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改良思想家、著名報人王韜，自流亡香港開始，與粵人交誼日深，舊雨新朋幫助他融入香港社會，給他提供了發揮才能的平臺。
旅港期間，王韜結交軍政商工人物，其改良思想得到進一步拓展和深化。
王韜與粵人的交往改善了他的經濟狀況，跟粵省武將的交往應存在『利益交換』，早期報業中隱藏的新聞倫理問題值得關注。
王韜
陳玉蘭輯校《弢園尺牘新編》收錄王韜致粵人書信共82通，在全書中占有很高比例。
田曉春輯校《王韜日記新編》新輯入少量未刊日記，與已刊日記、尺牘相印證，筆者發現王韜旅港期間明顯擴展了交往圈子，在文官、文人之外，商人、武將、『粵工』也進入其友朋之列。
多年來，學界先進研討王韜生平、思想、交遊、創作，異彩紛呈，勝義迭出，唯對王韜與粵人交遊方面尚多闕略。
筆者不揣淺陋，利用尺牘、日記、詩文作一點考釋，就正於通人雅士。
『上海前期』回顧
王韜《1828-1897》，江蘇蘇州甫裡《今甪直》人，一生除鄉居時期外，1862年前定居上海，1884年從香港回滬定居，有『上海前期』、香港時期、『上海後期』之分。
1843年上海開埠，英國人率先開設領事館，遇到最大困難是缺乏中英文翻譯，不得已，請年僅15歲的廣東香山人唐廷桂赴滬服務。
首先跟隨外商來到上海的是廣東買辦。
香山買辦吳健彰，自1848年起任上海道臺達7年之久。
小刀會起義的領袖劉麗川也是香山人，與吳健彰素識，起義軍骨幹大都是廣東、福建人。
開埠早期的上海，充斥著廣東、福建人的身影，王韜繼室林琳就是福建人。
1858年底，王韜兩次寫信給吳健彰求助，凸顯他在『上海前期』的落魄。
開埠前十幾年《1842-1855》的上海商界，主導大宗貿易的商人除西方人外，主要是福建人和廣東人。
1853年，《遐邇貫珍》報道小刀會起事時，說上海『五方雜處，而閩粵人居多』。
王韜自己在《瀛壖雜志》中寫道：『閩、粵大商多在東關外，……閩、粵會館六七所，類多宏敞壯麗，……近來閩人生意大衰，……粵人則多在北關外，較昔更盛，大半在西人處經紀通商事務』『黃浦之利，商賈主之。
每歲番舶雲集，閩、粵之人居多』《嶽麓書社版第13頁》小刀會起義後，官府禁止閩粵人居住縣城內，粵人遷入北關外《英法租界》及虹口地區定居。
王韜早年到上海墨海書館『傭書於西人』，勢必要接觸旅滬粵商，但他此時文人習氣尚重，即有交往，亦鮮記錄。
咸豐三年《1853》正月，道臺吳健彰兩個公子到上海探親，慕名前來拜會，王韜為之題詩《雙璧行贈延陵兩公子》。
《陳玉蘭校點《王韜詩集》第57頁》這可能是王韜最早與粵人往還的記錄，這首詩純屬奉承性質。
承珠海市吳流芳老師賜知，此次拜會王韜的，是次子吳家珍、三子吳慰祖。
吳家珍《1831-1889》，咸豐二年順天鄉試舉人，授浙江候補道，曾署理浙江杭嘉湖兵備道；吳慰祖《1837-1886》，咸豐二年順天鄉試舉人，授工部屯田司郎中。
吳健彰為最早赴滬的香山買辦之一，善於與洋人打交道，超擢蘇松長太道即『上海道』，小刀會起義爆發時被捕，潛逃得脫，清廷以『通夷養賊』罪名將他革職拿問，仍令其帶罪效力，『築別墅於城西』江南士子普遍對吳氏沒有好感。
弢園尺牘裡面有兩封致吳健彰書信，出版時改題為《上某觀察》、《歲暮幹人書》，與日記相對照，可知均系咸豐八年《1858》年底所書，目的是請求借貸以度歲。
這一年年底，王韜欠賬太多，不得不向這個『名教罪人』求助。
