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的意識裡，八月十五或許是除了春節以外最隆重也最溫馨的傳統節日，因為這是象征團圓的日子，尤其是對於重視家庭生活、溫良恭謙讓的中國人而言，中秋的意義是無法取代的。
但與此同時，在全國絕大多數地方，在八月十五這一天除了吃月餅，還會流傳一個關於『八月十五殺韃子』的故事，而在浙江杭州蕭山，名為『殺韃子』的民俗甚至成為了當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溫良的中國人在象征團圓的日子裡，為什麼會與殘忍又血腥的『殺韃子』聯系在一起，這種強烈反差背後到底隱藏著什麼樣的故事？
『八月十五殺韃子』的源流考證
在當前的互聯網上，對於『八月十五殺韃子』的故事淵源，雖然在個別細節上說法各異，但基本上可以匯總到一個共同的源頭——元朝末年，漢人不堪元政府的殘暴統治，紛紛揭竿反元，但元軍控制嚴密，義軍無法傳遞消息，適逢中秋節將至，有人獻計，在中秋節互贈的月餅裡面夾紙條，上面寫著『八月十五殺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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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據著名歷史學家、香港中文大學原歷史系主任陳學霖的考證與研究，他認為『八月十五殺韃子』故事的起源，不是在元代，也不是在明代，而是最早出現在明朝滅亡以後的清早期，甚至更晚。
根據陳學霖教授的分析，最早的『八月十五殺韃子』故事中的主人公被假托為明朝初期朱元璋的神秘謀臣——劉伯溫。
而編纂這個故事的人，極有可能是清朝建立以後，立志反清復明的秘密會黨分子以及同路的清初年革命志士，他們利用有明一朝廣泛流傳的漢人起義推翻蒙元政權建立漢家帝國的集體記憶，同時將元明兩朝漢人對於蒙古人稱為『韃子』的貶斥，融入到對滿洲新政權的敵視中，將原本指代蒙古人的『韃子』一語，在反清復明的背景下進行擴充，用來指代蒙古和滿洲這些篡奪中央政權的少數民族，通過激發對蒙古統治者的不滿，將『殺韃子』的意涵擴充到抵抗滿洲政權的現實需要上，從而將明朝初年擊退元朝『韃子』的壯舉與清朝初年號召擊退『滿洲韃子』的雄心相結合。
與之相配合的，是號稱中國民間最著名的預言書《燒餅歌》中對滿清滅亡的預言。
實際上，這本假托由開國軍師劉伯溫與明太祖朱元璋對話而成的所謂神秘預言書，同樣是通過假托劉伯溫之名，利用民間對於劉伯溫幾近『半仙』，神機妙算的各類傳說的迷信，來有效擴大影響力，提高說服信眾的效果。
當然，正如陳學霖教授所言，以上所有這些也隻是推測，因為關於『八月十五殺韃子』的故事都隻是口口相傳，並無實際文字記載，同時這個故事在不斷地傳頌過程中，也會在被不斷地修改、增刪、替換一些更適合當時需要的內容，因此所謂考證也隻是一家之言，並非信史。
對於曾經蒙元統治的真假參半的各種傳說
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如果像陳教授考證的那樣，『八月十五殺韃子』的故事目的在於利用對蒙古曾經統治的不滿，喚起人們抵抗滿洲人的意志，為什麼後來的故事裡，『殺韃子』越來越指向了蒙古人，而鮮少涉及滿洲人，這其中似乎也體現了中原漢人在內心裡仍然對蒙元時期的野蠻統治存在難以言盡的仇視。
很多流傳甚廣尤其是的傳說，例如元朝時期『十家漢人養一韃』、『十家合用一把菜刀』，元朝統治下蒙古人擔任漢人的甲長、裡長，享受漢人女子的『初夜權』，以及由此衍生出所謂『摔頭胎』，以保證漢人血脈純正的習俗等等。
更有諸如，元朝典章將人劃分為十等：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
實際上，以上所有這些說法根本全都是牽強附會的無稽之談，是毫無歷史根據的編纂，可以很輕松找到證據翔實的對上述說法的批駁。
實際上，上述的很多說法是出自相傳為南宋遺民徐大焯編寫的《燼餘錄》，這本書的真正作者與內容的可信度均存在爭議，該書『被保存在一部裝裱得極精致的書畫冊頁裡』直到光緒十七年《1891》才被李模從金陵徐紹齋處摘抄而來[2]。
顯然，元朝發生於民間社會的種種怪事，直到清末光緒年間才被唯一的一本書披露出來，當然不值得采信，而上面的另外一些說法，則來自被稱作《燼餘錄》姊妹書的《心史》，同樣毫無可信度。
實際上，相較於以上荒誕奇譚，即使元朝歷史上被很多人確信無誤的歷史，如元朝劃分蒙古族、色目人、漢人、南人這四等人制的定論，同樣有值得討論的地方。
首先，『四等人制』一詞實際上並不存在於元代官修政書《元典章》中，亦無相關法令頒佈，因此學者認為元朝並沒有就『四等人』的階級制度做過明確和系統的成文規定，在當時也沒有『四等人』這一說法，隻是在一些具體政策當中，會體現出因族屬差別而受到不同待遇。
