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宋︱長沙嶽麓書院:君臣之契漸行漸遠。《網路歷史》

嶽麓書院

《一》張浚墓

紹興三十一年《1161》完顏亮再次侵宋,宋高宗想起了因為反對和議而被他罷黜二十餘年的主戰派大臣張浚,命其以觀文殿大學士出判潭州《湖南長沙》。

清餘正煥《城南書院志》稱『南軒先生《張栻》為宋名儒,父紫巖《張浚》於紹興三十一年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潭州,先生隨侍,遂家焉。

乃即妙高峰之陽,築城南書院,以待來學者』,好像張浚全家是知潭州時才遷往長沙,這是完全錯誤的。

張浚於十月下旬出判潭州,十一月初即改任判建康府《今江蘇南宋》兼行宮留守,他在潭州的任職時間不足十日,無論如何也不夠時間置辦宅地。

事實上當時張浚已遷居長沙將近二十年。

張浚原是漢州綿竹《今屬四川》人,政和八年《1118》進士,靖康之難時不願接受張邦昌的偽職而投奔高宗,建炎三年《1129》組織平定苗劉之變,從此成為高宗寵臣,並於紹興五年《1135》拜相。

張浚雖然堅定主戰,但他志大才疏,而且主張削奪大將兵權,並在金朝出現議和意向後失去高宗的信任。

紹興八年《1138》高宗與秦檜決意和議時,張浚即被罷相,此後一度出知福州。

紹興十一年《1141》和議達成後,張浚被免職。

由於老家路途遙遠,這時張浚便擇居長沙,『公以蜀遠朝廷,不欲徑歸,遂奉太夫人寓長沙』。

紹興十二年《1132》張浚在長沙迎來母親,由於擔心母親思念家鄉,『乃即長沙城之南為屋六十楹以奉色養』《朱熹《張浚行狀》》。

這期間張浚因不斷上書要求抗金而遭到秦檜忌恨,數次被貶,紹興二十五年《1155》甚至一度被秦檜誣陷謀大逆而面臨極刑,適逢秦檜病卒才幸免於難。

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張浚出判潭州之前已獲自便,十一月改判建康府後立即購船冒雪赴任。

當時金兵正在計劃渡江至采石《今安徽馬鞍山長江東岸》後再攻建康,建康正處於危急之中。

有人勸張浚不要輕易前往,張浚答以『赴君父之急隻知直前』,在長江北岸官船航行的情況下乘小船抵達建康。

十一月八、九日虞允文在采石大勝完顏亮,完顏亮遺至揚州,不久被金軍將領殺害。

紹興三十二年《1162》高宗抵達建康,張浚迎拜於道左。

高宗稱『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當即命張浚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馬。

完顏亮敗亡後,高宗不願再為戰爭擔驚受怕,索性退居德壽宮坐享福威。

高宗是投降派的首領,但繼位的孝宗抱有強烈的抗金意志,『慨然以奮伐仇虜、克復神州為己任』。

孝宗剛即位就召見朝野呼聲最高的主戰派領袖張浚,『上自藩邸熟聞公德望,臨朝之初,顧問大臣,咨嗟嘆息。

首召公赴行在,賜公手書』。

當時史浩主守,張浚主戰,於是孝宗起用張浚發動北伐。

隆興元年《1163》正月,孝宗任命張浚權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開府建康,具體負責用兵事宜。

三月,由史浩等激烈反對,張浚在征得孝宗同意後,繞開三省、樞密院,直接命令宋軍出戰。

於是史浩堅辭相位,退居德壽宮的高宗對孝宗說『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誤大計,他專把國家名器財物做人情耳』。

張浚遣宋軍分別自濠州《今安徽鳳陽》、盱眙《今屬江蘇》渡淮北伐,連克靈璧、虹縣、宿州等地。

孝宗為此一度非常興奮,下詔親征。

金朝派精兵進攻宿州,宋軍李顯忠率部主動出擊,與金軍展開激烈戰鬥,雙方傷亡萬人以上,勝負相當。

但邵宏淵恥居李顯忠之下,未出兵救援,反而散佈流言動搖軍心。

李顯忠獨力難支,率師後退,宋軍很快崩潰。

金軍無力追擊,宋軍退守淮河一線。

宿州舊稱『符離』,符離兵敗後,孝宗起用湯思退重新議和,北伐雄心大受挫敗。

但金朝對議和的開價太高,孝宗無法接受,隆興二年《1164》三月再命張浚全力備戰,遭到湯思退為首的主和派強烈反對。

四月張浚被召回朝廷,江淮都督府被罷廢,不久孝宗罷去張浚相位。

張浚在回長沙途中還說『上如欲復用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辭』,但八月行至餘幹時病逝,留下遺言說無顏歸葬故土,『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其子張栻等『不敢違公志,扶護還潭州』。

