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傳》，王曉毅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9月版。
關於嵇康、阮籍、山濤、向秀、阮咸、王戎、劉伶七賢同遊竹林的記載，自東晉初期見著於史傳後，一千多年間幾乎沒有人對其真實性提出疑問。
近代學術巨子陳寅恪先生首發新論，認為『竹林七賢』系東晉士人受佛教『格義』學風影響，取釋迦牟尼說法的『竹林精舍』之名，附會《論語》『作者七人』之事數而成，並非歷史實錄。
此論石破天驚，影響了當代學術界的研究思路。
一些學者沿著這條思路繼續發展，對『竹林七賢』說進一步『證偽』，認為竹林七賢之間的年齡差異和居地距離，使其不可能同時聚會於山陽，而且考證出造假者可能是東晉謝安。
然而，筆者通過對『竹林之遊』遺址的實地考察，並全面梳理了與竹林七賢有關的歷史、地理、文學、宗教等文獻資料後感到：盡管大師與時賢的觀點推動了竹林七賢研究的深化，但智者千慮，難免有失。
『竹林七賢』說形成於東晉初期
關於東晉初史家受『格義』風尚影響附會佛經而創造『竹林七賢』的說法如果成立，其必要條件是：此前所譯佛經中『竹林』譯名已經普遍存在。
那麼，史實又是如何呢？
為解決這個問題，筆者據《大藏經索引》對《大正藏》中關於釋迦牟尼在王舍城迦蘭陀講經園林『Venuvanan』《梵文》或『Veluvana』《巴利文》翻譯情況進行了統計，發現該園林存在著三種譯名：『竹園』『竹林』或『竹林園』。
有的佛經譯為『竹園』，有的譯為『竹林』，有的則同時譯為『竹園』『竹林』或『竹林園』幾種不同譯名。
為清晰地揭示這一譯名演變的規律，將檢索結果列表總結如下：
以上統計結果無法支持『竹林七賢』是東晉史家附會佛教典故而成的觀點，理由如下：
首先，『竹林七賢』說形成於東晉初期，而在此之前東漢三國西晉時期佛教譯經的21例中，『竹園』16例，占76%；『竹林』僅1例，占5%；『竹林園』4例，占19%。
釋迦牟尼說法處，大多數被譯為『竹園』，而不是『竹林』。
原因很簡單，『竹園』的譯法，符合漢晉時期中國社會的思想觀念和語言習慣。
這個時期的貴族園林，多以『園』命名，如『沁園』『金谷園』等。
如果東晉初期的史家以這類佛經附會道家的七賢，應創造出『竹園七賢』更合邏輯。
按史學界通行的規則，對古代史籍中有明確記載的事件，如果今人要證明其不真實，應拿出更有力的證據。
可見，盡管東漢三國西晉所譯佛經有少數『竹林』譯名，但是面對大多數被譯為『竹園』的事實，要推翻東晉初期史家的文獻記載，顯然證據不足。
其次，自東晉初期『竹林七賢』說流行後，佛經翻譯才開始了由『竹園』向『竹林』的緩慢轉變。
東晉十六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四個時期，『竹園』譯名逐漸下降，依次為55%、31%、18%、14%；『竹林』譯名逐漸上升，依次為32%、44%、37%、53%；『竹林園』的譯名也逐漸上升，依次為13%、25%、45%、33%。
如何解釋這個變化呢？
如果還未找到更好的理由，那麼，『竹林七賢』歷史典故的廣為流傳，可能就是影響佛教譯名變化的原因。
換句話說，不是佛經的『竹林說法』典故影響了『竹林七賢』稱號的產生，可能是『竹林七賢』的典故影響了佛經翻譯發生變化。
紀錄片《探索發現：竹林七賢》 (2009)劇照。
兩晉之際『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的佛教格義，是以中國的名詞概念和學術思想去附和解釋佛經，而不是相反。
況且格義的最重要規則是解釋者與被解釋者之間存在著可類比的共同性質。
因此即使雙方出現互動，士人以佛經典故比附中國歷史文化現象，也應遵循格義規則，在類似事物之間建立聯系。
然而，中國的『竹林之遊』與印度的『竹林說法』性質不同。
首先，前者是幾個朋友相聚，清談飲酒的平等交流；後者則是教主向信徒佈道，聽眾動輒千萬，如竺法護譯《無極寶三昧經》載：『一時佛在羅閱祗竹園中，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持心梵天所問經》載：『一時佛在王舍城迦鄰竹園中與大比丘眾俱，比丘六萬四千，菩薩七萬二千』再者，漢晉之際的觀念中，聖人不可學不可至，賢人與聖人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不可同日而語。