迄今為止能找到的關於『四等人制』說法的最早來源是清朝末年屠寄的《蒙兀兒史記》，屠寄認為元朝社會民族界限嚴格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個等級。
在清末民初時期，由於受到西方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元代四等人制度被廣泛引用，並且被寫進了當時的歷史教科書，如史學家錢穆、范文瀾等均接受這一說法，從而使這一提法被進一步廣泛傳播，實際上在元朝時並沒有如此明確的劃分。
說點真實的，元朝統治的荒誕以及與漢文化的劇烈沖突
反駁了很多對元朝統治時期的奇談怪論，當然並不意味著蒙元對中原地區的治理是值得稱道的。
實際上，元朝在中原地區的統治前後不足百年，雖然不長，但能堅持這幾十年都堪稱奇跡，也完全是依靠了蒙古騎兵的恐怖戰力。
如果僅僅靠統治水平，恐怕元朝的統治會更加縮短。
總結來說：元朝的統治者幾乎做到了與中原文化格格不入，且固執地堅持。
堅持以沒有文化作為文化。
第一點，『國俗』與『漢俗』之爭。
漢俗自然是指幾千年來傳統漢人流傳下來的禮儀制度與文化習俗，而國俗自然是指蒙古那些，如果可以稱為文化的話。
蒙古入主中原以後，非常懼怕被漢文化同化，因此在上層社會尤其刻意地排斥漢族文化傳統，一直到了後來蒙古大臣提出：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趕走漢人，空出地來放羊》。
到了後來甚至有大臣提出：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
當然這些荒誕的想法並不現實，並且被已經漢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阻止。
這些均為正史記載的鮮活史料，足可以展示蒙元統治者的水平。
第二點，在孝文化上。
孝文化自古是漢人文化的基石，孝道文化與忠君思想作為儒家文化的兩個支點，不僅是社會的穩定器，而且成為漢人道德的最高標準。
但顯然對於以遊牧為主的蒙古人而言，他們並不懂這些，而且也不想懂，頑固地試圖繼續實行草原上的倫理制度。
這恐怕讓當時朝廷裡的漢人不得不有『沐猴而冠『的既視感，正所謂夏蟲不可語冰，元人不可語禮。
第三點，在節烈文化上。
宋代程朱理學極力鼓吹婦女守節，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一女不侍二夫『、三綱五常等等，而蒙古人則恰恰相反，蒙古人對於婦女再婚、娶寡婦等，毫無羞恥觀念。
正史記載，成吉思汗更是以滅敵國，』納其妻女『為樂事，甚至可以將妃子任意賞賜部下。
而蒙古傳統的收繼婚俗，更是讓朝廷的漢人官員驚掉下巴，所謂收繼婚俗是指『父死可娶其父之妻，惟不娶生母耳，兄弟死亦娶兄弟之妻』，實際就是指蒙古人父親死了，兒子除了生母之外，可以把父親的妻妾收歸妻室，兄弟死了，其他兄弟可以把他的妻子收歸妻室。
如果說這些還不足夠荒誕的話，《元史》卷一〇三，《刑法志二》，有明確的『諸漢人、南人，父沒子收其庶母，兄沒弟收其嫂者禁之』的法令。
意思就是這種『優良習俗』，漢人不能偷偷學了去，必須立法禁止。
宋代程朱學派的大儒們如果知道，恐怕要從墳墓裡爬出來謝謝他們了。
如果這些，還不夠荒誕，那還有。
元朝法律明確：典雇人妻女合法化。
所謂典故人妻女，就是指男人如果結婚無法生育子女，可以花錢雇人來幫忙生，生完一拍兩散，回歸各自家庭。
請記住，這並不是妄言，而是元史刑法志裡明確無誤的內容。
除了上述這些，元朝在喪葬制度、社會交易和租金價格、封賜和承襲等諸多方面均存在與漢文化的巨大不同。
元與前宋朝的巨大落差，必然導致漢人對於元朝統治者的強大抵制
在中國古代王朝裡，南北兩宋可以稱作將傳統儒家文化發揮到了極致的世代，尤其是以程朱理學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將儒家的社會生活、倫理道德、個人生命和信仰理念，構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統化的哲學及信仰體系，並使其邏輯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幾乎做到了所謂的『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如果說南北宋可以稱得上傳統儒學發展歷程上的珠穆朗瑪峰，那不幸的是固守遊牧傳統的元朝則可以稱得上是中原王朝在儒學修養上的馬裡亞納大海溝，深到不見底。
這種王朝輪替下的巨大反差以及蒙元固守本族傳統的矛盾，導致蒙元在中原土地上的統治必然不會長久，即便沒有朱元璋，也會有其他漢人站出來替天行道。
[1] 引自 百度百科詞條『八月十五殺韃子』
[2] 引自 百度百科《『蒙元初夜權』，一個歷史謠言的原型、變形與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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