信中說，上海地方人士擬重修縣志，本人已有《瀛壖雜志》初稿，希望『賜以刻貲』，又提起1853年為吳氏兩公子題詩一事，希望吳健彰念及舊情，資助印書費用。
不知為何，吳健彰沒有理睬。
臘月二十七日，王韜見杳無音信，不得已再上一函，一改前書的含蓄，明道其意：『今者節逢送臘，時值迎年。
賈島祭詩，亦須棗脯；杜陵守歲，尚辦酒漿。
……幸勿指取求為瑕疵而訶幹請為多事也』吳健彰仍置諸不答。
王韜在當晚日記中說，小刀會起事，吳健彰有不可推脫的責任，縱容閩粵無賴之徒，『以致此禍』『滬人銜之次骨』，這次不肯借錢，將來上海縣志『載其穢跡，定不曲筆相宥』。
日記中說前一封信『有挾而求』，意思是用修志一事提醒吳健彰重視身後名聲，不要因小失大。
借不到錢，王韜有惱羞成怒的感覺，這段話似乎是給自己找臺階下，但兩人並未斷絕關系。
次年5月，『吳道普觀察有書從吳門至，言《瀛壖雜志》已在荷汀司馬處，修邑志時定當採入也』此後仍與友朋數數談及，1860年7月還觀看了吳健彰閱兵。
吳健彰畫像
同在1853年，廣東印刷技工屈昂被派到上海工作，因書籍印刷事宜與王韜多有接觸。
次年，洪秀全族弟洪仁玕圖謀潛入天京，到上海嘗試突破封鎖線，屢試不果，入墨海書館協助譯書，與王韜一起工作。
洪仁玕是當時最為大膽新穎的思想家，1858年出版的《資政新篇》一書提出了辦報紙、興銀行、修鐵路、設郵局等改革舉措，可謂洋務運動的思想先驅，此後王韜提出的各種改良思路，隻有少數能越出《資政新篇》的范圍。
出於政治禁忌，王韜在他的日記、書信中不敢承認洪仁玕對他新思想形成的啟發。
與洪仁玕的共事經歷，使王韜對太平天國產生好感。
1860年7月，洪仁玕致信墨海書館艾約瑟，約他在蘇州見面，『堅邀餘去，餘固辭不往』《田曉春輯校《王韜日記新編》第479頁，以下引用簡稱《日記》》王韜這一次拒絕了邀請，第二次則欣然前往。
次年2月，王韜在艾約瑟陪同下來到天京，這三人都是墨海書館的『同事』，會面情形似未留下詳細記錄。
1862年2月，王韜上書太平軍將領劉肇鈞，被官府發現後流亡香港。
王韜的『上海前期』，洪仁玕是對他影響最大的粵人。
1860年之前，經龔自珍之子龔孝拱介紹，王韜結識了寶順洋行副總買辦、香山人曾寄圃《曾學時》。
曾寄圃從商之餘，雅好經史詩文，出巨資請龔孝拱重註六經，常跟龔、王二人講論學問。
曾寄圃是漢口開埠的重要人物，筆者與鐘元澤另有專文探討。
容閎在《西學東漸記》中，對曾寄圃推崇備至，自承由曾氏介紹結識著名數學家李善蘭，由李善蘭力薦於曾國藩，得以完成資送幼童留美偉業。
粵籍洋務官員
弢園尺牘中，致粵籍洋務官員的書信占據顯要地位。
初步統計，給天津海關道、駐美公使鄭藻如的有18通，伍廷芳7通，上海道臺、福建巡撫丁日昌6通，黃遵憲4通，日本長崎理事官《領事》餘瓗3通，閩浙總督何璟、清廷駐紮朝鮮商務委員陳樹棠、上海道臺吳健彰各2通。
本文將捐納入官的企業家唐廷樞、鄭觀應、徐潤等列入『粵商』類別，不作『洋務官員』處理。
定居香港後，王韜與上海道馮焌光《廣東南海》、天津海關道鄭藻如《廣東香山》、船政大臣黎兆棠《廣東順德》、第一任駐美公使陳蘭彬《廣東吳川》等洋務官員有不少魚雁往來。
遊日期間，與何如璋《廣東大埔》、黃遵憲《廣東梅縣》詩酒風流，頗多酬唱，這方面學界已有一定探討。
這些洋務官員多數屬於李鴻章系統。
丁日昌為李鴻章極其賞識的老部下，馮焌光、鄭藻如、黎兆棠、何如璋都是李鴻章重用的粵籍官員。