竹林七賢屬於賢人，與佛教中高僧地位相當，故孫綽作《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
佛祖則與聖人同，孫綽《喻道論》說：『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外內名耳』故他沒有以七賢去『方』諸佛，因為兩者不能類比『格義』。
太行山以南的北方地區，自古便有竹子生長，甚至作為經濟作物大面積人工種植。
《史記·貨殖列傳》：『渭川千畝竹……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漢晉之際隨著莊園經濟的發展，北方的士大夫在修建風景秀麗、自給自足的莊園時，一般要種植竹子。
漢末仲長統是山陽高平《今山東濟寧》人，年輕時代活動足跡在北方地區，『年二十餘，遊學青、徐、並、冀之間』，後參曹操軍事，長期生活在鄴。
而他在《昌言》中這樣描寫理想中的莊園：『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佈』西晉潘嶽的莊園則實實在在位於洛陽南郊的洛水之濱，他在《閑居賦》中這樣寫道：『爰定我居，築室穿池……竹木蓊藹，靈果參差』由此可見，河內山陽嵇康的莊園中有竹林、生長著竹林是完全可能的，而歷史文獻記載和實地考察證明，『竹林之遊』的兩處遺址——即嵇康的兩個故居：山陽園宅和嵇山別墅的確存在，竹林並非虛構。
第一、山陽園宅。
《水經註》卷九《清水》：『又逕七賢祠東。
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變貞萋。
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中散大夫譙國嵇康，晉司徒河內山濤，司徒瑯邪王戎，黃門郎河內向秀，建威參軍沛國劉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陽，結自得之遊，時人號之為竹林七賢。
向子期所謂山陽舊居也。
後人立廟於其處。
廟南又有一泉，東南流，註於長泉水。
郭緣生《述征記》所雲：‘白鹿山東南二十五裡，有嵇公故居，以居時有遺竹焉。
’蓋謂此也』郭緣生《述征記》關於竹林遺址的記載，又見於多種類書征引，其中《太平禦覽》卷六十四《居處部四·宅舍》所引最為詳細：『山陽縣城東北二十裡，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今悉為田墟。
而父老猶謂嵇公竹林地，以時有遺竹也』
郭緣生生平事跡不詳，《隋書·經籍志》卷二《史部·地理類》記載：『《述征記》二卷，郭緣生撰』該書《史部·雜傳類》又載：『《武昌先賢傳》，宋天門太守郭緣生撰』可見，郭緣生是南朝劉宋時期的人，《述征記》是記載山陽嵇康園宅遺址生長竹林的最早文獻資料。
《水經註》中的『七賢祠』，元末改為佛教廟宇『竹林寺』，但寺內有『七賢堂』，供奉竹林七賢。
廟南『七賢泉』，後名『竹林泉』。
此廟此泉見諸歷代文獻，如《太平寰宇記》、《明一統志》、《河南通志》、《大清一統志》、乾隆《獲嘉縣志》、《輝縣志》、道光《修武縣志》以及今修《修武縣志》等。
竹林寺《七賢祠》遺址與竹林泉相鄰，位於今河南輝縣魯莊與山陽村之間。
如今竹林寺已蕩然無存，而竹林泉卻萬古流淌，泉水匯成清澈湍急的小溪，繞竹林遺址東流，岸邊有大片翠綠的竹林。
訪問村民得知，他們不知『竹林七賢』典故，種竹不是為了紀念先賢，而是為經濟目的，是當地重要副業。
但是對我們這些竹林七賢尋蹤者來說，清涼的泉水和茂密的竹林則有了特殊的意義。
打鐵需好水，竹林非虛構。
《世說新語·簡傲》註引《文士傳》描述的嵇康灌園打鐵情景，似乎穿越了時空，就在眼前：『康性絕巧，能鍛鐵。
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嵇康引來的水，乃竹林泉之水。
第二、嵇山別墅。
魏晉士人除了經常性居住和經營的園宅，還在依山傍水處修建遊樂性的別墅，史書中稱為『山墅』。
嵇康也不例外，他在距竹林泉莊園西北二十五裡左右的嵇山便擁有別墅。
