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彼時，趙宋王朝在女真的打擊下驟然崩潰，靖康之恥成為所有漢人心中的痛。
但大亂之後，南北各自開始休養生息，另做打算。
那麼，如何收攬人心並且維護統治便成了南宋和金朝面臨的頭等大事。
如何盡快安定天下呢？
通過科舉制度來拉士人，無疑是絕佳選擇。
這樣一來，楊業和元好問兩人的經歷和家族就成了絕佳的歷史見證。
楊業不僅是說書評戲裡的主人公，還是歷史上實實在在存在的武將，而作為元曲大家和文人翹楚的元好問就更得坊間熟悉，兩人一文一武，彼此之間似乎毫無任何瓜葛，但卻因為科舉制被聯系到了一起。
科舉制度固然影響千年，那麼在楊業和元好問的時代之前，又有怎樣的出仕途徑呢？
又對百年後的科舉制度有怎樣的影響呢？
一、出仕：科舉前如何做官
按照馬克思的經典論斷，階級是社會的基礎，傳統中國也不例外。
作為統治階級的，自上古以來便是巫和王，眾多王室成員及其部屬也就成立次一級的統治階級，掌握眾多奴隸的生殺大權。
到了西周和春秋時代，貴族階層開始崛起，依靠世襲制度將官位世世代代地傳承下去，正所謂『世卿世祿』，階級成為貴賤的代名詞和彼此之間的鴻溝。
但隨著周天子權威的逐漸崩潰，各諸侯國紛紛崛起，這促使軍功成為平民出仕做官的不二選擇。
直到秦漢，以軍功評爵位成為主流。
但畢竟天下太平，哪裡有那麼多仗打呢？
兩漢時期的軍功和武士的地位便開始逐漸下降。
早在漢武帝時期，朝廷便已經注意到依靠軍功封爵做官的人不一定能夠勝任治理百姓的父母官職責，於是另辟蹊徑，一方面下令讓各地郡縣定期給中央舉薦，一方面由中央出面，號召天下才子毛遂自薦，這便是察舉制和征辟制。
但隨著漢末大亂，三國和兩晉紛紛，直到南北朝分裂，其間，世家大族依靠強大的實力，不僅極大地限制了皇權，使得魏文帝曹丕都不得不用九品官人法來討好士人大族，而且通過把持選官大權，進一步削弱了皇權。
由於九品官人法隻靠選官者的個人好惡，這便促使『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出現，廣大寒門子弟無法獲得上升機會。
於是，在吸取兩漢任用官員事先考試的經驗，隋唐開始大力推行科舉制度。
即，開設不同考試科目，只要天下學子可以在競爭中脫穎而出，便可以獲得出仕做官的機會。
當然，由於隋唐時期的文武勛貴頗多，尋常人家要與這些子弟相比，的確稍遜一籌。
隨著李唐王朝在內憂外患下的滅亡，五代十國再次使得武人有了依靠軍功上升的途徑。
直到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趙匡胤和城府極深的弟弟趙光義，二人均意識到：必須打壓武將的氣焰，否則『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嘩變將不能避免。
所以，北宋不僅加大了科舉和學校的普及，還拓寬了取士的名額，一介佈衣的士人都可以『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於是，諸如楊業家族一般的武人，雖然在五代時期依靠軍功獲得提拔，但終究被逃不過北宋君臣的懷疑甚至打壓，而諸如金代元好問一般的文人，則乘勢崛起，依靠科舉的助力和家族的輔助，一步一步邁上了頂峰。
二、選擇：金元時代的漢人和科舉
一般認為，長江以南無遼金，黃河以北無南宋，這雖然是大略的判斷，但的確道出了一番歷史真相：南北之間，的確存在著差異和隔膜。
隨著科舉制度的推廣，各地士子紛紛投入到了科考的征程之中。
但畢竟自唐中後期以來，江南便逐漸成為天下財賦重地，連東京汴梁都必須靠漕運江南的糧餉過活。
與此相反，黃河以北由於遭遇多年戰亂，甚至時常出於北方部族南下的前線，故而呈現出一片衰敗的景象。
為了避禍，眾多士人家族和豪門大戶紛紛南下江南或者進入川蜀，留下來的多半是武人和沒有門路的普通士人。
作為武人的代表，楊業便是五代動蕩之際北漢麟州刺史楊信之子，自幼精於騎射、喜好狩獵，後來因積累軍功晉升為建雄州節度使。
其實，楊氏一族作為晉北武人的代表，隻是大歷史下的一個縮影。
早在唐中後期，北方的粟特和沙陀部族便紛紛進駐晉北，隨後因為騎兵戰力強悍，又被朝廷籠絡收編，成為依靠軍功上升的武將家族。