所謂洋務運動，曾國藩發端在前，左宗棠、沈葆楨積極響應，但仍以李鴻章最為重要。
新型洋務企業吸收了唐廷樞、徐潤、鄭觀應這些傑出的粵籍買辦。
王韜流亡香港時期，通過黃勝結識丁日昌，透過丁日昌接近其他洋務官員。
《弢園尺牘》及續編裡面，闡述改良思想比較系統的信件，大多是寫給這些洋務官員的書信。
王韜與洋務官員有頻繁互動，毫不意外。
意外的是，他初到香港能很快安頓下來，有賴兩位『粵工』的切實幫助。
鄭藻如
『粵工』屈昂、黃勝
王韜初到香港，供職於英華書院，協助傳教士理雅各將中國經典譯為英文，書院的印刷技術專家屈昂、黃勝，幫助王韜適應了最初的工作和生活。
筆者冒昧使用『粵工』一詞，用來指稱晚清率先掌握新技術的粵籍工程師、技工。
曾經留學美國的黃勝，從現代眼光看就是印刷工程師，屈昂則是印刷技師。
1861年，王韜上書太平天國將領『九門禦林開朝王宗、總理蘇福省民務逢天義』劉肇鈞獻計，次年被發現，遭清廷追捕。
他躲在英國領事館裡面135天，由英國駐滬領事麥華陀安排登上輪船，前往香港避難，對接的單位是英國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主掌的英華書院。
10月11日，王韜安抵香港，從碼頭前往英華書院，首先見到年屆八十的屈昂老先生。
『餘來港一人未識，貿貿然至。
初入門，即見屈煙翁，把臂欣然，欣舊識之可恃。
蒙其導見，理君特為位置，理君僅解粵音，與餘不能通一語，非屈翁，幾將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初至，即贈眼鏡，無以為報』《《日記》第488頁》
抵港第三天，『屈煙山先生假餘銀，命購襪履，同往小樓啜茗，幾案間多設餅餌，亦可食。
煙翁年八十，精神瞿鑠，七十二外連舉三雄。
於咸豐三年曾至上海，居於雒頡醫院，與予相識。
煙翁亦字昂伯，向在米憐維琳處，福音傳於粵由此老』《《日記》第487》屈昂古道熱腸，考慮到王韜身無分文，借錢給他買鞋襪，還帶他到粵式茶樓飲茶。
屈昂《Wat A-gong》，也寫作屈亞昂、屈阿昂，廣東人，1832年左右在澳門向倫敦傳道會馬禮遜學習近代印刷術，據稱為『中國掌握石印技術第一人』，1836年前往馬六甲，1844年隨理雅各定居香港。
1853年，屈昂赴滬工作，與王韜認識。
屈昂在上海學會官話，能給理雅各、王韜充當翻譯。
王韜隻會蘇州話與官話，不會英語；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會講粵語不會官話。
黃勝為容閎同學，留學美國，回港從事印刷工作。
1863年黃勝編譯了一本書《火器略說》，由王韜潤色，丁日昌曾想羅致黃勝入幕，黃勝沒有答應。
王韜曾替黃勝草擬致李鴻章、丁日昌書信多封。
《循環日報》創辦的契機，是黃勝得知英華書院有一批印刷設備、鉛字準備出售，粵商領袖梁安剛好卸任東華醫院主席，遂發起集資買下，用以創辦《循環日報》。
王韜能在香港大放異彩，黃勝和梁安的幫助可能最為重要。
黃勝
認識到屈昂是中國最早的近代技術工人，黃勝為第一代印刷工程師，並非無關緊要。
近代西方技術傳入中國，首先是印刷術，然後是船舶修造。
屈昂最早掌握了這門新技術，並在香港、上海兩地加以應用與傳播。
黃勝受過程度較高的英文教育，不僅學會了操作技能，還掌握了技術原理，能控制整個工作流程並加以改進完善。