嵇康在與郭氏兄弟互贈的詩中，透露了這一信息：『昔蒙父兄祚，少得離負荷。
因疏遂成懶，寢跡北山阿』『亮無佐世才，時俗所不量。
歸我北山阿，逍遙以相佯』其中的『北山阿』，不是表達理想憧憬的文學描寫，而是坐落在嵇山的別墅，竹林之遊的第二個處所。
當筆者沿著漫長而曲折的進山古道，到達群山環抱的山奧——天門山百家巖下的嵇山時，理解了『北山阿』一詞的含義。
《修武縣志》還附有古代地圖，與考察結果相同。
以上文獻中出現的白鹿山、天門山、嵇山，實際上是對同一座山幾個山峰的不同稱謂。
該山位於太行山南部、修武縣北境，山勢極雄偉。
百家巖是天門山南坡下一個約高170米、寬500米的巨大峭壁，峭壁下一低矮的小山丘便是嵇山。
峭壁與嵇山之間有個約寬30米、長100米的平緩地，可供百家人居住《故名『百家巖』》，有清泉、山溪，風景秀麗，嵇康的山墅即建在此處，後被佛教廟宇『百巖寺』取代。
竹林之遊的古跡，集中在這一帶，如劉伶醒酒臺，孫登長嘯臺，阮氏竹林，嵇康鍛灶、淬劍池等。
對此處的自然與人文地理，《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明一統志》、《河南通志》、《大清一統志》、道光《修武縣志》等，作了詳細的記載。
需要指出的是，在百家巖附近的山坡上，到處可見一叢叢野生的竹子。
這裡也是竹林七賢遊宴清談之地。
『七賢』故裡之間的距離
是聚會『竹林』的障礙嗎？
『竹林』的存在已得到了證明，那麼，『七賢』故裡之間的距離，是否能成為他們聚會『竹林』的障礙呢？
曹魏前期，士人多離本土，集中到首都洛陽和京畿地區居住，以至選官制度改變了傳統的鄉裡選舉，改用九品中正制。
竹林七賢的實際居地與籍貫並無關系，他們多數居河內郡，少數居洛陽，相距不太遠。
漢末的長期戰亂造成了北中國人口銳減，出現了大量的無主荒田，這種現象在主戰場首都洛陽附近的河南、河內郡更為明顯，故曹操遷漢都於許昌，而定魏都為鄴。
在黃初元年《220》遷都洛陽所引起的移民浪潮中，曹魏中央政府官員從原居住地鄴，攜家帶口遷往洛陽。
當時地廣人稀，官員們在京畿地區紛紛占田建宅，原籍馮翊的半退職官員楊沛，『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對南方孫吳用兵，從皖北壽春到洛水以南被劃為屯田區，故官員占田主要在洛水以北。
因此位於洛陽北部的河內郡成了戰略後方，地位相當於東晉的會稽。
河內郡位於太行山南麓，土地肥沃，多泉水瀑佈河流，遍佈達官貴人的莊園水碓，其中『有公主水碓三十餘區』。
紀錄片《探索發現：竹林七賢》 (2009)劇照。
嵇康原籍為譙郡銍人，其父為曹魏督軍糧侍禦史，他本人則與長樂亭公主結婚。
山陽的莊園，既可能由其父所建，也可能來自其妻的陪嫁。
竹林七賢之一的王戎，原籍瑯琊，可能也是在魏初的移民浪潮中，由其父王渾在山陽置下園宅，成為嵇康長期的鄰居，『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
山濤與向秀原籍分別為河內郡懷縣《山陽南鄰，今武陟縣》的小虹橋村和尚村。
即使山濤、向秀仍住在故裡，與嵇康園宅相距亦不過七十多裡，在『自由』占田的時代，可能住地更近。
向秀《思舊賦》說：『餘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居止』不是指性行，而是指居住，上文楊沛『居止』草廬中，是其證。
沛人劉伶同樣不在原籍居住，史書所見其活動范圍不出洛陽與河內一帶。
此人行蹤不定，『常乘鹿車，揣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雲：‘死便掘地以埋’』。
與山陽、懷縣相鄰的河內獲嘉縣有劉伶墓，距嵇康竹林園幾十裡，比山濤、向秀故裡更近。
阮籍住在洛陽城外谷水轉曲而東流處，該地因此得名『阮曲』，作為古跡載於歷代地理著作。
阮咸隨其叔阮籍同居此地，『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
雖然洛陽與山陽相距較遠，約二百五十裡左右，但並不能阻礙阮氏叔侄去參加竹林遊宴清談。
當時長住洛陽的達官貴人，最喜歡的旅遊休假活動，便是北上河內，到太行山南麓的青山綠水間漁獵，在山墅中飲酒清談。
