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盛宣懷
在中國近代史上，晚清首富、紅頂商人盛宣懷是頗具話題性的歷史人物。
一方面，他在洋務運動中廣辦實業，創造了11項『中國第一』，是中國近代工業的先驅之一。
盛宣懷創辦的第一個民用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第一條鐵路幹線《京漢鐵路》、第一個鋼鐵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成為近代中國工業進程中的骨幹企業，甚至延續至今。
另一方面，『洋務與賑務並重』是盛宣懷四十餘年政商生涯的重要特征。
他在組織疏浚山東小清河過程中創造的『以工代賑』方法，成為此後數十年廣泛應用的救災手段；他參與創辦了中國紅十字會並擔任首任會長，主導創辦了北洋大學堂、南洋公學等，是中國近代慈善事業的開創者之一。
不為眾人熟知的是，盛宣懷也是中國家族善財傳承的先鋒實踐者。
盛宣懷臨終留下遺囑，對其龐大的家族財富作了明確安排，希望通過『自利+利他』的善財傳承架構實現『保家之策』。
盛家用其一半家產設立的愚齋義莊，應該是中國歷史上首個具備現代慈善特征的復合目的家族信托。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盛宣懷精心構思、投入巨資建立的愚齋義莊，僅僅持續了15年即告解散。
而且，他最看重的兒子盛恩頤，最終在貧困交加中病逝於盛家祖業留園的門房，死前但求一碗紅燒肉而不得！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為什麼富可敵國的家族財富不過百年就灰飛煙滅？
為什麼融合慈善和傳家目的先進『保家之策』不能阻擋家族的迅速衰敗？
本文聚焦百年前中國首富、商業巨子盛宣懷的家族善財傳承案例，期待給今天的超高凈值家庭傳承安排提供重要啟示。
江蘇省常州市青果巷盛宣懷故居內的盛宣懷坐像。
圖/傅昌波
洋務與賑務並舉，
積累巨額財富
1844年，盛宣懷出生於江蘇省常州府武進縣，其父親盛康與李鴻章、左宗棠等名臣交情甚篤。
盛宣懷追隨李鴻章後，在『經世致用』文化熏染下，逐漸展示出其過人的政務和商務才能。
1871年直隸地區遭遇嚴重水災。
直隸總督李鴻章無奈之下，建議清廷以獲取功名為激勵，大力推廣民間捐贈。
這讓當時晉升通道受阻[1] 的盛宣懷看到了新的希望。
他先是深入江浙地區，帶頭勸捐數萬件棉衣，然後經辦勸捐三萬石糧食的任務，並大獲其功。
1872年，盛宣懷因在賑災活動中的優異表現，被賞加『花翎二品頂戴』，得以走上政治舞臺，後獲得參與籌建輪船招商局的機會。
可見，賑務能力是盛宣懷角逐政壇的發力點，是他的『官場人設』與『核心競爭力』。
在長期賑災活動中，盛宣懷與朝廷地方的巨擘、江浙地區的紳商、文教界人士形成了密切的社會關系，促進了各方在洋務運動中的廣泛合作。
在仍在建設中的江蘇常州盛宣懷故居，有一個觸屏式的『盛宣懷朋友圈』展示。
從中可以看到，在盛宣懷的政治生涯與商業進程中，與之保持持續互動關系的重要人群，就包括光緒，及載澤、李鴻章、張之洞等清朝高官，張騫、鄭觀應等新興商人，以及袁世凱、孫中山、蔡元培等政治精英。
這個以慈善和洋務為紐帶、交錯形成的『小圈子』，是影響中國近代進程的重要力量。
盛宣懷『朋友圈』示意圖。
圖/傅昌波
『商業與慈善促進，創富與慈善為伴』是盛宣懷事業發展中的鮮明特征。
在此過程中，這位『領導晚清中國工業化並發揮顯著作用的第一個工業家』[2] 創設電報、織佈、繅絲、采礦、輪船、鐵廠、鐵路等公司，縱貫實業、交通與金融，利用『官督商辦』壟斷地位，打造了龐大的家族財富帝國。
根據『盛檔』[3] 統計資料，1916年盛宣懷去世後，受托成立的財產清理處花費了一年多時間，清點出其家族動產、不動產、有價證券《如企業股票》等折合白銀約1296萬兩。