這種人才，在當日來說是十分稀缺的。
《循環日報》的創辦，離不開黃勝的技術支持。
文人與大紳
王韜以逃犯身份避居香港，粵省著名文人學者避之則吉，不願與之打交道。
同治至光緒前十年間，羊城學人大致以『四大山長』為代表，如菊坡精舍陳澧、越華書院葉衍蘭、應元書院李文田、羊城書院羅家勤。
這些人物，王韜遊廣州時都無緣得見。
從正統角度看，王韜在省港兩地結交的文人都難稱名士。
蕭永宏《王韜與〈循環日報〉》一書，已對該報同仁張宗良等有所考述，不再重復，此處隻談廣州文人梁鶚，以及西關大紳伍紹棠、梁肇晉。
弢園尺牘中，先後有《寄梁志蕓茂才》』2通，《與梁志蕓孝廉》1通，顯然為同一人，茂才即秀才，孝廉則是舉人古稱。
《王韜年譜》考出此人名『梁鶚』，籍貫、生平則沒有交代。
1872年，梁鶚寫成《征刻王紫詮先生〈普法戰紀〉啟》，刊登於《香港近事編錄》，行文汪洋恣肆，氣概雄渾。
該文經由陳桂士、馮普熙兩位香港粵商請求而撰寫。
陳桂士世居廣州，營商香港，王韜與梁鶚結文字緣，可能出自這位陳家祠創始人牽線。
1876年王韜《遁窟讕言》一書即將付刻時，寫信請梁鶚為之作序。
得吾友康志斌惠賜科舉史料，結合宣統《南海縣志》可知，梁鶚《1851-？
》，字施普，字薦雲，一字志蕓，廣東南海縣鹽步鄉人，光緒己卯《1879》舉人，後改名梁芝榮，光緒十六年《1890》庚寅恩科第一百二十三名進士，授工部主事。
百日維新期間，梁芝榮曾奏上《請設保商會以振國勢折》。
『與梁志蕓孝廉』一信，內稱『滬上重逢，酒邊話舊』『君年四十，我已六旬』，可推測該信寫於1890年春，梁氏入京會試途經上海，兩人得以重逢。
梁芝榮會試錄，康志斌供圖
晚清廣州西關大紳，多為十三行巨商後代，普遍通過科舉或捐納取得功名。
他們祖上亦官亦商，鴉片戰爭後他們又以『大紳』著稱。
《杜鳳治日記》常常提到的是伍家、梁家、易家。
弢園尺牘裡面收錄了與梁少亭主政3通，與伍子昇郎中1通，這兩人都是名聲顯赫的西關大紳，家財既富，喜歡尋花問柳，帶王韜出入風月場所。
伍子昇即伍紹棠，十三行總商、『世界首富』伍秉鑒之孫。
歷經兩次鴉片戰爭，伍家遭受重創，大不如前，仍是巨富之家。
伍紹棠通過捐納得到『候選郎中』虛銜，其人風流成性，可由王韜日記得到證實：『香海小鳳校書，綽約多姿，伍子昇郎中喜之，攜至羊城，居於別墅』《《日記》第619頁》伍紹棠遊香港，看中王韜認識的妓女小鳳，帶回廣州，置之別館，王韜特地賦詩相贈。
從伍紹棠之子伍垣孫的全家福照片看，1900年伍家仍然過著十分奢華的生活。
1900年伍垣孫全家福
梁少亭即梁肇晉，十三行天寶行梁經國後代。
梁氏在十三行時期比伍家來說聲勢稍遜，但家庭教育極為成功，連續幾代都有人考取進士、舉人，官運亨通。
第二代梁同新、第三代梁肇煌父子先後出任順天府尹《相當於北京市長》，梁肇晉也官至禮部主事，第四代梁慶桂考中舉人官內閣中書，第五代梁廣照官至刑部主事，第六代梁嘉彬、梁方仲與第七代梁承鄴均為著名學者。
致梁肇晉第一書談論中俄伊犁條約，痛陳朝廷舉棋不定，大約是1882年事；第二書大談『穗垣小住，得聚雲萍』『尋花問柳，具有前緣』，顯見王韜此次遊穗，梁肇晉、伍紹棠均作過東道主。
《王韜日記新編》收錄了1886年梁肇晉致友人書片斷，說王韜『藹然可親』，全因『臭味之相投』。
這三人喜歡同入花叢，從今日標準看，可認為是損友而非益友。
『粵將』
