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達官籍貫的黑河騰沖線
鄒藍/文，圖
潘光旦先生曾說起過南人與北人的差異，在《南中國與北中國》一文。
他用科舉選拔的達官籍貫來看人才的出處。
我前些天用進士和狀元榜眼探花做標準。
潘先生的標準更高，是1910年帝京各部院的大官和各省的封疆大吏。
武官不在這個考察內，因為他們或者是走了武舉的路，或者是將軍起於士卒。
潘光旦先生說，為研究中國領袖人才的籍貫，他得到一位普萊士先生的幫助，獲得一張縉紳的名單。
上面所列的是1910年10月間的京城裡各部院的大官和各省的封疆大吏《那就是侍郎尚書，以及省長巡撫級別》，那時恰好是辛亥革命爆發的前一年。
從這張單子裡，他把凡是得過功名，就是經過科舉制度的甄別的官員，不論他是秀才，是舉人，或是進士翰林，都挑了出來。
有許多武官，當然挑選不上，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科舉甄別的手續。
挑選的結果，除了50個旗人，15個蒙古人，和14個漢軍的旗人以外，中國本部十八省所產生的共有324人。
用各省同時的人口做比例，這324人的分佈就非常的不平衡。
例如甘肅一省，通常要有人口一千萬，才分派得到一個經過科舉甄拔的大官員。
再如浙江一省，一樣一千萬人口裡，就可以產生差不多40個《38.7》這樣的官。
我把潘光旦先生的各省每千萬人攤到的侍郎尚書/巡撫省長級別高官的省籍數據列表如下。
1910年侍郎尚書及省長巡撫級官員的省籍，及在千萬人口中的數量
這個表格中，第二欄除了福建在東部沿海，江西在長江以南，其餘都是北方省份以及偏西北方向的省份。
第一欄省份，倒基本都在後來的胡煥庸的璦琿騰沖線以內，因而這個達官省籍出身，與胡煥庸線有異曲同工之妙。
潘光旦說，除了河北、四川、扛蘇、安徽、江西、浙江比較居中的六省不計外，北方的河南、山東、山西、直隸、陜西、甘肅六省中隻有直隸高出7.1個之上《達21.5個》，其餘五省，每一千萬人口中，至多隻派得到7.1個，至於南方的湖南、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六省，推福建最少，然而每人口一千萬中，已經可以派到9.6在大官員。
中部近海的江蘇、浙江、安徽三省出的大官員極多，內地三省則又甚少。
直隸的情形有些蹊蹺，因為北京久為首善之區，數百年來，聰明精幹的人物，改籍移住的一定不少，大都密集在京城之內或北京附近。
北京一帶積聚得愈多，其餘北方諸省就愈覺得相形見絀了。
他說，除了有特別情形的直隸一省不論外，從這張大官員籍貫分佈至少可以教我們得到一種顯明的印象，就是，中國有才力的人、因才力而能夠受嚴格的鄉會試甄拔的人、又因此而能在許多人競爭之中得做大官的人，大致愈向西北愈少，愈向東南愈多。
我們這個印象的結論，雖不中的，但也不遠了。
這個表與2022年的院士籍貫表相比，差異在科舉時代的達官或文人高士，都是國學類的科舉出身，沒有現代數理化工程學科背景。
可以說是純文科的達官。
而有了現代教育和數理化工程，醫學農學等等，則傳統私塾發蒙，而後能考四書五經通過科舉拔貢遴選出來傳統教育環境，再無至上優勢。
由此，現代教育或當時稱新學不發達的地方，如中西部大部分省市區，則逐漸喪失出新學人才的優勢，比如說貴州，雲南和廣西等原本科舉制度下出人才相當多的地方。
可能省部級高官比重，現在是山東異軍突起，跟科舉時代完全不同。
但是在院士籍貫圖比較，昔日高官和今日院士省籍在數量上的差異，可能也是值得教育學者深入研究的課題。
我也考慮，是否晚清在科舉制度下，貴州因為張之洞，丁寶禎兩位重臣而帶出了比較多的貴州人才。
而梁啟超也是貴陽李端棻以內閣學士身份任廣東鄉試主考時賞識和提攜的人才。
康有為和譚嗣同也是李端棻舉薦而踏上政治舞臺的。
順便說一句，京師大學堂《即後來北京大學》是在李端棻倡議下設立的。
貴州大學堂也如此。
辛亥革命前中國開始接觸外界時，邊緣閉塞的貴州，竟然出了如此銳意改革，提倡現代科學和教育的李端棻，實在是一個異數。
這是貴州近現代史和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個人。
這跟在貴州龍場悟道的王陽明守仁很類似。
2022/8/23
貴州安順，正月十五。
2010年
貴州黔東南黎平縣地們寨。
2010年。
貴州黔東南，榕江縣 車江三寶侗寨鼓樓 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