入了權力角逐的中心，成功登上了權力的前臺。
可以說，武帝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西漢的滅亡，也間接導致了東漢皇權的磊落。
武帝時期社會的另一大變化就是儒學的官方化和儒學與選官制的融合。
漢初，為了休養生息，增強國力，漢朝統治者推崇黃老之術，這是一種比較保守的無為而治的學術。
而到了武帝時期，皇帝迫切需要另一套學術來為其擴張性的政策提供合法性。
於是，恰巧滿足了武帝需求的儒學，就開始受到了空前地重視。
很多小夥伴們一聽儒學，可能一個腦袋兩個大，或者就是說受傳統的史官影響，覺得他完全是皇權的傀儡工具，用於給百姓洗腦以鞏固統治。
但是這其實都不大正確啊。
漢朝以前，儒家學說是強調入世的，很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既要求百姓服從法律和君王，也會對超越理智的君王提出批評。
不僅如此，儒家成熟而現實的理論，使其不光能夠歸攏人心，還能夠很好地制度化，成為皇帝統治的一個絕佳工具。
所以需要合法性的武帝呢，就開始了對儒學的收編。
在跟漢代大儒董仲舒的PY交易下，董仲舒呢，他重新解釋了儒家的很多概念，包括提出天人感應等一系列使之為君權神授的主張，為皇帝提供合法性背書。
他還發揚了儒家格外註重實用的玄子滿，而回報呢，就是武帝大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成為了唯一的官方支持的學術。
同時，漢武帝時期主要選官制度是察舉制度，這種制度呢，就是靠官員和地方推舉有才能和道德的人才有關。
自儒學成為漢朝的官方意識形態之後，儒家道德標準也在推舉人才時成為了更重要的評判標準
豪強們也開始向儒生學習，而儒生逐漸和官員合流。
然而成為體制內人員後，儒生再也無法像春秋戰國之時那般隨意地批判君子。
但是不甘完全淪為傀儡的董仲舒，在完全臣服皇權的表面下，還是給皇帝挖了一個坑。
這個坑是什麼呢？
以後我們專門講師漢時再細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