王韜給武將方耀、方勛兄弟的信達到12封之多，跟他鴻雁往來的還有候補參將李林桂、都司黃添元《黃捷三》、千總羅祺《羅介卿》，顯得十分反常。
筆者將《杜鳳治日記》、《循環日報》報道與書信相印證，認為王韜與武人的交往，除了『友誼』之外，還有利益交換的考量。
方耀兄弟、黃添元、羅祺這些掌握實權的武將，在晚清軍事、治安體制下，都發了大財。
按當時的南海知縣杜鳳治所言，方耀『家資近百萬』《《杜鳳治日記》第4898頁》晚清帶兵將領克扣軍餉自肥已成慣例，方耀清鄉時責成地方士紳籌集剿匪『花紅』《獎金》，沒收所謂『匪首』財產，大有上下其手的空間；負責廣州城治安的黃添元、羅祺，收取賭規及其他陋規數目也甚可觀。
《循環日報》創辦後，一直用顯要版面報道粵省官場動態。
據《杜鳳治日記》，粵省督撫藩臬高官評價、黜陟下級，經常會參考港報報道。
武將奉承王韜，歷有饋遺，是希望王韜不要發佈他們的負面報道，多作頌揚，以求穩固自己的位置。
清代言官可『以風聞入奏』，這些劣跡斑斑的武將若被奏上一本，難逃處罰。
1887年，廣東水師提督方耀奉旨入覲，來回兩次在上海停留，王韜致信稱『韜獲識閣下二十年』，可知兩人約相識於1867年。
信中，王韜恭維方耀『行軍、剿賊、治民、除莠、濬河、築堤、辦海防、建炮臺、設義學、創書院，武功文教，彪炳耳目』，表示要用自己的一支筆表彰方氏的『豐功偉烈』，使之青史留名。
這個願望並未實現。
晚清名將如雲，相比之下方耀顯得星光黯淡。
咸同兵事的重心在太平天國、捻軍起義、回民起義，光緒初年的重頭戲是收復新疆，方耀隻在兩廣地區作戰，很難獲得太多關注。
然而，若跳出『單純軍事觀點』，則方耀的角色足夠獨特。
筆者在前輩學者成果的基礎上，確認方耀是張之洞創辦近代工業的重要推動者。
1980年代，臺灣學者李國祁發現，『張之洞承認其對煤鐵為工業之基礎的認識是得自粵提督方耀』；另一臺灣學者蘇雲峰指出，方耀『屢與張之洞詳談，建議在廣東自煉鋼鐵，張采其建議。
因此張氏對於煤鐵方面的知識，可能得自方耀』。
兩位學者依據零星史料作出的判斷，得到社科院所藏張之洞檔案的證實。
方耀《1834-1891》，字照軒《兆軒》，潮州府普寧人，少年時代隨其父方源辦團練，鎮壓廣東各地天地會起義，率領『潮普勇』迭立戰功，高升至南韶連鎮總兵、署潮州鎮總兵、廣東水師提督。
方耀畫像
方耀文化程度不高，但頭腦靈活，精明強幹，在對付會黨、械鬥方面確有一套，深受歷任兩廣總督寵信。
方耀樂意接受新事物，作風開通，幾乎每次上省城都會在香港停留，1883年升署水師提督後，經常從虎門駕船赴港，跟旅港粵商交杯換盞，利用手中權力為商人提供方便，甚至合夥做生意。
粵商何獻墀投資大嶼山銀鉛礦，內中有方耀的不少股份。
張之洞設立礦政局，港報認為是聽從了何獻墀的建議，筆者相信這份條陳是通過方耀呈遞給張之洞。
張之洞辦理粵省海防，對方耀倚畀方殷，賞識有加，方耀若在轉遞條陳時力加說項，效果完全不同。
方勛《1839-1889？
》字銘山，方耀四弟，光緒三年受命率隊赴臺灣剿辦番社『叛亂』，以戰功授福建候補道，加佈政使銜，故王韜尊稱為『方銘山方伯』。
1884年，方勛奉張之洞之命率領潮普軍援閩，參加馬江之戰，其部下負責保護船廠，『聞警先逃』，曾遭彈劾。
從1867年開始，王韜結識方耀，時有書翰往來，狀極親密。
王韜的錢物帳，記錄1885年『入方兆軒三百五十兩，入方銘山四十兩』。
這兩筆錢，名義上算是資助王韜的出書費用，實質仍是饋贈。