應璩的《與從弟君苗、君胄書》透露了有關曹魏士大夫『山陽情結』寶貴的信息。
應璩是建安七子應瑒之弟，在洛陽上層交際甚廣，歷任散騎常侍、侍中、大將軍長史等要職，嘉平四年逝世。
從信的內容看，原籍汝南的應氏家族如今已在河內山陽落戶，擁有了土地園宅。
應璩在信中勸在山陽務農的兩位從弟，千萬不要入仕，而要致力於擴大莊園的經營規模：『追蹤丈人，畜雞種黍。
潛精墳典，立身揚名，斯為可矣……郊牧之田，宜以為意，廣開土宇』自己混跡官場，是不得已而為之，最高興的活動，是越芒山、渡黃河，北上河內山陽，回到大自然中：『間者北遊，喜歡無量。
登芒濟河，曠若發蒙。
風伯掃途，雨師灑道。
按轡清路，周望山野。
亦既至止，酌彼春酒。
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修，味逾方丈。
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
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
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何其樂哉！』最理想的生活，是徹底退出政界歸隱，『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沉鉤緡於丹水』。
這不是文學意象，而是有確切地理位置的莊園。
丹水出太行山東南流，經山陽境內的鄧城，後與沁水匯合。
能滿足魏晉士族『隱居』享樂的河內山陽，不是經濟落後的窮鄉僻壤，也不是簡單的旅遊勝地，軟禁漢獻帝的濁鹿城就在此地。
曹魏在濁鹿城駐重兵，設特別軍區『督軍』，到西晉泰始二年《266》才撤銷，『罷山陽公國督軍，除其禁制』。
大量軍人的消費，有利於該城的經濟繁榮。
另外，曹魏後期鄴城是個大城市，軟禁著大量的曹魏王公，而山陽恰恰位於洛陽與鄴中間。
這些因素，使濁鹿城成為從洛陽至鄴交通要道上的重鎮，嵇康的園宅位於濁鹿城東北郊，相距數裡。
如向秀《思舊賦》描述他從洛陽出發北上赴嵇康故居的路線為：『濟黃河以泛舟兮，經山陽之舊居。
瞻曠野之蕭條兮，息餘駕乎城隅』文中所言停放馬車的『城隅』，便是濁鹿城。
從該城到洛陽的路上，有宣陽城，是古代的驛站，稱為『宣陽驛』。
可見，從洛陽到山陽，有便利的交通和居住的傳舍，為名士的遊樂、狩獵和學術交流提供了條件。
這裡既無物質匱乏，又無文化寂寞，因此也就成了名士『隱居』勝地。
魏晉之際的『箕山』在洛陽名士心中，是他們暫時獲得精神超越的理想樂土，故史書中留下了阮籍、阮咸、阮侃等阮氏家族成員在山陽流連往返的記載；在洛陽當局眼裡，則是一個政治敏感的地區，尤其當隱士雲集之時，故鐘會帶大批隨行，『乘肥衣輕，賓從如雲』，浩浩蕩蕩赴嵇康園宅『拜訪』，最終導致了竹林之遊的悲劇結局。
紀錄片《探索發現：竹林七賢》 (2009)劇照。
竹林七賢的形成過程中，山濤起了重要作用。
《晉書·山濤傳》說山濤『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竹林之契』。
所謂『竹林之契』，是指約定時間遊於竹林。
這條史料透露的信息是：正始五年《244》39歲的山濤出任河內郡功曹，作為負責選拔人才的官員，結交了寓居本郡的才子嵇康、呂安，後將新識的阮籍介紹給嵇康，前期竹林之遊的核心由此形成。
據《世說新語·賢媛》記載：『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
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應韓氏要求，山濤邀請二子來家中做客並留宿，韓氏夜晚從窗洞中窺視山、嵇、阮三人清談『達旦忘返』。
山濤家的這次小聚會，實際上是竹林之遊的序曲。
他們介紹各自的好友加入，是順理成章的事。
向秀與山濤故裡相近，『少為山濤所知』，自然由山濤介紹；阮咸、王戎是通過阮籍；劉伶則因同氣相求，『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
當時山濤『家貧』，嵇康的園宅成了活動中心。
正始後期，山濤、阮籍、嵇康曾到首都洛陽任職，並參加了正在蓬勃發展的玄學清談。