這筆數額龐大的遺產相當於：《1》當時中國海關總收入1/5。
根據《中國近代海關稅收和分配統計》，作為晚清最重要收入來源的海關，在1916年總收入(連船鈔在內)為6467.4萬兩白銀；《2》按當時銀本位下1英鎊=5美元=6.2兩白銀的匯率，相當於同期的1045萬美元；《3》即使享受『一戰』紅利的美國，當時也僅有約2.1萬名百萬富翁；以1917年美國花費2500萬美元從丹麥購得維京群島來看，盛宣懷家族可稱得上『富可敵國』。
可以確認的是，經過幾十年的經營，紅頂商人盛宣懷成為名副其實的晚清首富，其家族也成為民國初期無可爭議的『上海第一大家族』[4] 。
位於上海市淮海中路的盛家『老公館』。
近代慈善事業先驅，
功不可沒
在中國近代慈善發展史上，盛宣懷在理論、實務方面貢獻頗多。
1919年《即盛宣懷去世三年後》，其子盛恩頤組織編撰了記敘盛宣懷生平事跡、表述身後評價的《盛宣懷行述》。
在這篇『蓋棺定論』式的紀念長文裡，盛宣懷的慈善活動被提到了與興辦實業同等的高度，成為盛宣懷『事功』的主要內容：『府君早歲服官，盡瘁國事……平生最致力者，實業而外，唯賑災一事』 [5]
這一表述或有誇大，但總體能得到歷史資料的佐證。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上海圖書館對館藏的盛宣懷檔案進行了清查整理。
在2015年出版的100冊《盛宣懷檔案選編》中，慈善活動類資料達到了驚人的36冊，說明慈善、賑務等活動在盛宣懷事務中的比例，可能僅次於政務和洋務。
盛宣懷的慈善事業成就中，有幾個濃墨重彩的地方。
首先，重視實業的盛宣懷強調『非商辦不能謀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的理念，認為部分新辦洋務具有公共產品性質。
因而他在交通、礦山等基礎設施相關產業，也包括教育、文化等方面有巨額的投入。
據統計，盛宣懷先後主辦、參辦、資助20多所教育機構，其中包括著名的北洋大學堂《天津大學前身》和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前身》。
其次，盛宣懷以身作則，在賑災活動中表現突出。
例如在1871年賑濟直隸水災中，盛宣懷曾三次得到朝廷嘉獎，其中包括舉家之力捐助棉衣2萬件，按照『每件銀1兩』的標準，價值約2萬兩白銀之巨。
在此後的甲午賑務、兩湖賑災、庚子催款、民國初立等歷史事件中，盛家均表現積極，得到各界褒揚。
上海交通大學閔行校區盛宣懷銅像。
再次，盛宣懷註重賑災慈善中的制度創新。
例如在擔任山東登萊青兵備道期間，他開展過幾項水患治理的慈善項目，尤其是在疏浚小清河工程期間，為了解決經費不足、提升民眾參與積極性，他創造性地采取了『以工代賑』的策略，讓受災災民參加治河工程，給予工錢，起到了救濟災民與興修水利的綜合效應，該策略成為之後數十年間賑災的『標配』。
最後，盛宣懷是中國紅十字會的重要開創者。
1904年3月10日，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成立，成為中國紅十字會的前身。
在成立僅一周後，該會通過了經盛宣懷核定的籌款辦法八條，並獲得清政府外務部、商務部的支持。
同年7月，《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暫行簡明章程》發佈，盛宣懷是三位起草人之一。
當上海萬國紅十字會退出歷史舞臺、創建獨立的紅十字會時，清廷於1910年2月27日發佈任命，『著派盛宣懷充紅十字會會長』，從國家層面給予中國紅十字會以支持[6] 。
盛宣懷利用自己的社會影響力，為紅十字會的早期規范運作作出了卓著貢獻。
保家之策：
設立愚齋義莊
根據《盛宣懷行述》及《龍溪盛氏宗譜》，盛宣懷祖上在明朝末年由金陵遷往江蘇常州，紮根於武進縣龍溪河畔。
盛氏是官宦世家，盛宣懷的祖父盛隆是清朝舉人，父親盛康是進士。