張浚剛去世,金軍便於十月再次南下,主和派主動撤防,導致楚州、濠州、滁州相繼失守。

十一月,張浚安葬於『衡山縣南嶽之陰豐林鄉龍塘之原』,十二月宋金重新達成協議,史稱『隆興和議』。

衡山縣豐林鄉龍塘之原就在今天寧鄉縣官山鄉官山村羅帶山,張浚墓的東側是其子張栻之墓。

現存張浚、張栻墓為1981年按清代形制修復,原墓重修於順治八年《1651》,1959年列為湖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67年被毀。

2013年張氏父子墓被列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羅帶山下原有墓祠,1967年被毀後,2017年又重建包括父子兩座祠堂的南軒書院。

張浚墓

《二》張栻墓

張浚是重要的道學家,《宋元學案》稱『魏國張公嘗從譙天授《定》遊』,就是說張浚是程頤的再傳弟子。

孝宗繼位後第一時間召見張浚,張浚就對孝宗說了一番『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指,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仇自服』的大道理。

孝宗感興趣的是恢復中原而不是道學,符離之敗也證明『內聖』開不出『外王』。

所以隆興和議之後,張浚的兒子張栻,就連帶道學一起,遭到了孝宗的嫌棄。

隆興北伐時,張浚在前線,孝宗終究沒有親征,張栻就以『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之職扮演起張浚與孝宗聯絡人的角色。

張浚經常讓張栻單獨進宮向孝宗面陳機宜,孝宗則以手札或口信的方式向張浚傳遞信息。

這段時間張栻經常見到孝宗,張栻也跟孝宗大談天理抗金的理論,大力推薦道學家入朝:

陛下上念宗社之仇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

誠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焉,無使其或少息也,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

《《宋史 張栻傳》》

當時孝宗正想依靠張浚北伐,因此與張栻處得十分融洽,出現了孝宗『召南軒《張栻》,上在一幄中,外無一人,說話甚款』的親切情形。

張栻入宮,還曾見過高宗。

高宗問候張浚,張栻則上奏邊事不可和之意。

高宗對張栻很客氣,不過在張栻告辭時說了一句『不如和好』。

高宗、孝宗父子在和戰問題上的分歧顯而易見,張浚、張栻父子的道學及主戰立場卻相當堅定。

隆興北伐的失敗不但讓主戰派失勢,甚至證明了高宗『張浚虛名,將來必誤大計』的預判。

雖然孝宗不甘於議和,但他似乎抱定了道學家對於恢復中原毫無能力觀念。

隆興議和之前張栻再次以『正心誠意』的說辭上書反對議和:

吾與虜人乃不共戴天之仇,向來朝廷雖亦嘗興縞素之師,然玉帛之使未嘗不行乎其間,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

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

今雖重為群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

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虜不難卻矣。

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成哉!《朱熹《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

這時的張栻早已不再扮演聯絡人的角色,他的奏議『疏入不報』沒有任何回音。

此後孝宗把恢復的希望寄托於指揮采石之戰但不是道學家的虞允文,而張栻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道學的學術活動中,孝宗與張栻在北伐前的『君臣之契』這時已經漸行漸遠。

乾道六年《1170》,張栻召為吏部員外郎兼權起居郎,後又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在不到一年內被孝宗召對六、七次。

這時張栻所言多是道學說辭,讓孝宗相當不快,還因為反對張說出任宰輔而得罪孝宗與虞允文,甚至以蔡京之流類比虞允文,『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張栻早已不是隆興年間孝宗的那個寵臣了。