《理雅各傳》披露，王韜為英華書院工作，每月得到的報酬隻有區區20圓。
方耀一次給王韜350兩《約合486圓》，無疑是出手大方。
筆者瀏覽所及，發現《循環日報》對方耀的報道都很正面，有時還出現十分誇張的諛詞，反過來或可證明，方耀給王韜金錢上的饋贈，是一種『投資』。
1881年4月6日，《循環日報》稱『潮州自方照軒軍門蒞任以來，除暴安良，興利除弊，前此獷悍風俗已為之一變』，將殘酷的清鄉行動寫得如此清新脫俗，有違新聞倫理的客觀中立原則。
同年8月19日，該報報道方耀赴汕頭調解海關洋稅務司與商人的矛盾，附帶評論『軍門為潮郡七縣物望之所歸，一言重於九鼎，任天下事且不難，何況此區區細故哉』。
從新聞報道原則看，這種評論毫無必要，刻意揄揚很不正常，令人生疑。
1873年，王韜遊廣州，方勛盛情款待，席間問起越南局勢，回港後復信，剖析形勢，認為反清失敗避入越南的劉永福黑旗軍無足慮，法國才是『真心腹之患』。
1879年東遊日本歸來，王韜寫信給方勛，分析俄、日崛起，將危害中國安全。
伊犁事件發生，崇厚使俄立約，中國吃虧，聚訟盈庭，王韜致函方勛，認為最終仍出之於『和』。
王韜以報紙主筆身份，幫方耀、方勛兄弟剖析國際形勢，頻繁地提出富國強兵的具體建議，豐富了他們的西學知識。
方耀重視開礦冶煉，或也與王韜的熏陶有關。
1887年10月22日，王韜自記『同方銘山、梁子修、李林桂到西園小啜。
晚，款方軍門於中和園……』李林桂是方耀安插在香港的坐探。
《弢園尺牘續編》收錄了一封《與李林桂參戎》：『去冬文旌蒞滬，相見歡然，握手道故，重訴生平，以廿年之老友，十載違睽，而得見於春申浦上，跌宕於花天酒地間，……弟惟願照軒軍門移節北來，或開府吳中，或駐旌白下，俾弟得以老部民扶杖而觀德政，與足下長相聚首』王韜說，希望方耀能夠調到蘇州、南京任職，這樣可以跟閣下時常聚首。
『參戎』是對參將的敬稱，可知李林桂從香港釋放回粵，被方耀提拔為候補參將。
李林桂原籍潮州，在香港長大受教育，英文水平不錯，當過香港警察裁判法庭的潮州話翻譯。
1874年，李林桂受方耀、方勛指使，勒索孫中山同村富豪楊啟文兄弟，被香港法庭判處終身監禁，在香港臭名遠揚。
1885年，方耀通過各種關系疏通港督寶雲，特赦李林桂。
1887年秋冬，方耀奉旨入覲，李林桂隨方耀到上海。
他是方耀、方勛兄弟心腹，即使品行不端，王韜也加以奉承。
港報報道李林桂
弢園尺牘中，有一通寫給黃捷三副將即黃添元。
黃添元，廣東南海人，曾隸方耀麾下，參與圍堵南下閩粵的太平軍馀部，因鎮平失陷被革職，不久復職，曾署理廣州城守中軍都司，加副將銜。
信中，王韜替一位在貴州任職的『丁訪廷少尉』請求黃添元金錢上的幫助，顯示黃副將饒於資財。
另有一通『與羅介卿守戎』，寫給廣州西關千總羅祺。
這兩個中級軍官，都是直接負責廣州城治安的武員。
王韜數次遊廣州，與這兩人深相結納。
各種蛛絲馬跡表明，王韜跟他們在金錢方面能敞開談論，應該存在著利益交換。
1874年8月6日，《循環日報》在一篇報道中盛贊羅祺：『羅君巡防甚為得力，所以中外士人無不交口稱之，如出一詞。
羅君之為人也，才幹明敏，膽識優長，而又審慎周詳，為地方不可多得之員』在致羅祺書信中，王韜談論自己經濟狀況，又似有所暗示：『而猶可笑者，孔方兄有絕交書，阿堵物無招致術也。
送窮文就，避債臺成，亦可聊自解嘲，藉作消遣』
中山大學邱捷教授點校《杜鳳治日記》，給晚清史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史料。