但是，到正始八年《247》，面對曹爽與司馬懿兩大政治集團矛盾激化，他們像許多不願卷入其中的士人一樣，相繼從政界退出，回鄉隱居。
關於山濤與阮籍的隱退過程，史書有明確記載。
正始八年，任河南從事一職的山濤因洛陽的政治形勢而焦慮得夜不能寐，『投傳而去。
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
阮籍的情況大同小異，正始九年《248》，『及曹爽輔政，召為參軍。
籍因以疾辭，屏於田裡。
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
從正始八年前後山濤逃出洛陽回到河內，到景元三年《262》嵇康被殺，竹林之遊持續了15年左右。
以嵇康甘露元年—四年《256—259》離家赴河東學道三年為界，竹林之遊可劃為前期《247—256》和後期《259—262》。
前期的核心人物是嵇康、阮籍、山濤，特點是避開洛陽的政治旋渦；後期的核心人物是嵇康、呂安、向秀，特點是消極抵制司馬氏的『名教之治』。
無論前期還是後期，參加竹林之遊的名士都不存在嚴密的組織，僅是個松散的文人群體。
參加者也不局限於七人，史冊留名的還有呂安、阮侃、趙至、郭遐周、郭遐叔等。
但是『竹林七賢』的傳說，可能以某次七人的竹林聚會為原型。
時間發生在前期正始九年《248》的可能性最大，因為該年七賢均無官職，有可能同在山陽。
而高平陵政變之後，阮籍自嘉平元年即被司馬懿辟為從事中郎，此後，七賢很難全部相聚於竹林。
不能否認，竹林七賢的年齡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正始九年，山濤43歲，阮籍38歲，嵇康25歲，而王戎僅14歲，年齡太小，似乎不可能參加成人的清談。
然而，那是一個學者早熟的時代。
王弼17歲時已成為嶄露頭角的玄學少年，出色地回答了裴徽提出的關於『儒道異同』的重大哲學問題；18歲時已在何晏主辦的清談會上脫穎而出，成為學術明星。
沒有年齡與資格限制的學術平等，恰恰是正始清談的特點。
王戎的年齡和水平雖不能和王弼相比，但是他從6歲開始就以超常的聰明機智名揚天下。
『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
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眾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
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
又嘗與群兒嬉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
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
’取之信然』王戎14歲時，以思想深刻得到阮籍的賞識。
年長王戎二十多歲的阮籍，與王戎的清談的興趣遠遠大於其父王渾：『阮籍與渾為友。
戎年十五歲，隨渾在郎舍。
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
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
謂渾曰：‘俊沖清賞，非卿倫也。
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同時，王戎又家住山陽，故作為特殊情況，阮籍攜『神童』王戎參加竹林之遊是完全可能的。
『竹林七賢』為何不見諸魏晉之際的文獻？
既然『竹林七賢』是歷史事實，為什麼不見諸魏晉之際的文獻呢？
這個現象，與當時嚴酷的政治背景有關。
高平陵政變之後，中國歷史走上了長達16年的魏晉禪代之路，史家以沉重的筆調寫道：『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寥寥幾筆，勾出了那個血腥的時代。
以反抗司馬氏名教之治為主題的竹林清談最終以嵇康被殺而消亡。
在政治恐怖的環境中，士大夫已失去了秉筆直書為這些持不同政見者樹碑立傳的勇氣，即使嵇康的好友向秀也是如此。