乾道七年《1171》張栻短暫出知袁州《今江西宜春》後歸長沙故居。

第二年劉珙復知潭州,再修嶽麓書院,請張栻主持教事。

淳熙元年《1174》張栻出知知靜江府《今廣西桂林》,頗有政績。

淳熙五年《1178》改知江陵府《今湖北江陵》,淳熙六年《1179》病卒於江陵府舍,終年48歲,由其弟張杓護喪歸葬於其父張浚墓側,朱熹又應張杓之請為張栻撰寫了神道碑。

張栻墓

《三》嶽麓書院

張栻為父服喪時,湖南發生了李金領導的起義,連破郴州、桂陽兩城。

宋廷派劉珙前來鎮壓,劉珙的父親劉子羽是張浚的部將,這次張栻又輔佐劉珙鎮壓了起義。

然後劉珙就重修了嶽麓書院,張栻為此撰《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劉珙則請張栻主講嶽麓書院。

張栻原來在衡山從胡宏學習,由胡宏、張栻開創的湖湘學派的重心也就此從衡山轉移到了長沙。

劉珙的父親劉子羽不但是張浚的部將,還是朱熹的義父。

劉珙在重修嶽麓書院的同時,還邀請朱熹前來講學。

雖然朱熹因『勸止者多』及天氣炎熱等諸多不便沒有成行,但朱熹的著作開始在長沙出版,他與張栻的通信也變得十分頻繁。

乾道三年《1167》劉珙被召入朝,繼任的知潭州張孝祥繼續極力促成朱熹至長沙,最終促成了思想史上赫赫有名的『朱張會講』。

朱張會講已是朱熹與張栻的第三次見面。

兩人最早是隆興元年《1163》在臨安相識,當時張浚北伐已經失敗,主和派卷土重來,朱熹為堅定孝宗抗金決定,決定入朝進諫。

朱熹當時見到的張栻還是孝宗的寵臣,兩人討論的也多是朝局與用兵之道,朱熹還希望張栻多推薦道學家入朝。

不久張浚去世,張栻扶柩歸葬,朱熹又千裡哭祭,這一次兩人開始熱烈地討論學術問題,朱熹還感嘆張栻『其名質甚敏,學問甚正,若充養不置,何可置也』《朱熹《答羅參議》》。

乾道三年《1167》八月初一,朱熹與弟子林用中從福建崇安啟程,於九月初八日抵達長沙,與張栻等湖湘學者開始長達一個多月的會講與交流。

十月九日、十三日,朱熹、張栻、張孝祥同遊嶽麓山之赫曦臺、城內定王臺,十一月六日朱熹與林用中往遊南嶽衡山,張栻陪同前往。

十一月二十至二十二日,朱熹與張栻辯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

二十三日朱熹與張栻各返歸程。

『朱張會講』在更加著名的『鵝湖之會』之前八年,首創宋學『會講』之風,湖湘學派也由此形成全國性影響力,嶽麓書院也因此名動天下。

其實朱熹在長沙與張栻盤桓月餘,主要是在城南書院即張栻的住所。

湘湖學派興起之後,天下學子『以不卒業湖湘為恨』,『一時從遊之士、請業問難者至千餘人』,蜂擁而至嶽麓書院求學問道。

嶽麓書院可以追溯的確切時間是知潭州朱洞修建於開寶九年《976》,實際創辦時間可能更早。

北宋時經咸平、大中祥符年間多次擴建,學員已多達數百人。

兩宋之際嶽麓書院一度沉寂,但在劉珙重建、張栻主教、朱張會講後終於成為流傳至今的千年學府。

宋元戰爭中,嶽麓諸生乘城共守潭州,書院雖遭兵燹,入元後重新振興。

宋元時期嶽麓書院始終保持私學性質,明朝抑制書院,明前期嶽麓書院一度沉寂,但正德以來再次復興。

清朝統治者對書院極加褒獎,乾道特賜嶽麓書院『道南正脈』匾額,嶽麓書院走上了官學化與大發展的時期,號稱『唯楚有材,於斯為盛』。

近代以來嶽麓書院與時俱進,一度成為湖南維新志士的活動基地。

1903年嶽麓書院改制為高等學派,最終發展成為今天的湖南大學。

今天的嶽麓書院仍是湖南大學的重要組成以及長沙市的著名景點,不過宋代的文物已經難覓蹤影。

嶽麓書院朱張會講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