受范仲淹創立義莊、范氏一脈『百年不輟、薪火相傳』的傳奇故事所吸引，盛隆、盛康等有曾嚴肅探討設立義莊的重大事項：『昔范文正公置義田千畝，以養濟群族，七百年來族中至今賴之。
予有志久矣……假我數年，我與汝等共籌之，吾願足矣[7] 』
事實上，在盛宣懷設立復合目的家族信托之前，其父盛康在1867年創立了『拙園義莊』。
這一宗族慈善事業依賴大量不動產[8] 的持續收益，外聘專人負責打理《『概用外姓，以避嫌疑』》，目的是『設義莊，增祭田，建義學，修宗譜』。
盛宣懷功成名就後，對家族傳承的制度性安排始終是他重點考慮的事項。
從他1916年的臨終遺言『我之遺囑早經辦好，但未完全』的表述，我們可以看出，他對於巨大家族財富的傳承早就有初步的安排，但臨終前有了新的構思。
盛宣懷與莊夫人和眾人合影《1908年攝於日本》。
1911年，因盛宣懷建議將地方鐵路收歸國有而引發的『保路運動』，成為辛亥革命的重要『導火索』。
隨後，盛宣懷被當局宣佈『當場革職，永不再用』，不得已避往日本。
旅日期間，盛宣懷對三井家族『不分家產已歷數百年……家有議會，會有憲法，子孫繼承弗替』的傳承制度非常欽佩[9] 。
結合『亦官亦商』的人生經歷，盛宣懷認為，中國傳統的『死後分家』制度固然爭議較少，但容易耗散家族的整體影響力，不利於大家族的基業長青和永續傳承。
因此，盛宣懷希望結合中國家族傳承慣例與日本『不分家』傳承制度的優點，走出一條家族善財傳承之路。
1916年4月26日，盛宣懷臨終前作出安排，全部家產一半遵照傳統慣例分家，一半用於建立兼顧利他和自利的復合目的家族信托：『將來家產應有進項，作十份開拆，以五份留作善舉，五份分給五房』
根據他的遺囑，盛宣懷近1300萬兩白銀的遺產進行三重分配：
① 先行撥付部分財產，用於安置兩位遺孀《繼室莊德華70萬兩，妾侍蕭氏30萬兩》，安排女性後輩嫁妝《女兒嫁妝6萬兩，孫子3萬兩》。
② 剩餘1160萬兩遺產對半分為兩部分：分析股與保存股。
其中，分析股是留給五房均分的遺產，保存股用於設立綜合目的的家族信托。
③ 價值580萬兩的保存股，又被均分為10股。
其中四股為『善舉準備金』《即真正用於義撫饑饉、水災、旱荒、疫癘、地震及天災等慈善活動的本金》，四股為『本支準備金』《用於祭祀、宗祠建設、購置義田等盛氏宗族活動》，另外兩股為『公共開支準備金』《用於基金日常運營費用，如董事會經辦費用》。
圖片來自鄭宏泰、高皓《盛宣懷家族義莊》一文。
從盛宣懷遺囑的整體結構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兼顧家庭利益與社會公益的家族善財傳承安排，如果得到完整的實施，應該能夠實現『保家之策』。
單獨從社會公益角度看『保存股』的運用，這個名為『愚齋義莊』的家族信托，已經突破傳統宗族慈善的局限，兼具家族信托、家族慈善信托雙重功能。
違背遺願，
善財傳承計劃落空
從歷史資料看，盛宣懷對愚齋義莊的安排，也汲取了歐美家族慈善的經驗。
例如他指定執行監督人李經方《李鴻章的長子》會同盛氏五房及親族會議商議，成立愚齋義莊董事會，訂立章程。
章程規定董事會遵循『動息不動本』原則，即隻準動用生利，用於組織的日常運行，不得變賣義莊財產。
在去世前，盛宣懷委托顧潤章、盛玉麐等親信下屬擔任至善堂《愚齋義莊的前身》執行辦事。
在按其遺願建立的『議會』中，董事人選的來源、人數、任期都有具體規定，竭力避免『家族一言堂』。
這樣的制度安排，已經具備現代家族信托和慈善信托的基本特征。
因此，愚齋義莊可以說是中國家族善財傳承的首創案例。
遺憾的是，愚齋義莊設立僅15年便告解散：先是其子孫在1927年底瓜分了復合目的家族信托的六成非慈善用途資產，由此觸發了連番的內外爭奪；1931年，愚齋義莊董事會在《申報》《新報》等重要報紙刊登通告，正式宣告解散義莊。
分析中國首個家族善財傳承計劃未能實現初衷、難以保障家族基業長青的原因，主要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慈善資產界定不夠清晰。