大約在嵇康和呂安被害的第二年——景元四年《263》元月，在強大的政治暴力面前，向秀不得不低頭了——結束了『隱士』生活，以本郡計吏身份赴洛陽，被任命為散騎侍郎，成為最後一個向政治強權妥協投降的竹林名士。
在回家準備赴任的途中，向秀有意繞道去了嵇康故居，創作了千古絕唱《思舊賦》，僅給後人透露了有關他與嵇康、呂安友誼的點滴信息。
魯迅曾說：『年青時讀向子期《思舊賦》，很怪他為什麼隻有寥寥的幾行，剛開頭卻又煞了尾』細讀《思舊賦》，在那躲躲閃閃的文字後面，可以感到魏末凜冽的政治嚴寒與向秀近乎心死的悲哀。
紀錄片《探索發現：竹林七賢》 (2009)劇照。
西晉王朝建立後，隨著當年支持司馬懿發動高平陵政變的老一代禮法之士已退出了歷史舞臺，而正始、竹林名士及追隨者們逐漸上升，思想環境相對寬松的文化時代開始了。
司馬炎在其執政期間，積極解決魏晉禪代中遺留的歷史問題，善待那些葬身於禪代之路上的玄學名流的後代。
但是，司馬炎並沒有為魏末的政治反對派公開平反，如果將屠殺玄學名士的歷史冤案全部翻過來，豈不是否定了自己上臺的合理性嗎？
例如，泰始八年《272》的『黨爭』中，河南尹庾純在一次酒會上質問賈充：『高貴鄉公何在？
』不僅揭了賈充的傷疤，而且對晉王朝不敬，致使司馬炎下詔免庾純的官職，並交司法部門論處。
又如，嵇康的兒子嵇紹，因是政府要犯的兒子，直到太康二年《281》，才在山濤的薦舉下入仕，『時以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
年二十八，山濤啟用之，世祖發詔，以為秘書丞』。
在這種政治環境中，山濤、王戎等人不可能公開標榜竹林之遊，更何況產生於司馬炎時代的《魏書》《三國志》等史書呢！不過，從山濤、阮咸、劉伶、向秀、王戎入晉後在政治舞臺上互相呼應、互相支持的表現，可以證明他們之間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如山濤、向秀都卷入了泰始七年—八年玄學派名士企圖將賈充趕出朝廷的活動。
又如，咸寧四年《278》，吏部郎這個重要職位出現空缺，山濤極力推薦阮咸，以至與晉武帝發生了沖突。
這些現象，很可能與『竹林』時期結成的友誼有關。
以晉武帝的逝世為標志，西晉王朝進入了元康時期，魏晉玄學清談也在這個時期出現了繼正始之音後的第二個高潮。
這時，除了王戎碩果僅存外，無論是竹林名士還是魏末迫害竹林名士的禮法派官員，都已離開了人世，魏末的血案，已與在位的當權派無關。
竹林名士不得已而反禮法的過激言行，符合新一代的玄學青年『元康放達派』的胃口，而王戎的政治與學術地位，則對『竹林之遊』在兩晉之際的流傳，起了直接作用。
元康時期，王戎以尚書仆射領吏部，後遷司徒，長期主管選舉，一手扶植了以其從弟王衍為代表的中朝名士上臺，堪稱元康玄學的後臺元老。
而王衍提拔的族弟王導、王敦，後來按其部署，輔佐司馬叡創建了東晉王朝。
王敦、王導元康時期曾追隨王戎、王衍等前輩參加清談的經歷，是他們在東晉時經常炫耀的文化資本。
但是，王衍有清談誤國和媚敵求生的劣跡，在東晉初期的士人社會中名聲不佳，因此以王導為代表的東晉瑯琊王氏家族，選擇了王戎為家族先賢。
嵇康、阮籍在兩晉之際的威望與日俱增，宣揚『竹林之遊』，對提高王戎以至該家族在士族清流社會中的地位，有著重要意義，於是王戎重遊竹林的故事在東晉初期廣為流傳。
如果這個傳說可靠，『竹林之遊』一詞最早出處，來自王戎之口：
王濬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
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紲。
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劉孝標註引《竹林七賢論》：『俗傳若此。
潁川庾爰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雲：‘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皆好事者為之也。
’』
文中的文康是庾亮《289—340》，少年時代在西晉上層度過，對東晉初期流傳的關於王戎重遊竹林的說法，持否定態度，認為是『好事者』造出來的。
那麼，是誰如此好事呢？
毫無疑問，隻能是這個傳聞的受益者，即東晉第一名門望族——瑯琊王氏家族。
