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歷史編纂學在亞洲形成輻射效應，對朝鮮、日本以及越南等都產生原發性影響，但與西方歷史編纂學並未產生交集，雙方以平行姿態發展，形成各具特色的編纂傳統。
乍看起來，似無比較之必要，實則不然，隻有通過比較，才能對以歷史編纂學為主體的中國古代史學的世界地位給以恰當評價，才不會陷入『西方中心論』下的盲目自卑。
甚至可以說，無論從宏觀還是微觀視角加以考察，歷史編纂學恰恰是中國古代史學優於西方之處。
一、中西古代歷史編纂學演進路徑的根本差異
如果要在中西古代歷史編纂學之間尋找一個最根本的區別，當為修史主導權問題。
中國以制度化的官方修史為主導，形成官、私雙軌發展的基本格局，而西方始終以私家修史為主導，體現官方意志的史著並不多見。
這是比較中西古代歷史編纂學的基本前提，編纂思想、編纂方法等的差異皆由此衍生而來。
歷史典籍的豐富性和歷史記載的連續性，是中國古代史學傲視群雄以及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重要保證。
這一巨大成就的取得，顯然與官方修史制度化密不可分。
而先秦時期私人撰史的產生預示了中國史學將沿著兩大途徑發展：一是史官制度將更加發展和逐步完善，官修史書將產生更具規模的著作；二是才識過人之士將依靠官方史料為主、再加搜集其他史料，撰成體現本人歷史見解之作。
兩者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相輔相成，共同匯成中國古代史學渾浩流轉、波瀾壯闊的長河。
西方的古代歷史編纂學，不僅產生於民間，而且基本未能形成明顯的官、私互動的雙軌體系。
希羅多德的《希波戰爭史》一般被視為西方史學正式形成的標志，從取材到撰寫整個編纂過程完全屬於私人行為，此後的修昔底德、色諾芬、李維、塔西佗等史學名家，雖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但並不負有官方使命。
當然，西方史學家與官方存在密切關系者不在少數，而且中世紀也曾出現過官方修史活動，如加洛林王朝的年代記編纂，《王室法蘭克年代記》就頗具典型意義。
官方修史活動的出現，與君主制度的高度發達相契合，如此方有穩固的經濟基礎和專門的官僚機構作支撐。
中國古代官方修史之所以能夠保持連續性，正得益於此。
反觀西方，無論是希臘的城邦制，還是羅馬的共和制，抑或中世紀以貴族分權為特點的君主制，對國家機器的掌控都無法與中國相比肩。
中國雖至三國時期方出現專司其職的史官，獨立修史機構的建立也遲至唐代，但大致保持穩定，並隨著時代前進不斷走向健全。
相較之下，西方加洛林王朝的官方修史可謂曇花一現。
王朝分裂後，西方世界再也沒有出現過類似查理曼帝國的『大一統』王朝，亦沒有出現過類似查理曼那般熱心文化的帝王，始終未能建立起像中國那樣歷代延續又規模完備的史官制度，因為西方中世紀缺乏在政治、經濟、文化、疆域等各個層面長時期前後相承的中央集權統一王朝。
換句話說，西方官方修史所發揮的作用，遠遜於私家修史，雙方之間也缺乏互動。
二、中西古代歷史編纂范圍的同與異
書寫誰的歷史，是歷史編纂學首先要面對的問題。
中國先秦、秦漢時期和西方希臘、羅馬時代，都完成了從神本位到人本位的轉換，亦即以書寫人事為主，從宗教和神話以外去探尋歷史的本來面目，歷史編纂遂由天上降落到人間，可視之為人本主義或理性主義。
中國史學自記載進階到編纂伊始，就在『殷鑒』意識的主導下，以關注人間歷史為本分，後則秉承著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原則，盡力祛除附加在歷史之上的神秘成分，高舉王道和人事大旗。
戰國時期的《左傳》更進一步提出了『天道遠、人道邇』、『民，神之主也』等編纂理念，明確將人的地位置於神之上。
至司馬遷編纂《史記》，則采取紀傳體全面而立體地反映社會各階層人的生活和歷史；班固所撰《漢書》雖有濃重的天命和災異色彩，但關於人的記載仍占主要篇幅。
應該說，天命觀雖貫穿中國古代歷史編纂學始終，也不乏甚囂塵上之時代，但整體並非真正的主導意識，『天人合一』方是終極目標。
西方古代歷史編纂學亦經歷了大致相似的轉變過程，希羅多德的《歷史》將歷史內涵界定為人的活動，在追尋歷史現象背後的原因時，也開辟了『神意』之外的人事之路；修昔底德則重新理順了神諭和戰爭的關系，認為是戰爭導致迷信心態，而非神諭主導戰爭，明確反對用上天征兆來解釋歷史。
這一人本傾向在此後的史學家那裡越來越明顯，他們在分析國內矛盾、國家沖突以及人物成敗時，無不將人的因素置於首位，直至進入教會壟斷歷史編纂的中世紀。
至於在人事范圍內的書寫重心，無論中西，都以帝王、大臣或英雄等地位顯赫之人為中心，關於普通人的歷史書寫即民史書寫，長期處於邊緣位置。
但雙方存在一個重大差異，即中國古代歷史編纂學的記載范圍，要遠遠超過西方。
一是，在縱向時間范疇，西方史家更多關注近現代歷史，未能形成類似中國的『通史』家風。
西方古代史家的歷史編纂視野，大多局限於一個世紀之內，未能撰成貫串千年以上的大通史，直至19世紀以後，方倡導通史編纂。
反觀中國史家，不僅所撰近現代史動輒超過兩三百年《如《春秋》、《左傳》》，而且對編纂通史抱有極大熱情。