晚清廣州西關在豪紳庇護下，一度賭風甚熾，按察使看到事情鬧得太不像話，擬將西關千總何雄陞撤任，南海知縣杜鳳治趁機推薦羅祺復出，稱羅祺『為人尚知好歹，正壯年巴結之時，任西營最久，財已發過，……如羅祺復任西關，地攤可決其必無有也』《《杜鳳治日記》第4448-4449頁》杜鳳治深知，負責西關緝捕的武官幾乎無官不貪，他推薦羅祺的原因，一是能力較強，二是『財已發過』，意思是已經『吃飽了』，不至於過分貪婪，願意盡力維持西關治安，肅清有礙觀瞻的『地攤』賭博。
1883年，因西人毆斃、毆傷國人未得相應懲處，大批廣州民眾沖入沙面租界，焚毀洋行樓宇多座。
為避免此類事件再次發生，廣東當局命羅祺組建西關『捷字營』保護沙面安全。
沙面捷字營親兵
港滬粵商
王韜在『上海前期』交往的粵商較少，他放開胸襟與粵商親密接觸始於香港。
筆者曾指出，《循環日報》由中華印務總局創辦，主要股東是香港粵商梁安、陳桂士、馮普熙，他們聘請王韜擔任《循環日報》主筆。
據《理雅各傳》記載，到1873年，理雅各告別香港回英定居，意味著王韜開始處於『失業』狀態。
香港粵商集資創辦《循環日報》，給他提供了一個能充分發揮才能的更高平臺。
柯文《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革命》一書中，注意到王韜與黃勝、張宗良、洪士偉、洪孝聰、陳靄亭、何啟、伍廷芳等口岸『新人』的關系，對他與商人的交往未予太多留意。
柯文引用了馮普熙的一篇文章，討論中國如何由弱轉強，但沒有提到作者名字，不了解這個作者正是《循環日報》老板之一、香港商界領袖馮普熙。
這是一種視角缺失。
王韜對發展近代工商業提出了多方建議，除了他在歐洲、香港的觀察閱讀，與工商人士的深入交往也應是其思想來源之一。
王韜日記中留下了甚多粵商身影，如南北行巨擘招雨田、肇興公司駐倫敦經理劉紹宗、招商局香港分局商董陳樹棠，還有三大香山買辦唐廷樞、鄭觀應、徐潤。
據王韜日記，光緒元年《1875》大年初一，『天氣晴朗，飲於招雨田寓齋』。
正月初一闔家團聚，考慮到王韜在香港沒有親戚，粵商招雨田請王韜到他家飲酒慶賀新春，藉以排解王韜的思親、思鄉之情。
招雨田為當時香港金山莊、南北行領袖。
招成林《1829-1923》，字雨田，佛山瀾石石頭鄉人，14歲隻身赴港謀生，先受雇於人，後合夥開辦『祥和棧』金山莊，從事國際貿易，繼而獨立創辦『廣茂泰』南北行商號，兢兢業業，漸成巨富。
招雨田熱心公益慈善，多次出資修築家鄉水利設施，為『南海中學』創始人之一。
1873年，招雨田當選東華醫院主席，是繼梁安、莫仕揚之後的第三任主席，顯示雄厚的實力。
1879、1889年，招雨田又兩次出任主席。
光緒二年《1876》正月，『唐景星廷樞、陳苃南樹棠來訪，劇談開礦事宜，良久始去』唐廷樞為近代著名企業家，所開創的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開灤煤礦》至今仍廣為人知。
王韜時時處處留心新生事物，但畢竟仍是紙上談兵，唐廷樞卻是開平煤礦開創者，他『劇談開礦事宜』，這些真刀真槍的礦業專業知識，對王韜當有一定幫助。
陳樹棠，廣東香山人，早年在上海充茶葉買辦，1872年任招商局香港分局商董，1878年任駐舊金山總領事，1883年起為駐朝鮮總辦商務委員，總管中國在朝鮮的外交、通商事務，也即袁世凱的前任。