制度經濟學認為，資源的稀缺性必然伴隨著配置過程中的沖突，隻有在既定的規則之下，當事人才有意願、有能力參與資源分配的競爭。
這意味著，產權是約束人們經濟行為的基本規則。
作為晚清著名實業家與政治精英，盛宣懷的眼光無疑是深遠的，但他吸取日本、歐美傳承范例，建立起規模宏大、規則完善的家族信托和慈善信托，卻不及其父盛康建立的宗族慈善『拙園義莊』[10] ，這與兩者的產權性質界定有關。
盛康建立『拙園義莊』時，曾尋求故交曾國藩的支持。
同治皇帝對此表示嘉許，並要求拙園義莊將田號明細、莊規條例等『送禮部查核』。
盛康爭取公權力的認同與保護，顯然是為了在政治上尋求庇護。
但不容忽視的是，最高統治者的背書讓拙園義莊脫離了『家族財產』的范疇，成為一項公認的『公共慈善資產』，從而明確了『脫私就公、產權明晰』的產權性質。
盛氏後人即使想打拙園義莊的主意，也缺乏法理依據。
相反，1920年創辦的愚齋義莊，雖然完全按照盛宣懷的遺囑執行，但在社會制度層面上缺乏相應的法律土壤，在產權方面存在巨大的『模糊邊界』。
當時的北洋政府及稍後的國民政府僅出臺了《捐資舉辦救濟事業褒獎條例》《管理各地方私立慈善機關規則》等具體條例，對慈善財產界定不明晰，對慈善組織的獨立性缺乏清晰認識。
因此，當愚齋義莊出現內部離心離德時，運營者難以尋求法律制度的有效保護。
第二，公私混同致監察人難以履責。
這是產權不明晰導致的另一個惡果。
按照當時的制度安排，李鴻章長子、曾出任清朝駐外大臣的李經方擔任愚齋義莊的監督人，在社會名聲上『鎮得住場子』，且李經方本人多年來負責李鴻章家族的田產事宜，具有豐富的實務經驗，這一安排不可謂不高明。
但由於愚齋義莊不是獨立的民事主體，尤其是名稱僅以『義莊』描述，當時的輿論普遍認為，這是盛宣懷家產的一部分，相關矛盾純屬家族內部的遺產糾紛。
正因為如此，包括李經方在內的參與者並非法定的義莊利益獨立監護人，而隻是受盛宣懷委托、擔任兼職的『德望長者』，因此，他們沒有法定的理由去保持愚齋義莊的獨立性和完整性，與圖謀瓜分義莊資產的盛家後裔、相關機構正面抗衡。
正如愛惜羽毛的李經方在事後表示：《當時的》司法、民眾都認為，愚齋義莊的前程是盛氏家事。
既是家事，外人如何過多幹涉？
這一『時代誤解』直接導致盛宣懷的遺願遭遇現實挑戰時，真正有能力維護秩序之人有心無力，隻能眼睜睜地看著善財傳承載體被拆散。
第三，女主人智慧與見識不足。
盛宣懷去世後，遺孀莊德華執掌家政。
但她思想因循守舊，難以理解盛宣懷的先進理念與政治智慧。
例如，按照盛宣懷的遺言，在清帝退位、民國已立、群雄爭鋒的改朝換代時刻，其葬禮隻能『僧衣薄殮』，並要求將『家中所有錢財，交由專門機構打理』。
但莊夫人在傳統觀念的支配下，認為盛宣懷一生致力於朝廷基業，即便清廷已經覆滅，盛仍然應當盡享哀榮。
為此，盛家從北京請來了給慈禧太後辦喪事的儀仗，在上海南京路上舉行了規格超越『國葬』的超級豪華喪儀。
這場風光無兩的世紀葬禮，固然足以宣示家族存在感，但卻把失卻權力庇護的盛家置於風口浪尖處，加速了各方覬覦盛家財富的進程。
從這個角度看，莊夫人未能體悟『藏拙』與『中庸』的深意，加劇了家族善財傳承的潛在風險。
1917年11月18日在上海舉行的盛宣懷葬禮場景。
此外，莊夫人難以維系家族秩序，無法遏制來自家族內部的離心趨勢。
例如愚齋義莊建立後，莊夫人逐漸掌握了義莊董事會，也獲得了實際經營的主要決策權。
但在後輩《尤其是親生兒子盛恩頤》的反復遊說下，莊夫人未能堅守愚齋義莊設立的初衷《以家族力量抱團整體發展，而不是分開單幹》，這讓各房子孫開始圖謀解散義莊，分錢到房。
第四，公權機構參與合謀分肥。
莊夫人去世前後，正值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交替、各政治派系利益紛爭的特殊時期。
