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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夏第二周期的後段出現了一個明顯的麻煩——地方軍事自治矛盾。
這個矛盾在第一周期裡已經出現，隻不過並不是當時的主要矛盾。
造成第一周期高峰結束的主要社會矛盾是社會思想管控不到位，社會倫理出了情況，沒有正常的道德規范了，出現了的『揚惡懲善』現象。
隨後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隻是這個主要矛盾得不到解決的結果，不是社會動蕩的原因。
但到了第二周期，當社會主體信仰建立之後，地方軍事自治的問題《problem》就成了法家皇權體系亟需解決的主要矛盾了。
由此華夏民族就進入了解決此矛盾的漫長探索期。
與此同時，中華歷史也就進入了第三個大的歷史波動周期。
針對這個矛盾，率先取得突破的是宋朝的開國皇帝趙匡胤。
他首先改革軍制，用一系列的軍事制度安排代替原來節度使制度，讓節度使這種軍事地方主官在制度層面上無法出現。
這個改革被後來的歷史證明是成功的，它有效地阻止了皇帝制度下『軍頭』的出現。
不過這個成功也是有限的。
雖然其解決了原來的矛盾，但隨之帶來的是由軍事實力的限制引起的『武德不強』之弊端。
所以從歷史上來說，這也僅是個成功了一半的方案，『按下了葫蘆，浮起了瓢』。
因此，創立了這種制衡軍事的宋朝並沒有統一天下的實力，華夏文明也沒有因此達到之前盛唐時代的文明高度。
這個事後來是如何解決的，我暫時按下不表，先講一個其它方面的事。
針對節度使之類的地方軍事自治之事，其實還有一個更隱蔽的東西藏在其中。
那就是地方上的強人如何放棄『自立為王』的想法，改為報效朝延呢？
也就是說，趙匡胤的軍事改革隻是從制度上鏟除了地方軍事隱患，還需要一個從思想上鏟除這個隱患的工具。
使天下眾人不僅不能，更是不想『擁兵自重』。
這個『不想』很重要，甚至有時是更重要的事。
這就牽出了在此歷史巨變期第二個重要的變革：理學的形成。
唐之後有一個很好的法家工具——科舉制。
它本身就是一個很好地吸收並改造人才想法的法家工具。
但是由於當時建設得不夠到位，彼時的科舉還不能像後世這般可以勝任在思想上鏟除強人『擁兵自重』，『另起爐灶』的想法。
比如，唐代的科舉重儒家五經，這五經讀起來本來門檻就高，不利於招收所有的天下強人進入科舉體制。
再比如，當時的科舉也並沒有給出為什麼一定要讀書當文官理論論述，它並沒有形成一種『強制性』的思想約束。
這些內容都在限制科舉的普及以及對天下眾人的思想改造。
而這些局限隨著理學的形成，得到了很好的解決。
理學首先解決了天下有識之士應該做什麼的問題《question》。
這點它是向禪宗那裡借鑒引進的。
它借鑒了宗教信仰的方式、方法，像佛教給百姓樹立行為準則、人生意義一樣，給所有天下有識之士建立了一整套『讀書為官』的信仰與人生意義。
回答了為什麼要從小讀聖賢書，長大為官的理由，解決了『讀聖賢書』的理論問題《matter》。
簡單說，禪宗是百姓的信仰，理學是士人的信仰。
兩者都為法家的皇權制度服務。
其次，理學的出現還解決了一個次要的事。
那就是科舉的『教科書』與『教學綱領』之事。
經過理學的整理與解釋，之前儒家五經的解讀至此有了統一的理解體系，簡化版的入門讀物四書也隨之形成。
這樣，備考的仕人們一方面有了更為簡單的四書作入門教材，又有了一套完整並統一的釋經話語，並且在哲學上也是完整、自治的，甚至要領得當還可以作為一門信仰來追隨、踐行。
這樣，隨著周敦頤、程顥和程頤二兄弟建設，最後到了南宋理學集大成者朱熹的出現，理學的整體體系建設就算完成了。
它形成一整套從哲學到政治，再到人生意義之類的信仰事宜的完整學科體系。
像禪宗一樣，構建成了一個『讀書人的宗教信仰』。
並且與禪宗一起組建成了『禪理二元』的華夏社會思想體系。
這裡的『禪理二元』是指，在華夏社會出現了，進可『理學』，退則『禪宗』的思想格局：即一人如果有抱負，可以學『理』通過科舉從政，實現抱負；如果沒有抱負或科舉考不上，抱負不可求，那麼亦可在思想上退而求『禪』。
這樣好歹有個落念，有個終生的思想歸宿。
如此，『禪理二元』的關系就是一種互補、進退關系。
身在華夏社會之人莫不受此兩者影響，可謂『天下，非禪即理』。
這也是法家在思想領域的又一次偉大創舉。
它從禪宗中學習、借鑒，又結合原本儒家的話語體系，非常成功地給了社會強者打造出一套完整的人生信仰和道德標準。
從根子上鏟除了人們『另立為王』的思想基礎。
這一點，可以在後世《明初》的著名小說《水滸傳》中的招安一事上表現得淋漓盡致。
至此天下人莫不盡忠於法家治下的皇權社會，『有二心』這事就成了哲學和信仰上的死解。
在理學很好地處理了『節度使』的思想根源之後，之前提到因軍事制衡而產生的武力孱弱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剩下的隻是歷史在等待一次全面的武力爆發，就可以完成這整個改造的閉壞了。
這時候就該成吉思汗出場了。
成吉思汗以及蒙古的軍事制度的出現，就給這個漫長的歷史探索期打上了最後一塊補丁，使整個唐之後的『軍頭』困局得到徹底的解決，即『既強又無二心』。
華夏文明也結束了巨變期，從此走上了又一輪的上升期。
這一輪的上升期是理學、軍事制衡制度與尚武外張回歸這三者的結合和全面占據華夏世界的時期。
到了公元1368年明朝的建立，達到了顛峰。
無論在思想還是軍事，亦或是政治制度上，這時期的華夏都是一次全新高度與整合。
可以說此時的法家制度到達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好像』沒什麼可以補缺的，是一種『歷史在此終結了』般的狀態。
然而後續的歷史又告訴我們，新的隱患又暗藏在其中。
第一點，理學對人思想的約束性造就了整個社會的整體保守性；第二點，理學『重書本《儒學經典》，輕實踐』的哲學根基，造成了全體知識分子不重視實踐，不實事求是的觀念；第三點，歷史終結論的盛行，造成全社會不思進取和對外來知識與經驗的蔑視。
這些隱患在『土木堡之變』之後逐漸顯現。
縱然有王陽明這類的心學創立者這樣的改革派，試圖對整個理學進行革命。
但最終其還是沒能完成對理學徹底改造這樣的歷史任務，沒有實現理論上的突破。
最後整個華夏社會依舊在宋明理學的籠罩下，然後就慢慢地步入了衰退期。
這個衰退期經歷391年，於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才結束。
至此華夏歷史的第三個歷史周期正式結束，華夏歷史也就進入了全新的巨變期。
但此巨變期不同以往。
在這個巨變期中，誕生了現代化版本華夏的中國。
華夏歷史也逐步進入了中國歷史的歷史進程。
直到1976年這個巨變期才算結束，才算讓中國真正找到了適合中國現代化的路子，開啟了全新的歷史局面。
最後額外再說一下，從這三個長達數千年的波動周期可以看出，意識形態與軍事是整個政治的核心。
這印證了古話：『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我認為，華夏整個三個周期的歷史波動恐怕是對這句話最好的註釋了吧。