王導主持的清談場，是東晉初期竹林七賢熱的發源地，《世說新語·文學》：『舊雲王丞相過江，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這三理中的前兩理，系嵇康發明。
『取樂竹林，尚想蒙莊』，出自王導丞相掾李充的《吊嵇中散》，是東晉最早將嵇康與『竹林』聯系在一起的散文。
庾亮極力否認王戎重遊竹林之事，意在抵制其政敵瑯琊王氏家族的政治影響，是潁川庾氏與瑯琊王氏的『江州之爭』所致。
但庾亮隻是否認王戎到竹林舊地重遊的傳說，或許暗示王戎未曾參加過竹林之遊，而絕非否認竹林之遊本身的存在。
當時東晉政界的要員即所謂『中興名士』，實際上多由西晉中朝名士南渡組成，憑空編造王戎與竹林七賢的故事，是不近情理的，不可能得到廣大中朝——中興名士的認可，也無法流行。
況且，現存史書中最早明確記載『竹林七賢』者，便是庾亮的親信幕僚孫盛。
紀錄片《探索發現：竹林七賢》 (2009)劇照。
據張可禮先生考證，孫盛西晉永嘉三年《309》10歲時渡江南下，到東晉建立的建武元年《317》已是18歲少年，屬第一代東晉名士，比在江左出生的第二代東晉名士謝安《320—385》年長20歲。
由此可見，有些學者提出的『竹林七賢』起於謝安說，很難成立。
咸和六年《331》，孫盛入仕，『舉秀才，起家著作郎』；自咸和九年《334》起，任征西將軍庾亮主簿，後轉參軍，長期在武昌。
此時，殷浩任庾亮記室參軍，孫、殷二人均為著名的大清談家，不僅在武昌論戰，而且時常『下都』，到首都建康，作為著名辯手，參加王導、司馬昱等人舉辦的清談會。
《世說新語·文學》多有記載，如以下三條：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下都，王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謝鎮西並在。
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
左右進食，冷而復暖者數四。
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飯中。
賓主遂至莫忘食。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
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
孫語道合，意氣幹雲。
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
孫安國即孫盛。
史書雖然未留下孫盛與王導交往的記載，但從其在王、庾爭鬥中對王導的友好態度，可以推測他很可能與王導有過交往，或參加過王導主持的清談。
通過孫盛、殷浩等在東晉上層學術『沙龍』中的活動，可以看到他們與南渡的西晉中朝名士《即中興名士》有密切交往。
顯然，在這種文化環境中，孫盛憑空大量杜撰關於竹林七賢活動的細節，是不可能的。
合理的解釋是，中興名士中流傳的關於『竹林七賢』的故事，被孫盛所收集整理，最後融鑄在其撰寫的曹魏斷代史《魏氏春秋》中：『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遊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
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瑯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為七賢』
雖然七賢共聚竹林的時間是短暫的，遠不如嵇康與向秀、呂安的灌園鍛鐵持久，也不如嵇康與郭氏兄弟的交往實在，它隻是竹林之遊中的一景，然而卻由於特殊的時代因緣，通過孫盛之筆，作為魏末清流名士的象征，在歷史的記憶中定格了。
本文選自《嵇康傳》，較原文略有修改，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原文作者/王曉毅
摘編/安也
編輯/李永博
導語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