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是古代的嚴重威脅，更要命的是還可能與戰爭同時遭遇。
從古代歷史記載，許多瘟疫與戰爭有關。
如三國時期的206年到265年之間，共有62年的瘟疫記載，平均7.6年就有一次疫病的大流行。
因此曹操感嘆『白骨露於野，千裡無雞鳴』，顯然這是瘟疫與戰爭疊加的惡果。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這65年，平均下來4.9年就有一次流行。
其中的較大的疫情有25年，這其中大多與軍事行動有密切關系。
戰亂一直延續隋唐五代時期，共有58次瘟疫流行，平均6.5年發生一次，較大規模的疫情有13次，與戰亂有關的11次。
歷史的線性發展一直到元朝依舊還存在這種現象或者是某種規律。
元朝時期還發生38次疫情，其中大面積疫情有12年，與戰爭有關的是5次，平均2.3年一次，這其中就包括安徽鳳陽的朱元璋全家因此喪命的局部典型情況。
明朝時期疫情發生156年，平均1.77年流行一次，其中較大規模的是90次，與戰爭有關的是4次。
這是中國古代瘟疫與戰爭的總體情況，放眼世界戰爭來看，瘟疫幾乎影響了戰爭的進程和結果。
公元11到13世紀，羅馬教皇組織十字軍東征，由於天花流行，導致全軍幾乎覆滅。
公元1244年，穆斯林占領了耶路撒冷，路易十一率領兩支十字軍東征，後來路易十一患病去世 由此這支隊伍也宣告解散。
第二次東征，多利勒伊之戰，十字軍糧草斷絕，可怕的是隨之又發生瘟疫，屬於被瘟疫和戰爭雙面夾擊的典型案例。
從這些局部的外國瘟疫與戰爭來看，二者的發生具有某種偶然性和必然性，是蘊含著某種密切聯系的。
拋開這種『國際大視野』來看，從古代以來，瘟疫就對戰爭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在古代，醫療技術的十分低下的情況，加之征戰的環境十分惡劣，因此給瘟疫產生了創造了流行的許多條件。
從隋朝的一些戰爭和瘟疫來看比較具有代表性。
如『乙巳，以漢王諒師遇疾疫而旋，死者十八九』。
對此，《資治通鑒》給予了相關的佐證，就是在征伐期間，大量的水路軍隊數十萬直插高麗，然而最終卻因為傳染病造成巨大傷亡，由此導致全局失利。
因此戰爭與瘟疫的發生往往改變了局勢的走向，有學者將他歸為三個方面的影響。
如瘟疫加速戰爭的速度，改變戰爭的結局和瘟疫被卷入戰爭，成為戰爭的武器。
先看瘟疫加速戰爭的進程，如公元422年，北魏軍隊大舉進犯南朝，隨機將金陵包圍。
劉宋方面自然進行殊死抵抗，由此雙方互相廝殺一度戰況呈現焦灼狀態。
北魏軍隊由於傷亡慘重，暴露在野外，缺少衛生防護，由此不久，軍隊中出現了瘟疫，每天都要死亡十之二三，不得已，最終不得不做出撤軍的決定。
因此，正是這場瘟疫解救看南朝。
瘟疫改變戰爭結局
比如著名的三國戰爭，曹操在赤壁之戰被打敗，雖然有著諸多原因，但是瘟疫卻是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正是這場瘟疫直接削弱了曹操軍隊的戰鬥力。
『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
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以此可見，正是瘟疫最終改變了戰局，確立了三國的鼎足之勢。
其實這是彼時戰爭的常態，瘟疫經常如同並不太意外的伏筆突兀的參與進來，最終改變了歷史的走向。
瘟疫被卷入戰爭，成為戰爭武器。
將瘟疫故意引進戰爭之中，古已有之。
1346年西征的蒙古軍隊圍攻黑海港口，因為部隊感染上鼠疫，由此迅速瓦解。
詹尼伯格在非常絕望的情形下做出一起毀滅的決定，將患有鼠疫的屍體用巨大的石弩發射到城中，使得城內也感染鼠疫，因此這便是後來的聞之色變的黑死病的巨大毀滅的能力。
對於這種『生物戰』，其實早在公元600年，雅典人早已經將此用於戰爭。
把有毒的黑蘆薈投入敵軍飲用的河流之中，結果導致對方感染瘟疫，喪失戰鬥力，然後雅典人趁機取勝。
無獨有偶，中國漢代名將霍去病在橫掃匈奴之際，曾利用感染過的瘟疫牲畜作為戰爭的武器。
匈奴故意將有病的戰馬送給漢軍，然後導致瘟疫蔓延。
在後期，由於霍去病的軍隊幾乎將匈奴蕩平，他，他們就用感染病毒的牛羊屍體扔進漢軍取水的水源裡，由此導致漢軍和霍去病感染病毒而死，這也是霍去病長途奔襲不帶任何輜重的致命弱點。
而這些牛羊攜帶的病毒無疑堪稱當時的『生物戰爭』。
由此，當戰爭與病毒相遇，局面更加復雜，結果更加殘酷甚至出人意料。
在茫茫的歷史的進程中，這些微小的病毒往往牽動著歷史大局的走向，甚至徹底改寫了人類歷史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