據現有史料來看，亡佚的《世本》已具有通史雛形，而司馬遷《史記》的時間跨度長達近三千年，堪稱世界歷史編纂學史上的一大奇觀，也為此後中國的通史編纂奠定深厚基礎，形成一種歷久彌新的史學傳統，影響直至今日。
二是，在橫向空間范疇，西方史家以政治史和軍事史為書寫主體，尤其擅長對戰爭的描述，其他方面涉及較少，沒有出現像司馬遷《史記》那樣帶有社會全史性質的著作。
司馬遷創造的紀傳體，雖以人物為主，實則屬於綜合體裁，涉及地理、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社會等各個層面，每項都可獨立成一部專史，真正做到了『范圍百家，牢籠千古』，而且所記載內容的詳盡程度，令人贊嘆。
《漢書》同樣繼承了這一特色，《地理志》竟一一記載全國各地的戶口數字，詳實程度遠超同時期西方史書。
這顯然得益於中國史料存儲的制度化和連續性，也再次從側面印證了官方修史制度是中西方歷史編纂學的根本區別。
三、中西古代歷史編纂形式的同與異
中國史學歷來有重視體裁的優良傳統，並隨著時代發展不斷創造出新的編纂形式，先後產生了編年、紀傳和紀事本末等幾種主要體裁。
中國史家在歷史編纂上的創造精神，又體現於不同時期史家對同一體裁的運用，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因時制宜，加以發展，重視加進新內容。
而且，除三大主要體裁外，中國古代史家還創造出典制體、綱目體、學案體等重要體裁，並隨時代演進不斷進行創新，同時又特別註重史書內部的組織結構和敘事方法，在體例上追求嚴整精當、有序合理、協調和諧，使全書成為聯系緊密的有機整體。
這種審美要求，與中國古代思想家強調『和』的觀念大有關系。
『和』是中國古代哲學的極高境界，也是古人的高度智慧，要求達到和諧、協調，事物之間既保持本身的特點、而又彼此融洽相處，將這種智慧用到史書體例上，就是經過精心組織、安排，使全書各大部件之間、篇章之間、相關的重要內容之間形成一種統一、協調的關系。
這是幾千年傳承下來的中國歷史編纂學的一項重要特點，同時它又反映了中華民族獨特的審美要求。
相較而言，西方古代歷史編纂學雖然也大致形成了以紀年、人物、事件為中心的體裁，但在自身的嚴密度以及發展的連續性等方面，都無法與中國古代歷史編纂學相媲美，也未能形成專門探討體裁體例的著作或文章。
其較為有特色的體裁形式，當屬獨立的長篇人物傳記。
中國古代的傳記從整體上看屬於國史一部分，不像西方那樣獨立成篇。
雙方的傳記風格也有很大不同，西方傳記書寫的目的在於彰顯人格力量，側重於性格、情感和心理的描寫，缺乏歷史元素；中國傳記書寫則是為了殷鑒前世、垂訓後世，張揚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入世精神，側重於將人生價值與歷史進程緊密結合起來，亦即敘事與傳記的結合《寓論斷於敘事》。
四、對西方史家惡意批評的駁斥
整體而言，中國古代歷史編纂學要優於西方，主要表現在不斷完善的官方修史機制、歷史書寫的連續性、史書數量的宏富、體裁體例的多樣性以及通史傳統的形成等方面。
但是，很多西方史家卻惡意誇大中國古代歷史編纂學的弊端，將我們幾千年輝煌史學成就貶得一無是處。
比如，中國古代對史料保存極為重視，數量宏福，並且涉及社會方方面面。
這本是中國古代歷史編纂學優於西方之處《西方古代官方修史機制的缺失導致史料的嚴重欠缺》，卻反被西方史家說成隻知道保存史料，缺乏批判精神。
英國史學家浦朗穆就在《過去的死亡》一書中指出：『中國人追逐博學，然永遠沒有發展批判史學』黑格爾也批評中國古代史書隻知整理史料，缺乏反省態度和精神追求，屬於『原始的史學』。
他們甚至故意誇大中國古代官方修史的弊端，稱之為『由官吏而寫，為官吏而寫』。
這些結論，與真正的中國史學顯然存在相當大的隔膜，帶有明顯的西方中心論傾向。
事實上，中國古代歷史編纂學雖然帶有濃重的『殷鑒』色彩和官方屬性，但很早就具備了『直筆』意識和『求真』觀念。
編纂一部能夠流芳百世的『信史』，是絕大多數中國史家的畢生追求。
即便是在體制內的史官，也具有相當的獨立性，遵循秉筆直書的編纂精神。
對此集權下的特殊現象，梁啟超曾給予高度評價，明確指出：『現在人喜歡講司法獨立，從前人喜歡講史官獨立……國家法律尊重史官獨立，或社會意識維持史官尊嚴……這種好制度不知從何時起，但從《春秋》以後，一般人暗中都很尊重這無形的紀律』
官方修史的相對獨立性以及私家修史的有益補充，這種雙軌制使得中國古代歷史編纂的真實性和思想性都得到了保證。
改革開放以後，在重估傳統史學的思潮下，學術界圍繞上述課題展開深入研究，已經從多個方面予以了論證。
西方史家無視中國官方修史自身的監督機制和私家修史的批判精神，無視中國史書中所蘊含的人本主義和理性光輝，無視貫穿中國史書始終的歷史哲學和史學批評，顯然是文明優越論的表現，甚至是別有用心。
對此，中國史家應有理有據地予以駁斥。
國家也應有意識地繼續推動關於中國古代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的發掘和總結，並出版一批專門闡釋中國古代史學特色的通俗性著作，引導大眾樹立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