盛家子女違背祖訓、瓜分愚齋義莊之舉，引來了江蘇省政府的介入調查，但該調查的意圖竟然是，通過支持盛宣懷家族『自行支配愚齋義莊財產』，得以分享義莊的部分財物。
而之後的國民黨南京政府也不甘落後，通過強行推銷國庫券、國債的方式，參與了這場針對愚齋義莊的分肥大戲。
最終，在 1931年國民政府行政院批準解散愚齋義莊後，本應用於慈善事業的230萬兩巨款由中央政府查收，用作『解剿匪經費』。
穿越時間的長河，無論多大的家族財富，都可能面臨水毀、火災、戰亂及官府征收等不可抗力的考驗。
民國初期中國政治秩序劇烈變動，社會秩序與法律保護極其脆弱，這也是愚齋義莊未能成為百年老店的重要原因。
對新時代家族善財傳承的啟示
如果說，社會、政治、法律等制度缺失，是造成盛宣懷雄心勃勃的善財傳承計劃無奈落幕的客觀原因，那麼，思索『個人可控』的因素，對於今天的高凈值人士更有啟示意義。
首先，及早妥善的善財傳承安排，有利於及時發現問題，增強糾錯能力。
從盛宣懷遊歷日本萌發善財傳承計劃的想法到其去世，時間隻有5年，很多想法可能來不及充分論證。
例如愚齋義莊章程中，就存在著一個暗藏隱患的條款，『超過董事會半數成員同意，即可更改本規章及條文』。
這個看似為了避免義莊落入外人之手的規定，卻給後人從內部破壞永續經營原則提供了方便，也為日後盛家決裂、內外合謀瓜分義莊資產埋下了隱患。
我們無從知曉愚齋義莊制定該章程的經過，但很顯然，如果創富者盛宣懷能夠參與章程的決策討論，通過其與律師樓、信托監督人的交流，為實現永續運營的目的，該條款應該能夠設計得更加完善。
從人類的社會發展規律看，當事人尚在春秋鼎盛之際，具有更充沛的體力、精力構建實務框架，也有更強大的執行力與影響力推動項目實施後的容錯糾錯。
而在其走向人生終章之際，不但本身決策能力下降，對傳承的實際掌控力也日漸衰弱。
因此，家族善財傳承計劃的建立，最好是創富者在『當打之年』早作安排，避免在彌留之際匆忙托付，甚至因突然離世痛失妥善安頓家族傳承的機會。
這一點，在現代社會依然可以找到無數事例。
比如，臺灣富豪王永慶突然去世，留下『超高遺產稅』《家族需繳納的遺產稅總額達到300億新臺幣，是臺灣其他富豪30年實際繳納的遺產稅之和》、『海外資產無法拿回』《例如存在瑞士銀行的400億元新臺幣無法取出》等系列的後遺症。
而香港特區的李嘉誠早在2012年就啟動了家族善財傳承計劃，兩個兒子依據不同的稟賦作了不同的傳承安排，同時用李嘉誠基金會作為家族善財傳承的主要利他通道。
其次，家風建設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家風家教是一個家庭最寶貴的財富。
在莊夫人去世之後，其子孫不再堅守原本的復合家族信托安排，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奢靡的生活讓盛家子孫對社會財富缺乏起碼的認知。
盛宣懷兒子盛恩頤。
被視為盛家接班人的四子盛恩頤，曾被送到英國倫敦大學、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接受高等教育，但由於家教缺失、家風不正，盛恩頤最終淪為典型的敗家子。
例如盛恩頤先後迎娶了11房姨太太，並給她們都配備了別墅與汽車；在接管漢冶萍公司總經理一職後，盛恩頤『一邊抽大煙，一邊批文件』；在賭場裡，盛恩頤甚至一夜之間輸光名下100多套上海的洋房別墅。
任何人不會天生就是『敗家子』。
但是，在家族後人尚不能理解財富背後復雜的社會關系時，就輕易地讓其享有巨大財富的支配權，其結果隻能是悲劇式的。
在盛宣懷的兒女們看來，家族與企業就好比是一口古井，自有財富洶湧而出。
錢來得太容易，自然會失去對賺錢的敬畏感，養成驕奢淫逸、揮霍無度的惡習。
龍溪盛氏家訓有『禁止賭博』的條款，但顯然未能約束盛恩頤。
圖/傅昌波
盛宣懷去世後，在朝代更替、群雄逐鹿的時代背景下，工商企業與不動產的盈利能力大幅下降，『不分家產，隻動利不動本』的遺產處置原則，使得盛宣懷各房子女的實際可支配收入大幅減少，無法滿足其奢侈的日常支出；權責不清又激化了各房對共有遺產支配權的糾紛。
