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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那些歷史常識全由教科書獲取的人來說，此書是開拓見識、破除中心論的好開端。
即便我早已讀過斯塔夫裡阿諾斯的《全球通史》，本書也能給我許多新鮮感，繼續澄清我原來的一些認知誤區。
將中國歷史放在世界歷史的坐標下進行觀察，會發現中華文明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另類，本書開端便試圖探究中西方歷史發展的根本不同究竟源於何處。
而張宏傑教授給出的回答是地理決定論。
西方文明起源於古希臘，這是毫無爭議的一點，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並在此繁衍生息至今。
從地理上比較，希臘半島土地貧瘠卻三面環海，開放性非常強，希臘人無法實現糧食的自給自足，隻能依靠生產橄欖油、葡萄酒和羊毛進行海上貿易換取糧食；黃河流域自然土壤肥沃，華夏先民很早便擺脫了刀耕火種的原始生活，進行農業生產以及定居生活。
海上貿易與農業定居顯然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大海航行依靠的是年輕人的體力和勇敢，農業生產卻依賴老年人的經驗與智慧，於是古希臘崇尚青春、健美，而古代中國卻由此奠定了尊老、權威的意識型態。
這也是為什麼古希臘神話中多『弒父』，而中國傳統故事中多『殺子』的原因。
『弒父』體現的是敢於反抗權威的態度和不斷自我革新的精神，而『殺子』則解釋了古代中國為什麼能夠實現家長制，進而發展出宗法制和祖先崇拜的意識。
中國是一個超級早熟的國家，不僅分封制比西歐早了一千多年，大一統的實現也比西歐早了兩千年，自秦至清，這一套郡縣制大一統體系隻是在不斷升級改造而沒有變革，直到乾隆朝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實現了君主徹底的威嚴專制。
在中國人看來，古希臘城邦林立，各邦之間卻始終沒有發生大規模的互相征伐進而實現統一，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大一統思想似乎刻進了中國人的基因之中，對於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國人十分習慣的產生一種厭惡害怕的情緒，亂世出英雄的確沒錯，但亂世同樣是生靈塗炭、人饑相食的可怕局面，『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便是這種思想的最佳印證。
然而，西方人看待中國，可能也會也不解於中國人對大一統的執著吧。
這種天壤之別同樣可以用地理決定論解釋。
開放性的地理環境使得古希臘沒有哪一支城邦力量能夠進行全局的征服，四通八達的海上貿易航線意味著逃跑迂回非常便捷，企圖進行征服的城邦如果無法及時消滅被征服對象，那麼等待被征服對象逃跑歸來便容易引致復仇。
於是，小國寡民成為了古希臘人代代相傳的共識，這種割據而治的思想一直流傳至古羅馬，即便羅馬帝國領土涵蓋三大洲、包圍地中海，但羅馬並沒有實現君主政令的穿透，各行省依舊保留了很大的自治權力。
在羅馬遭受日耳曼人入侵滅亡後，西歐進入了長達一千多年的分封統治的中世紀，在此期間依舊保留著各領地自治的傳統，國王與諸侯之間無法互相征服，領主對領地內的一切生產活動負責。
然而東方的中原大地卻像一個甕，往北是寒冷的草原，往西是荒蕪的戈壁，往西南是無法穿越的高原，往南是瘴氣繚繞的山林，往東是一望無際的大洋，於是中原大地肥沃的土地成為各派爭鬥的目標，戰爭往往兇殘無比。
這種地理環境造成了機會主義的根深蒂固，割據勢力無法達成長久互存的共識，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國歷史自秦以來兩千年便一直在這種循環中往復。
國人一般習慣於以中華文明的演變為中心，認為西歐文明發展進程落後於中國，理由在於中國政治體制的超級早熟，然而在重新對西歐政治體制的發展進行審視後，我不得不懷疑這種中心論的合理性。
古代中國的早熟究竟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
恐怕還是弊端更甚。
西歐晚於中國近兩千年才實現統一的民族國家體制，可在建立統一的政治體制之前，西歐已經經歷了兩千年的分封制發展，在這段被稱為『darkage』的中世紀裡，其實並非我們想象中的黑暗，歷史數據表面西歐人口數量和生產技術在中世紀裡一直平穩增長，反觀華夏大地的人口數量總是伴隨著王朝更替大起大落。
在接近文藝復興的前夜，商人階級通過向教會贖買取得了城市自治權，資本主義的擴張力量促使商人同國王聯合起來，商人通過向國王提供資金獲取更大的自治權以實現商品在王國內的自由流通，而國王通過商人資金的支持得以打敗分封四處的諸侯實現王國真正的統一。
盡管西歐在十六七世紀終於建立起來了君主專制，但這和中國的秦制依舊有著非常大的區別。
西歐的君主專制實現前，便已經產生了力量強大的商人階層、擁有城市自治權的城市中產階層和議會，這些都能對後來居上的君主權力進行有效的制約。
秦制建立起來時，卻並無能夠有效制約君主的其他力量，其餘六國貴族皆被秦國徹底瓦解擊垮，流官制實現了全國政令的穿透和社會的扁平化，可以說，皇帝以外，都是平民。
周秦之變後的兩千年，失去了制約的君權一路瘋狂生長，中國便一直都沿襲秦制不斷對君主專制進行改造升級，一些奇怪的循環無不是以此為出發點。
所有的制度創新都是為了加強君主專制，防外戚、防權臣、防強藩、防宦官，君主的統治技術在兩千年歷史的歷練之中終於在清朝達到了巔峰。
而歷代王朝都會經歷君主權力的弱小、膨脹再衰弱的過程，伴隨著君權膨脹的是國家的汲取能力不斷的攀升，稅賦勞役的增加逐漸超出小農經濟的承受能力，不堪重負的農民終會走向起義之路，歷朝中後期四處生起的民變又會重新削弱君主的權力和王朝的穩定，進而天下再次由合轉分。
在周秦之變中便能找到東西方大分流的答案。
任何一本制度經濟學的著作都會告訴我們一個最簡單的道理，沒有產權的清晰界定和法制的保護，就一定不會有經濟的發展。
西歐有限的君權建立之初便受到了契約的限制，東方這頭的中國卻自秦以來便全民拜倒在君父威嚴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小農也好，商人也罷，私產終歸君父所有，再龐大的社會財富也經不起超級早熟的君主制國家的過度汲取。
阿西莫格魯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中認為，隻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配合包容性的經濟制度才能形成促進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
即便有包容性的經濟制度，卻搭配了汲取性的政治制度，那麼經濟制度也會異化為汲取性的。
而周秦之變後的中國，便處於汲取能力不斷增強的君主專制之下延續了兩千年，意識形態也逐漸變得另類，用楊小凱的觀點便是，機會主義得以制度化，紮根於中國人的生存哲學之中。
幸運的是，我們已經以開放的姿態進入了21世紀，我們已經能夠對自己的歷史進行總結與反思。
我希望將來能看到機會主義在中國的土地上消失，治亂循環徹底被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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