同年二月初五，『劉述庭紹宗觀察來訪，話山西集貲平糶事』；二月初九日，『晚，小宴於以雅以南別墅，唐景星觀察為東道主，同席劉述庭、梁小牧、彭芳圃、伍秩庸』劉述庭即劉紹宗，廣東香山人，早年曾充瓊記洋行買辦，繼任招商局漢口分局總辦，1882年代表肇興公司常駐倫敦。
彭芳圃，即彭炳輝，金些厘洋行買辦，熱心慈善事業，1872年參與發起創辦廣州愛育善堂，1873年任香港東華醫院首總理。
1882年，王韜回上海、蘇州探親訪友，1884年暮春正式回滬定居，與旅滬粵商徐潤、鄭觀應、陳輝廷、梁金池、徐秋畦保持密切交往。
陳輝廷即陳猷，新會人，《香港華字日報》創始人陳靄亭九弟，擔任輪船招商總局高管數十年；梁金池，即梁寶鑒，香山人，在滬任禪臣洋行買辦，為當日《申報》唯一的華人董事；徐秋畦，徐潤堂弟，在上海創辦中國第一家石印書局。
可以想見，這些具有豐富工商業經驗的商人，給王韜提供的是有關經濟近代化的實際知識，比通過閱讀所得更為直接而具體。
陳輝廷
有趣的是，王韜的錢物帳記錄了1883年『存徐雨之處銀一千兩』，這是舊時一種理財方式，也即現金不存入銀行，而是存放在信用卓著的商人那裡生息，證明王韜對粵商徐潤信任有加。
王韜『上海早期』的日記，多處出現囊中羞澀的記載，香港時期的日記書信中則不太明顯，筆者認為主要是他經常得到香港粵商、粵將的佽助，在受聘出任《循環日報》主筆之後，薪金、花紅以及『灰色收入』也水漲船高，上海前期的窘迫至此一掃而光。
廣州陳李濟是全國四大藥號之首，比北京同仁堂、武漢葉開泰、杭州胡慶馀堂都早。
1889年，陳李濟負責人陳翰藻《陳吉垣》到上海開設分號『廣福林』，持西關大紳伍子昇介紹信前來拜會。
《《日記》第728頁》此行純屬禮節性的『拜碼頭』，象征意義則極重要，意味著粵中商界領袖了解到，文壇巨擘王韜樂意與商人交往。
上海棋盤街廣福林
小結
1894年秋，當日還籍籍無名的孫中山準備上書李鴻章，由鄭觀應介紹，在上海拜會了王韜，據說王氏幫孫中山潤色了文稿。
這是王韜一生中遇到的最重要粵人。
會面是裡程碑式的，象征著改良走到盡頭，革命派行將崛起。
晚清時期崛起的新工商群體，以不懈努力推動了中國的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粵商、粵工是其中先驅者。
上海最早的民族工業企業是『香港船王』郭松在虹口開辦的船廠，1858年虹口各船廠『粵工』集資建了一座魯班殿，可想見其人數之多。
傳統的『文人視角』傾向於輕視工商人士，《王韜年譜》對他與官員、文人的往還記載甚詳，但幾乎不涉及商人，誠為憾事。
王韜前後在香港居留近20年，旅英2年有多，其觀念發生了深刻變化，願意『降尊紆貴』與工商人士交往並留下記錄，在同時代文人中實屬難得。
筆者認為，應跳出固定視角研究人物關系圈。
王韜與江浙士人、粵人的交往模式，呈現較大差異。
他與粵商、『粵將』的交往帶來了更多經濟利益，大大拓寬了視野，使他的改革建議更加趨於務實，這是王韜特別突出的價值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王韜與粵籍武將之間的『利益交換』，顯示中文報業初創時期，就已出現利用媒體權力牟取不當得利的情況，這是報業史研究不可忽略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