這兩股強大的離心力，最終使得家族後人無視遺囑及章程約定，向上海臨時法院提出，將已歸入『愚齋義莊』的信托基金由盛氏五房重新分掉，並引發了連續不斷的家族官司。
從個人命運的角度看，帶頭私分愚齋義莊財產的盛恩頤，因不擅勞作、沒有收入來源，最終在祖宅的門房淒然去世。
盛宣懷善財傳承計劃落空的案例充分說明，家風家教才是家族最寶貴的財富，也是留給子孫後代最好的遺產。
盛宣懷留下的龐大家族遺產在數十年內煙消雲散，反而是其興辦或資助的教育機構、慈善機構、公共圖書館等，在百餘年後仍然在世間熠熠生輝。
可以說，無論是盛宣懷，還是當代的先富人群，他們的財富積累不但包括個人的努力與智慧，也離不開社會資本的支持、人力資本的奉獻和自然資本的消耗。
因此，安排家族傳承必須考慮回報社會，這也是善財傳承的要義所在。
在盛氏家族善財傳承計劃落空之際，在大洋彼岸，與它同期成立的家族慈善基金會卻茁壯成長，活躍至今——例如洛克菲勒基金會《1910年成立》、卡耐基基金會《1911年成立》、福特基金會《1936年成立》。
以洛克菲勒家族為例，從石油大王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算起，100多年來，其家族設立了70多個慈善機構，資助了包括芝加哥大學、洛克菲勒大學、北京協和醫科大學在內的眾多著名慈善項目。
其家族也已傳承七代，共300多人，每年都會舉行家族慈善聚會。
家族慈善至今仍是這個龐大家族緊密團結的橋梁和紐帶。
江蘇常州市盛宣懷故居。
圖/傅昌波
晚清首富盛宣懷的家族善財傳承計劃以失敗告終，令人唏噓，發人深思。
江蘇常州市的盛宣懷故居，應該成為超高凈值人士的打卡點。
在這裡才能真正看清楚：能夠穿越時間的家族財富，隻能是利他與自利相平衡的財富；在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新時代，慈善是超高凈值家庭的必選項，善財並行是家族傳承的必經之途。
《傅昌波，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肖彪，京師善財傳承實驗室特約研究員》
註釋：
[1] 盛宣懷早年未能考取進士，因而依附李鴻章從事庶務。
但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之後，為抑制地方派系坐大，李鴻章所代表的東南地方勢力遭遇打壓。
盛宣懷原本擬定調往直隸聽差，卻因『核與定章不符』，被吏部否決。
[2] 美國學者Feuerwerker在《中國早期工業化》中的評價。
[3] 盛宣懷家族極重視檔案記錄與保存，曾留下17.5萬件、1億餘字的檔案史料，匯編而成的『盛宣懷檔案』《即『盛檔』》記錄了家族在1850-1936年的各類事項，成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重要資料。
[4] 參見夏東元《盛宣懷年譜長編》。
[5] 參見沈雲龍《驚呆中國史料叢刊續編》中的《愚齋存稿》。
[6] 參見《酌擬中國紅十字會試辦章程請旨立案折》。
[7] 參見《龍溪盛氏宗譜》，此處『我與汝等共籌之』，是指盛隆與盛康籌建義莊的計劃。
[8] 從《龍溪盛氏宗譜》中的記載，初始投入的資產包括『屋：四廈三十餘楹；贍族義田一千二十二畝，祠基祭田一百一十二畝，共田一千一百三十四畝』。
[9] 參見彭曉飛《族產制度近代轉型之探索：上海盛氏愚齋義莊研究》。
[10] 根據當地縣志，拙園義莊規模較小，但卻持續運作到1949年當地土地改革後方才解散。
作者：傅昌波、肖彪
圖片編輯：張旭
值班編輯：邱宇
《中國慈善家》2022年第5期
2022年10月20日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