由於北有契丹，南有趙宋，北漢的境遇十分困窘。
於是，更要仰仗世代從軍習武的楊業一族。
被降伏之後，楊氏一族依舊為趙宋戍守北境，時常與契丹接戰。
隸屬於沙陀突厥軍事集團的晉北武人，隻是因為其軍事價值得到了朝廷的青睞，就如同楊業戰死後，其子孫依舊從軍作戰，無論是楊延昭還是楊文廣，包括楊業之弟楊重勛，均被朝廷授予武職，並且作為高階武官得到寵信。
但隨著北宋滅亡，晉北突然從對敵前線被納入到了腹地，不必再整頓武備，至於像楊氏一族的將門，不僅失去了依靠戰功出仕的機會，而且在異族的統治下，還會遭到打壓。
於是，科舉制度就成了黃河以北士人的選擇：出仕不僅能獲得上升的機會，而且可以躲避異族的傾軋，獲得官府的庇護。
於是，金代的元好問便成了新的榜樣。
元好問出身於秀榮元氏，據說是北魏拓跋皇族的後裔，故取漢姓為『元』。
元好問的先祖曾任北宋忻州神虎將，其後多代均有嘗試科舉，直到元好問這一輩，元氏家族已經兩代進士，在金朝進一步推廣科舉並且拉攏士人的機緣之下，元好問也選擇了科舉出仕的路子。
追根到底，棄武從文是當時晉北乃至於華北士子的普遍選擇。
畢竟依靠征伐積累軍功，首先會面對漢人的身份問題，其次也得不到女真人的重視，唯有科舉制度可以發揮身為漢人的優勢，而且不必與南方的漢人同室操戈。
於是，從金代開始，直到蒙元，科舉便從漢族士人出仕的不二選擇成為眾多華北士人求取安身保命、出仕為官的被迫選擇。
三、南北：歷史的空隙
如果以『南北朝『視角來觀察金元時代與兩宋之際的士人：同樣都是遭受北族武力入侵後，原漢人政權崩潰並南遷，中原遂被異族占據。
之後中國歷史出現了兩條所謂的《主要》』漢化『路線：一支士人群體南下，實現了對南方各族群的』漢化』，一支士人群體或輾轉各地、或仍留居中原，但始終都在異族的統治之下，並適時的『漢化』了異族《契丹的燕雲十六州、女真和蒙古的儒學士人》。
如果說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漢化』尚且是不成體系和制度性的，仍有世家大族和文武勛貴的世襲色彩，那麼金元時代和兩宋之際，由於隋唐以來的科舉制度已然成熟，足以作為出仕、應舉和階層上升的穩定途徑，則社會已然有平民化的趨向。
以科舉制度和登第人數最為突出，中國本部的南北方呈現出巨大差異，即北方士人越來越無法和南方士人競爭，其上升途徑、出仕機會日益渺茫。
甚至到明代有『南北榜』的推出。
即顧炎武所聲稱的，『今制科場分南卷、北卷、中卷，此調停之術，而非造就之方』，認為北方人不堪造就。
但早在北宋立國以來，南北士人境遇日漸擴大的現實，在北方異族的入侵和統治後被打破，黃河以北《甚至關隴、川隴多地》淪陷，加之五代後晉時早已被獻出的燕雲地區，這一區域下的漢族士人獲得了出仕的新機會。
女真為了籠絡人心、為了新政權盡快穩定、加強政權的統治和漢人的輔佐、與宋競爭正統性。
特別的，以晉北武人楊業和地方家族元好問為代表，在女真以及蒙古的統治下，其從軍出仕的機會勢必會隨著擴張的停止而減少，並且會因為冗官而被削減。
故而，科舉制度作為較為穩定的出仕途徑，不僅受到漢人的青睞，也成為女真人、漢人和蒙古人的選擇。
結語
主動傾慕於所謂的漢人文化與制度固然有之，但從士人——這一社會精英階層的形成和發展角度來看，很顯然，鞏固政權的需求和維護本族地位的現實考量才是更為重要的，而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何金元時期番/胡漢民族隔閡的存在與出仕途徑的日趨變通、多樣。
即如正史所載： 『仕進有多岐，詮衡無定制』，楊業與元好問便是那個時代的縮影。
參考文獻：［日］飯山知保：《另一種士人：金元時代的華北社會與科舉制度》，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年；劉浦江：《遼金史論》，中華書局，2019年；宋濂等：《元史》卷81，中華書局，1976。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蘇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